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现在是人口超过一千七百万的特大城市。在广州与香港之间建一座特大城市，完全没有必要，也不是梁湘、吴南生等深圳特区开发者的本意。按照深圳市和广东省特区办公室规划，深圳特区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控制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梁湘开拓特区，不在于盖起一片高楼，造就一座繁华城市，而在于：深圳特区的开拓，为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一扇窗户，让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呼吸窗外吹进来的新鲜空气，甚至把窗外的人请进屋里，听他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从而推动实现国家体制的变革。
现在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年以梁湘为首的经济特区开拓者，却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深圳特区诞生之初，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便是被指控为是丧权辱国的“租界”。
1982年元旦刚过，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丁励松把我叫去，说请我报道新成立的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任务是为特区总结经验。他告诉我：写作班子是按陈云的指示精神而组建的。
我一时愕然，特区建立只不过一年零几个月，一切才刚刚开始，深圳那一片荒芜的土地，正等待开发，怎么就急急忙忙地总结经验呢！
丁励松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198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会上专门就特区问题讲了一番话：他说：“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他强调“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一听就明白，陈云要向特区发难了。总结经验是虚晃一枪，陈云的本意是：“不能增加”新的特区，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秦文俊、丁励松等省特区办的几位秀才，躲进深圳新园招待所，绞尽脑汁，苦熬了十几天，写出了一篇总结经验的报告，送交陈云副主席。作为对总结报告的回应，陈云抛出了一篇文章《租界的由来》。
《租界的由来》发表于《解放军报》，由上海《文汇报》转载。该文一千多字，斥责当年晚清政府让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建立国中之国租界的卖国行为，文章的矛头直指划出一块地方引进外资，并给外资企业以经营自主权的经济特区。
文章在深圳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和恐慌。办经济特区与卖国画上了等号，文章发表后，有人将梁湘比作晚清推动洋务运动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李鸿章。“特区”即等于“租界”，特区领导等于李鸿章，这在政治上置经济特区于死地的结论，令所有的特区工作者胆战心惊，人们对特区的合法性和特区的前景充满了忧虑。许多热心的特区建设者裹足不前了，许多前来考察的外商打消了他们的投资意向。
将“特区”与“租界”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在一起，是我所见到的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对新生经济特区的攻击中，最为荒唐、武断、浅薄的理论。甚至谈不上什么理论，只是出于偏见与无知，必欲扼杀这个新生事物于摇篮之中，已到了急不可待、口不择言的地步。
“租界”论出笼后不久，一个打击经济犯罪的浪潮又向着特区铺天盖地而来。在深圳，凡与外商接触者，皆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当时，运用深圳的特殊政策引进外资成效卓著的电子工业部驻深圳的第四分部经理，便因“走私”、“贪污”等罪名，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插手下，锒铛入狱了。
陈云抛出“租界”论，是经济特区建设之初，第一回合斗争。陈云从未到过经济特区，只派他的夫人于若木到深圳。于若木是营养学专家，她不是到特区考察营养学。她两次到深圳都住在银湖中心，频频找人交谈，谈些什么不得而知。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刚刚诞生的深圳特区。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它的否定多于对它的肯定，对它的扼杀多于对它的支持。一些内地的老干部来到深圳，痛哭流涕，指责道：除了罗湖桥头的五星红旗，深圳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啦，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地方啊，你们却让外国人和资本家进来，剥削我们的同胞，这是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而这些老干部痛哭流涕后，便急切要求深圳市政府为他们开一张边防通行证，托人换一些港币，直奔香港与深圳共管的沙头角镇，到中英街港英那边的商店，超量购买产自资本主义的商品——新款服装、尼龙丝袜、折叠伞、速食面等等。
