李晓明在1989年六四期间，是戒严部队的一名中尉。他是仅有的几个公开谴责六四镇压的戒严部队成员之一。最近，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六四期间军队发枪发子弹，但高层并没有直接下令开枪。请听本台记者王允对李晓明的专访。
记者：您当时是戒严部队的成员，是吗？
李晓明：1989年，我是在39军116师高炮团一营二连任雷达站站长，驻地在辽宁省海城市。
记者：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了戒严部队的一部分，又是在什么时候从营地开拔，到北京的？
李：我们是在5月20日接到命令的，最开始接受的命令是说沈阳有上街游行，让我们去维护社会秩序。去的路上，命令又改了，改去山海关。最后下达的命令是去北京，执行戒严任务。
我们部队的具体任务是去使馆区，保护领事馆的安全。在6月3日之前，大部分部队都是驻扎在北京郊区。
记者：你们在郊区驻扎了多久，才进入北京市区的？
李：是6月3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准点地到达天安门广场集合。6月3日下午，就开始进发了。
记者：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当你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李：我们到北京郊区驻扎的时候，已经发了枪，但并没有立即发子弹。但是到6月3日下午5、6点钟，我们就发子弹了。但没有具体下命令开枪。
记者：当你拿到子弹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既然是不惜代价，你是不是想到了，有可能是要开枪的？
李：作为一个正常人来理解，发枪发子弹，就意味着，开枪是“不惜一切代价”包含的一种选择吧。
记者：作为军人而言，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如果开枪，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李：我是从地方上考入了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某种意义上，我也算学生吧，部队上我们被俗称为学生官，既是军人，又是学生。
作为我个人的思想，我还是比较同情学生。如果我当时在北京的话，我也可能象学生一样，上街游行，去争取自由、民主，反对腐化。
记者：你们的部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有受到阻挠吗？
李：我们39军116师当时算是全军最好的部队之一，所以中央军委非常重视，我们本来应该是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但是，我们的师长在6月3日晚上穿着便服，和几个参谋去前方，可能看到了一些情况。所以，他回来就对参谋说，我收不到上级的命令。所以，我们部队一直是在郊区游荡，没有准时进入天安门广场。
直到6月5日早晨，从天安门广场来了38军军务处处长，开着卡车，应该说是押着我们去天安门广场。6月5日，116师才进入到天安门广场。
但是之前，116师步兵团37团，团长是艾虎生，领着他们的士兵，上了刺刀、喊着口号、唱着歌，只有这一个团准时到达了天安门广场。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6月5日才到了天安门广场。
记者：6月5日清晨到达广场的时候，您所看到的是什么？
李：当时已经清完场了，但是地上还有很多垃圾、帐篷。我在垃圾堆里翻了翻，看到一条紧身裤上有一个弹洞，有个花棉袄上有血迹，但我没有看到尸体。
不过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看到装甲车或坦克车把柱子都已经压碎了。地上还有很多装甲车的履带压过的痕迹。我们的士兵去打扫卫生，回来就跟我说，站长，我在地上看到好几滩血迹。
记者：你们有没有从其他部队听到那个关键时段（6月3日晚上至4日临晨）的一些事情？
李：当时，我们部队是从东边来的，所以几乎没怎么开枪。但是，我知道27军、38军，他们从西边来的，在木樨地开枪，这有很多录像或照片，还有口述作证。应该是杀死杀伤了很多人。
记者：您怎么看那些开枪的部队和士兵？
李：这么说吧，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完全没有开枪。我们是6月5日清晨往天安门广场进发，群众就在立交桥上喊法西斯，喊刽子手，甚至有扔砖头、石块砸我们军车；两边楼房也有人喊法西斯、刽子手。个别士兵有向桥上和两边建筑物开枪，不是很多，但具体伤人或死人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还是那个问题，你对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具体执行开枪任务的部队和士兵怎么看？
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都发枪、发子弹了，高级军官象师长、团长，甚至连长、排长，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命令。假如我作为一个连长，“不惜一切代价”就包括开枪。但开枪也有个怎么开枪的问题。你是向天上开枪，吓唬人家，还是直接向人群开枪，杀伤人呢？
将来如果还原历史真相，你不可能从官方，或是从文件上，发现直接开枪的命令；最多是说，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准点进到天安门广场。我觉得，当时高层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高层就把责任推到下边，就看下边这些人如何理解了。
大部分士兵应该是往天上开枪，但可能有个别士兵，他一个人拿着冲锋枪，一个弹夹就是三十发子弹，就可以杀死几十人或杀伤几十人。
记者：天安门广场上就在那一两天中，因为部队开枪而死伤的普通民众，包括学生，有多少人？
李：虽然我看到了一些间接证据，包括血迹、枪洞这些东西，但我没有看到任何尸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如果未来六四平反了，上法庭，我可以作为一个证人。就是当时，有个战士回来对我们说，他往人群里打了一梭子子弹，我想杀伤十几个应该是没问题。我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记者：你们的部队实际上是消极抵抗，事件之后，你们的师长有没有受到处罚？
李：没有直接的处罚。本来我们116师是全国最好的部队之一，我们的师长是很有前途往上升的，但是后来是变相处罚了，就是让他转业回家了，就是把他的前途断送了。
记者：有没有因为开枪而受到升迁的人？
李：六四之后回去，部队里就开始评功授奖，有一些人就搞一些事迹，这样的士兵就直接提干了。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王允 编辑：申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