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是《圣经》里的怪兽，被西方政治学者用来指代强势的政府权力。近一年来，中国政府延续习近平掌权之后的一系列做法，在经济、教育、文化等社会多个层面将政府的控制推向极致，让人感到一头权力的利维坦怪兽正在虎视眈眈。那么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这是萦绕在很多人心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三集专题报道的第一集。
9月23日，秋分，与往年的秋分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
傍晚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除了习近平向全国农民祝贺第四个“丰收节”，中国代表在联合国阐述中国人权理念外，全中国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事。
在这平静的一天中，位于中国南方上海的复旦大学一场普通的文学讲座却被突然叫停。
著名的文学教授许子东以小说《白鹿原》为主题的线上讲座，才开始二十多分钟，就由于学生拍照向复旦校方举报，被迫中止了网络直播，原因是直播没有提前报备。
一场讲座被校方的行政命令中止在中国似乎无足轻重，事件本身也如一滴水掉入大海，在中国媒体上没有任何回响，只在微博等社媒上偶有涟漪。
" 最后的武士 "
但身在北京的政治学者吴强却明显感觉出这滴水的重量，“实际上，现在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已经变化了，已经不是教学相长，或者是传统的教学关系，现在的学生听课已经变成是在审查了。”
在吴强看来，许子东这个案例反映了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学术思想控制的加剧。他强调，对学术界的控制从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9号文件就开始了。这份名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中提到了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六大挑战，其中第一条谈及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主要方式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
作为这种控制的表现之一，吴强用了一个词，“清洗”，而他本人就是这种清洗的受害者。
吴强于2008年获得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从2009年开始在重建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担任教师，2014年他因为对香港“占中运动”进行学术调查，遭到清华大学解聘，但直到今年初，他才收到正式的解聘通知，并且被禁止进入清华园。
在提出劳动仲裁被驳回后，吴强于今年六月对清华大学提出了起诉，要求后者补发过去六年停职待岗期间的工资及社保金等，并恢复教研工作。
“这当然是一种反守为攻的方式，我也在试图缓解这种压力，否则的话我的出版、我的言论会继续受到限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回到清华就不会受到限制，但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尊严，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吴强说。
吴强坚守作为学者的尊严的另一种方式是顶着压力继续写作和对外发声。他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对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万马齐喑氛围的一种矫正。吴强告诉记者，北京外交圈的人为此称他为“最后的武士”。
但学术体制里的种种限制早已不限于吴强这种有话要说的学者。在学术链条的末端，那些刚刚接受启蒙的大学生们也正在遭受着一波紧似一波的思想钳制。
高教虚影围剿下的青春
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化名的东北某综合大学大三学生姬叶感觉自己真实的青春正在遭受老师、课程和教材所构成的虚影多重围剿。
姬叶有一次问教《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简称“毛概”）的老师，“老师，你上课讲的这些东西你都信吗？”他的老师暗示性地给予了否定。
但这种说不清真相的思想政治课却在层层加码，“是在这个秋天，大三的学生突然被加了‘习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这门课，直接就被加到课程表里，”姬叶补充说。
包括毛概课和习思想这两门课在内，姬叶和他的同学们上过的和正在上的思想政治课总共有六门，其中有一门是每周必须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观看的《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
大学生们普遍比较抗拒铺天盖地的思政课。“同学们就是在课堂上玩手机，睡觉，做其他科的作业，闲聊之类的，还有大量的逃课同学，只有坐在前几排的同学比较认真，但那也只是为了给老师一个好印象，便于期末考高分为了保研，”姬叶这样描述说。
不仅如此，姬叶对学科教材也充满了狐疑。他正在使用的《发展经济学》课本是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简称“马工程”）。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教育部的网站上，记者发现，目前已经出版的“马工程”教材多达73种，覆盖历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经济学、法学、文学、考古学、管理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和新闻学等大多数人文社科门类。
吴强比较了解这些统编教材使用的背景，他解释说，“大概十年前就开始了，五年前正式地在人文、社科的基础课程里只允许用指定的教材、统一的教材，教材的控制也是前所未有的，要求这种统一化。这些教材都是扭曲的、政治化的，重新编撰的这些教材却要强制使用。”
急转直下的媒体自由
同样作为思想和信息的载体，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媒体的出口也在今年进一步收缩。