“租界”论，在特区建设的最初十年里，一直是个阴影，笼罩在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的头上。直到1992年7月23日，陈云发表文章，悼念去世的李先念。文章说：“先念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和不断探索和解决新问题。”陈云的这篇文章，算是对经济特区有了重新认识，但此时他对特区的干扰已长达十年之久。
人们很难想象，梁湘那几年是怎样承受了这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退却，硬是挺过来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梁湘在巨大的压力下，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缩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由“管制”改变为“服务”。1985年，梁湘在赵紫阳的支持下，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联手，着手将香港的司法与行政管理体制移植到深圳。如果实现，深圳便成为中国首座不设人大与政协的城市，而以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的立法会、最高法院、廉政公署取代。我曾经参加深圳与香港新华社的高层小范围、高度保密的就移植香港体制举行的讨论会，为与会者的大胆设想和规划感佩不已。可惜，梁湘1986年5月被免职，人去政息，此事便没有了下文。
梁湘为了推行他的“特事特办”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他从未主动攻击任何人，都是在招架别人的攻击，在被迫自卫时与攻击他的人结下了怨恨。国家计委有位委员叫勇龙桂，是陈云的马仔，“鸟笼经济”的吹鼓手，专门来深圳发难，他在深圳市委汇报会上，阴阳怪气，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过梁湘也没给他好脸色看，毫不退让的回击他的责难，让他在深圳碰了一鼻子灰。我还曾看见，在1984年举行的特区工作会议上，梁湘舆国务委员、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谷牧为深圳是否基建规模过大，是否该整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大家都动了气。老牛也有发火的时候，我当时为梁湘捏了一把汗。
梁湘在深圳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他率领特区开拓者独立完成的。当梁湘和深圳特区面临艰难局面，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口，人们没有见到邓小平站出来，为梁湘和深圳讲过一句话。了解中南海诡秘政治的人都明白，邓小平不把对深圳的支持付诸于行动，是为自己留下回旋的空间：如果深圳成功了，那是他的功绩；一旦失败，他可全身而退。唯有当深圳的改革连保守势力也不得不认可，人们才听到“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的歌声乍然响起，听到他开口讲：“深圳是我的实验。”
1985年下半年，梁湘下台了。这一年他六十九岁，中共中央免去他深圳的一切党政职务。他因“超龄”而被免职，两年后，却又以七十一岁高龄，出任海南省长。
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是谷牧的儿女亲家李灏。这一安排是谷牧对李灏的酬庸和补偿。李灏是广东电白人，曾任谷牧的秘书，后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谷牧的儿子是京城有名的恶少，有一天偷了一把枪玩，走火打死了李灏的儿子，谷牧为补偿对李家的歉疚，便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娶了李家的女儿，继而又行使自己对特区干部的任命权，安排李灏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梁湘“四个为主”的特区建设方针，改为“压、抓、上、求”，即“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无论什么人一看就清楚，李灏的方针，“特”字荡然无存，适用于任何城市建设，哪里是特区的建设方针！李灏干的第二件事是，将深圳市政建设规划预留的城市绿化地，大片批给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等中央权贵子女，废弃了梁湘确立的“规划就是法律”的信条。几年后，李灏攀上了邓小平，谷牧退休，李灏便将谷牧一脚踢开，让女儿与谷牧的儿子离了婚，算是报了杀子之仇。
自从深圳没有了梁湘，他的继任人李灏就把深圳变作只是一座城市，而不再是经济特区了。深圳经济特区从那时起便由发展走向衰亡。
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深圳特区创建三十周年的之际，拆除将特区与内地分隔的“二线”。
“二线”又叫深圳特区管理线，于1985年3月建成，全长八十四点六公里，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将特区与非特区隔离，进入特区要经过二线上设立的关口，出示有效通行证。二线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特事特办了的历史见证，兴建二线，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特区，更有利于特区外引内联，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利于在特区内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但二线建成不久便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不久便形同虚设。2018年1月6日，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二线正式被拆除。二线迟早被拆除，但那应该是在整个中国都推广实行特区的成功实验的时候。此时拆除，其象征意义，只能是宣布特区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拆除“二线”，可视作深圳由“特事特办”的特区，变成了与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区别的象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论断：深圳作为一座城市仍在发展，但作为经济特区已经衰亡。
同样走入衰亡的，还有珠海、汕头、厦门特区。
（六）
深圳特区创建之初，我经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
其一：从香港来了“第一个吃螃蟹人”。
深圳特区有一家竹园宾馆。竹园宾馆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投资的外商是香港妙丽集团主席刘天就先生。
1980年，赵紫阳首次到深圳特区视察，听了市领导的汇报，称刘天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吃的是“中国螃蟹”。
竹园宾馆前身是宝安县的一家招待所，有前后两幢楼，六、七十个房间。宝安县改制为深圳市后，那两幢楼由市饮食服务公司管理，设施简陋，经营状况不好。
1979年底，刘天就听说深圳要建经济特区，出于商人对经济的敏感，也出于好奇心，就跨过罗湖桥，到深圳参观。那时，到深圳考察的外商凤毛麟角，刘天就到深圳，惊动了饮食服务公司的领导，便上门招待他。刘天就看中了竹园这个地方，几经商谈，决定投资三百万港币，与深圳方面合资经营，竹园宾馆于焉诞生了。
三百万元港币，对当年的深圳市来讲，不算多也不算少。问题不在于钱多少，它是深圳引进的第一笔外资，其产生的良好影响，远大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饮食服务公司派了一位很有头脑的经理温富，与身为竹园宾馆董事长的刘天就合作，生意日渐兴隆，不出一年，刘天就便有利可图。竹园宾馆引进了香港的企业管理方法，实行崭新的用工制度——员工合同制和岗位责任制，员工不称职或者给企业造成损失，便要被解雇，卷铺盖走人，“炒鱿鱼”一词便由此在中国诞生。报纸、电视、电台争相宣传，一时间，竹园宾馆名声大噪，刘天就名利双收。他感到：中国螃蟹，味道不错，值得继续吃下去。
1980年元旦过后，刘天就又找到深圳房产局副局长骆锦星接洽。1月8日，双方拟定了深圳方面以土地入股，刘天就以资金入股的“补偿贸易”合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在中国第一次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四万元的开办费由刘天就垫资。深圳提出要占85%的利润分成，刘天就占15%，刘天就爽快地答应了。让深圳方面没想到的是，房子还没建好，刘天就以每平方米两千七百三十元的价格在香港预售，所有房子销售一空，中国从此又诞生了“卖楼花”的经营概念。这个项目就是中国最早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
我作为常驻深圳特区的记者，自然对特区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有兴趣，竹园宾馆也成了我报导的重点。我与刘天就交上了朋友，同他长谈过一次，写成一篇人物专访，题目就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久，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他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委员。他更是踌躇满志了。每次到深圳，都开着他的“劳思莱斯”，风光一番。
刘天就是浙江宁波人氏，自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小商人，在江浙沪一带跑单帮，家境虽不富裕却也殷实。中共接收大陆政权前夕，刘天就怕“共产”，就带着一万美元，跑到香港闯天下。他最早经营的生意是“二天油”，一种类似“万金油”的外用药。后来做皮鞋、手袋、百货生意，创立了“妙丽集团”，在港岛、九龙及加拿大都有商店或工厂。生意做大了，又涉足媒体，收购了《天天日报》，1982年，这份报纸发行量超过十万分，居香港报纸发行量第三名。他在深圳投资尝到了甜头，又在惠州大举投资，与当地合资经营宾馆和皮鞋、手袋厂。