中国金融学者、《金融的真相》一书作者贺江兵原在新京报、凤凰网等平台上有自己的金融专栏，但他不愿意按照编辑的要求修改，近一年已经没有在上面发表文章。对现在外界的财经评论，他观察到，“今年我看到的都是一些极左的评论，而且基本上都是一个声音了，在财经领域也开始反美，比如说拉闸限电，他给引导的是（和美国）争夺定价权。”
贺江兵的这种观察反映出财经媒体的窘境。国家网信办在八月底宣布，开展为期两个月商业网站平台和财经类自媒体的整治，其中把唱衰中国经济、唱空金融市场列为违规行为。
实际上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多次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媒体和自媒体的钳制。国家网信办在今年1月底就发出通知，要求确保自媒体等网路平台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让网路“正能量充沛”。中国发改委又在10月份发布《中国2021年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等等。
所谓“正能量充沛”的媒体环境，实际是媒体自由急转直下。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在社媒上讽刺反映朝鲜战争的电影《长津湖》中的“冰雕连”为“沙雕连”（“沙雕”为网络用语，意指愚蠢），于十月初被警方以“侮辱烈士罪”被刑事拘留。
对 " 左转 " 的不同看法
政府权力对思想界、媒体界喊杀声阵阵的同时，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一波范围更大、力度更加严厉的管控。
以去年蚂蚁上市被叫停为起点，中国政府一年来先后整治了阿里、滴滴等大型民营科技企业；超过两万亿人民币市值规模的校外培训产业也几乎全行业被一锅端；教育部要求“习思想”进入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阶段的课程体系；以吴亦凡被抓捕等明星事件为标志，娱乐圈更遭到空前的整肃，唐嫣、孙俪等数十位当红明星还赴上海党校参加了艺德培训班。
对这些现象，中国多家官媒在八月底同时转发作者“李光满”的时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用严厉的口吻警告说，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文章不但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还明确宣称要向社会主义本质回归。
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明确对立，牵动了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外界惊呼，左的运动又来了，甚至有人把这篇文章比作文革2.0版的檄文。
远在英国的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也在观察这些变化，他虽然对把这些现象统称为“左转”有些保留，但也不反对，“如果一定要用不确切的简化描述，叫它‘左’大概是更对的。就如同人们把文化大革命称为极左，把四人帮叫极左，它现在的方向就和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况是相似的。”
许成钢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坐在他位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上午明亮的天光把他外套和围巾的纹理也照得清晰。五十一年前文革如火如荼的时期，不满二十岁的许成钢在北大荒插队，因为撰写《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认为中国在“左转”的观点，似乎是习近平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外界的共识。中国民间智库“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的创办人李凡2013年在习近平上台后不久，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中国民众有往左转的集体期待，因为新一届政府并没有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让他们认为左转是比自由民主更好的选择；而中国政府正在顺应民众的这种选择。
尽管中国也许大部分民众对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深恶痛绝，但是民间还是有不少人对这种左转的选择做出多种呼应。2018年夏季，一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大学生，加入了声援深圳佳士罢工运动的行列。其中北大应届毕业生声岳昕当时发表公开信，表示声援团成员都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
2019年底出现的以为外卖配送员维权为宗旨的组织“骑士联盟”也打着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旗号，内部的信息群里不时交流着国内外马列毛主义和革命左翼的信息。
吊诡的是，“左倾”的民众并不都认为中国政府是在左转。骑士联盟一位前成员因为安全原因化名“掘墓人”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他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和左转恰恰相反，最近中共的举措恰恰是习近平独裁政权加大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
同时他也不认同中国政府那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政府当然要维持自己‘合法’的外衣，借用毛时代的红色话语蒙骗广大人民，但稍作分析就可得出，他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说是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利益。”
事实上，2018年的深圳佳士工人罢工被当地警方迅速镇压，二十名工人被刑拘，支持他们的多位高校马会成员也在2019年初受牵连被抓。同样的，今年春节刚过，骑士联盟的“盟主”陈国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名抓捕，至今仍关押在狱中。外界把这一行动看作是政府与资方联合打压劳工阶层。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