不过刘天就在深圳的风光日子很短，原因是他在香港的经营出了问题。1984年，刘天就的妙丽集团陷入财务危机，《天天日报》被迫出售给合伙人韦建邦。1984年12月11日，刘天就在香港宣告破产。他的竹园宾馆股权也全部转让给深圳。这次他到深圳，乘坐的已经不是“劳斯莱斯”，而是在罗湖口岸乘一辆揽客的低档出租车。我到竹园宾馆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是“程先生你还认得我吗？”一句话道尽了他内心的酸楚。我试图帮助他，找市政府秘书长邹尔康，看能否说服银行贷点款，让他渡过难关。但他已经破产，无信用、无抵押，谁也救不了他。
刘天就败走深圳后，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但老一代深圳人仍记得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其二：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不仅来了如刘天就这样的投资者，也吸引来一些经济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有一位雕塑家，名叫滕文金，到深圳落户来了。滕文金，山东人，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广东省第二轻工业厅属下的工艺美术公司工作。他擅长木雕，对石雕、泥雕等也颇有造诣，所雕人物、动物栩栩如生，在全国雕塑界有些名气。
雕塑家是打扮城市的人，既然来到深圳，就要为美化深圳作点贡献。那时的深圳，破烂不堪，别说雕塑，街头宣传画都不多见，毫无艺术气息可言。滕文金认为，深圳是特区，总该禁忌少点。他大著胆子为工人文化宫创作了一尊“美人鱼”雕塑，真人般大小，安放在文化宫广场的喷水池里。
那尊“美人鱼”上半身是“维纳斯”，淡淡的忧愁，淡淡的笑；下半身是鱼的尾巴，伸向水面。全世界的“维纳斯”都是不穿衣服的，这就惹来了麻烦。
老百姓对这条美人鱼是很喜欢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到了喷水池，都要驻足良久，欣赏一番。“美人鱼”和“维纳斯”一样，给人以纯洁、善良、自由、平和的美感，绝不会令人产生邪念，谁也不会因为看了那光着上身的“美人鱼”，就会去强奸、杀人，扰乱社会治安。“美人鱼”的造型也并非完全移植“维纳斯”，藤文金自小生长在山东海边，渔家姑娘坐在渔船旁憩息时恬静的神韵，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美人鱼”的厄运来了，谁叫她不穿衣服呢。但是，如果穿上衣服，还叫“美人鱼”吗？。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责令工人文化宫拆除“美人鱼”雕塑，因为“有伤风化”、“毒化特区社会风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东西有立足之地”云云，这跟藤文金想象的“特区总该禁忌少点”完全相反。
“美人鱼”是藤文金的“女儿”。他心疼女儿，他要保护女儿。他多次找宣传部的领导理论、抗争，宣传部毫不动摇，向藤文金宣告，中央指示：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不是文化特区，不是意识形态特区。藤文金差点要被宣布为不受特区欢迎的人。
其实，文化宫的领导思想也不通，迟迟未动手去拆那座雕塑。有天早上，我路过“美人鱼”身旁，发现她的上半身被密密麻麻的塑胶带子缠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盯住过往的行人。像是在挣扎，却动弹不得；像是在呼喊，却出不了声。可怜的“美人鱼”，可怜的孩子！
街上的行人都感到奇怪。站在“美人鱼”前面指指点点的人反而更多。看到那一层塑胶带子，就想到“美人鱼”因为没穿衣服才被捆绑，本来毫无邪念的人，反而要好奇地探究被塑胶带子裹着的乳房是什么样了。
几天以后，“美人鱼”不见了。喷水池中，剩下被大锤、钢钎砸得布满碎片的底座。“美人鱼”哪里去了？藤文金着急了，急得团团转，四处打听。我去找文化宫的领导，打听到，“美人鱼”被扔进文化宫一个堆放文具、杂物的棚子里。我拉着滕文金去看，藤文金像是去探视他惨遭冤狱的女儿。门锁着，我们俩搬来几块砖头垫在脚下，把头伸向门与屋檐间的缝隙，见“美人鱼”躺在杂物堆中，仍被捆绑着，手臂和尾巴已折断，遍体鳞伤。藤文金不忍再看下去。我对藤文金说：“这孩子关在棚子里，怕是更容易遭受歹人奸污。”藤文金说：“他已经被奸污了！”
“美人鱼”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遭遇引人深思。难道“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仅仅指的是指经济领域吗？看来，曲折迂回的路还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特区离理想的未来还远着呢。
其三：1981年下半年，深圳发生了一起“拆招牌事件”，轰动了全国，远播至全世界。在特区建设之初，算是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小插曲。
当年，最早在深圳特区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闻单位有三家，一是新华通讯社，二是《南方日报》，三是我所服务的《羊城晚报》。新华社和《南方日报》分别租用香港招商局深圳办事处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羊城晚报》则在市文化局大楼租赁了一间房子。我们都在各自的大门上挂了牌子。
《南方日报》记者站长李通波写了一篇稿子，综述深圳的反走私斗争。稿中批评了罗湖区一个街道办事处下属一家公司。第二天，公司的经理就吵上门来，指着李通波的鼻子，大骂稿件失实，叫李通波登报更正、道歉，否则，就拆走《南方日报》记者站的牌子。
报纸刊登批评稿件，遭当事者投诉，是常有的事。李通波自信稿件没错，便没有理睬他，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谁知那位经理说到做到，第二天，他见报纸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更正、道歉，就真的把《南方日报》记者站的牌子拆了下来，背回家去。事后他觉得有点不妥，晚上又悄悄的把牌子背回来，扔在地上。路人看那牌子满是污垢，像是被人踏了两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这几位驻深圳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气愤。这还了得！堂堂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派出机构的牌子说拆就拆，如此下去，其他新闻单位的牌子也难免有被拆的一天，我们还怎么样在深圳开展工作？我主张教训那位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的经理。李通波自然也气鼓鼓的，但他颇有修养，把牌子捡回来，挂回原处，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我心有不甘。我想，那位经理应该是触犯法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有一条，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者，属犯罪。我就去调查那位经理的背景，群众反映，他是街道上的一个恶霸，曾霸占教师的住房，有一家小饭店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他也曾把人家的招牌拆走，逼得人家向他认错道歉，她还有走私和贪污受贿的问题。此等街霸式的人物，就是没有发生拆招牌事件，也该除掉的，何况他现在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虽然算不上什么“老虎”，总算得上是一只“苍蝇”。我现在就打一只“苍蝇”给大家看看。我马上写了一篇稿件，报导了《南方日报》记者站招牌被拆的经过，发回报社。然后我又去找市委副书记周鼎，请他过问此事。周鼎一听火了，说：这简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指示市委常委，纪检会主任刘波与罗湖区委书记叶澄海予以严肃查处
稿件一见报，事情就闹大了。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转发了这篇报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大小小报纸，几乎都予以刊登，香港十几家报纸无一遗漏，海外有一百多家各种文字的报纸刊登了这条消息。《南方日报》马上跟进，李通波连夜写稿，该报又登消息，又发评论，又开展专题讨论。北京有大人物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说《羊城晚报》的报导写得好，记者该受表扬。
这时，我反而有点迷惑了。拆招牌事件，无疑是有新闻价值的事，但闹得这样大，却是我始料不及。深圳特区正处于政治和经济都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时期，大家都用拆招牌事件大做文章，该不是有人拿这件事给特区抹黑吧？
幸好深圳市领导果断处理了此事。到省里开会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也认为有人小题大做，给新生的特区抹黑，他亲自过问了这件事。罗湖区委秉承市委指示，决定开除那位经理的党籍和公职。当区委征求我和李通波是否要将他逮捕法办时，我和李通波都表示：算了，手下留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位经理可怜了，他几次找李通波和我，躬着腰，差点跪下来，请求原谅。我和李通波商定，发一条最后处理的消息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不要把文章再做下去。
从此，我们几家新闻单位的招牌，神圣起来。路上行人经过招牌，都要绕道走，生怕一阵风把招牌吹掉下来，惹得一身说不清楚。连我记者站的汽车牌子也跟着沾光，有一次，我把汽车停在文化局院子里，挡了别人的路，一位文化局干部要拆汽车的牌子，刚好被我撞见，我大喝一声：为什么拆我汽车的牌子！他见到车子是我这位记者老爷停的，吓得忙不迭向我道歉，生怕再闹出一个拆招牌事件，弄得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拆新闻单位的招牌，是藐视新闻自由的行径，只有在一个政治落后的社会、思想愚昧的人群中才会发生。深圳虽然建立了经济特区，但特区的人仍处于思想愚昧的状态。更主要的，利用愚昧的人制造的事件，给特区抹黑，北京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与拆招牌的人，其实并没有区别。
其四：深圳特区建立之后，与深圳关系密切并从深圳攫取极大个人与家族利益的中共高层，除了邓小平，便是王震。
中共党内确有一些洁身自好的老一辈革命家，鉴别谁是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就看他们的子女有没有成为贪婪攫取国家财富的权贵集团成员。人们可以列出一串这些可敬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其中绝对没有王震。王震在中共老一辈中，是德行最坏的人之一，而他的名字，一直与深圳密不可分。
王震原本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最出名的是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带领部队在延安南泥湾垦荒。他的出名得利于中共歌唱家郭兰英唱的一首《南泥湾》：“花篮里花儿香……”，其实花篮里装的是罂粟花。中国自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百多年来谁胆敢大规模的在中国土地上种植鸦片？唯有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陈云领导下的中共后勤保障系统，便有专人向正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国人贩卖南泥湾种植的鸦片，为中共军队筹饷，以致陈云本身染上了鸦片瘾，终生享用中共特供鸦片。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开国少将，在抗战期间，就是在陈云的领导下，负责将延安三五九旅种植的鸦片贩卖到国统区。中共1949年建政之初，开垦南泥湾有功的王震，先后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他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下令枪杀不堪忍受超强度劳动集体逃跑的士兵和民工；担任农垦部长期间，统率数十万军人屯垦戍边，在新疆杀人无数，被称为“杀人王”。王震的一生不断叫嚣杀人，89六四血腥镇压，赤裸裸为解放军杀人叫好的就有王震。王震六四后地位蹿升，跻身中共“八老”之列，因为他坚决支持邓小平下令军队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
王震言行粗鄙。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有一次他到深圳听取市政府领导汇报特区规划远景，不一会儿尿急，他招呼也不打便站起来上厕所，一头钻进了女厕所，吓得正在如厕的女士抱头鼠窜。没人敢上前提醒或者拦住他，唯有他的小孙子高喊：爷爷不知羞，进女厕所啦。中共打江山的那一代，多以“大老粗”自居，言行粗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了坐江山的第二代、第三代，便附庸风雅了。王震的儿子王家三兄弟，出入高级会所，抽吕宋雪茄、打高尔夫，但粗鄙的基因还是继承他们老子的。1988年海南建省与广西通航，经营这条航线的是王震的一个儿子的公司，参加首航仪式的人到达广西晚间入住宾馆，王震的儿子便强拉白天采访过他的《海南日报》一位年轻女记者进自己的房间，女记者挣脱，不然就被他糟蹋了。
粗鄙的王震表达意见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198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两位记者，写了一篇颂扬王震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文章《还是那双眼睛》，文章写好送王震审阅，王震的秘书趁王震用完膳咬着牙签剔牙的时候读给他听。读完，秘书望着王震等他表态，只听王震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扯球淡”。秘书转过脸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记者说，王震同志对文章很满意可以发表。记者问秘书，王震对文章具体说了些什么？秘书回答：王震同志说“扯球淡”。弄得这两位记者一头雾水。
王震在位时，是前往深圳、珠海走动最勤的中央领导人。深圳、珠海都留着最好的别墅供王震一家居住，那些年王震花掉深圳、珠海多少钱，谁也数不清。王震在中央挂的是闲职，特区建设本与他无关，他对深圳的支持，换取的是他儿子在深圳攫取巨大利益。他的儿子进入深圳开办公司，他们想在深圳攫取的，无论项目、土地、资金，都唾手可得。王震家族成为暴富的权贵家族，其发家便从深圳、珠海特区开始。
但王震绝不是真心支持特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改革派。89六四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后出任海南省长、与王震建立了所谓很深个人关系的梁湘，因反对六四屠杀而蒙难。六四后李鹏一伙对改革派反攻倒算，以“有严重经济问题”囚禁和查办梁湘。梁湘写信向邓小平申诉不获理睬，又写信向王震申诉，希望王震帮助梁湘向邓小平伸冤。前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曾对我说：王震已经收到梁湘的申诉，凭梁湘与王震的个人关系，相信梁湘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谁知自始至终，王震也没有为梁湘说过一句话。反而，王震为了撇清与梁湘的关系，落井下石，要求中央对梁湘严厉处理，绝不留情。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