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多名中国家庭教会成员陆续遭到羁押。
3月10日，安徽省阜阳市的麦种归正教会，至少有2名信徒因“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遭警方行政拘留。据本台此前报道，这是自2018年中国《宗教事务条例》实施以来，公安机关首次以邪教之名指控家庭教会成员。
据信徒介绍，麦种归正教会一直坚持基督教正统信仰，拒绝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并积极参与宗教自由倡议。过去三年间，至少已有19名信徒被拘留。“三自教会”指的是被中国政府承认，且不受境外势力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教会。
中国政府长期以国家安全和中共利益为由控制宗教团体，不光是对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实施持续性压迫，包括酷刑和跨国镇压。针对基督教，特别是在家庭教会领域，也采取限制、压制甚至直接取缔的措施；习近平上任以来，更是积极推动宗教“中国化”，针对宗教活动层层打压。
为何中国家庭教会，常受政府打压或取缔？
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成立和服务信徒那么简单，还需要向国家的“爱国”宗教协会登记，才能避免被视为非法或邪教，免受处罚。
近年来对家庭教会最严重的打压，发生在2018年12月，警方大规模搜查四川省成都市的秋雨圣约教会，逮捕百余名信徒，最终取缔教会。一年后，该教会牧师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
自此，每年圣诞节和纪念上述事件的“12.9教案日”，秋雨圣约教会成员都会遭到当局大规模维稳。2024年12月，该教会副执事肖荦彪一家即因计划在家中举行圣诞庆祝活动，被成都警方阻止和传唤，理由是“涉嫌被依法撤销的社会团体，仍然以社会团体名义活动”。
不过，根据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Center for Religious Freedom）主任谢伊（Nina Shea）和为中国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Bob Fu）估计，中国1亿多名基督徒中，仅约3600万人在政府的管辖或控制下实践信仰；其余的人可能属于家庭或地下教会成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民调则显示，中国约有2千万名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约占中国成年人总数的2%。由此来看，基督徒可谓是中国最大的宗教少数群体。
今年40岁的王学光牧师是家中第三代基督徒，他在2024年移居至美国，曾在长春、沈阳、温州等地家庭教会中工作十余年；他介绍，“（我奶奶）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文革的时候被抓去游街、戴高帽，我们这个家庭被定为‘成分不好’。我小时候就感觉，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想不通、搞不明白。长大了以后，感受到中国基督教受到的打压，现在我才越来越明白怎么回事。”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督徒有每天早晨5点钟举行祷告会的习惯，推动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
“我很小记事的时候，早上4、5点钟，我们山东睡炕，我妈妈就起来为我们祷告，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王学光说。
中国家庭与地下教会的起源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2024年6月11日接受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原牧师王怡的儿子Joshua Wang访谈时表示，1949年以后，中国教会所有的困境、挣扎、艰难，还有它的全部信仰实践，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跟党走还是跟主走？”
据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017年的中国宗教自由报告，1949年中国共产党当政后，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并在1950年代成立了几个“爱国教会”，旨在切断中国与外国教会的关系，并建立起党和政府与中国数百万基督徒的联系，包括1954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1957年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隶属于这些组织的教会受“政审合格”的神职人员领导。
杨凤岗在上述的访谈中提到，1949年西方宣教士主导的宗派已预备撤出中国，他们给中国教会预备的方案，就是化整为零，建立“家庭教会”。但从1948年到1949年，这些大宗派教会已有所酝酿，开始推动建立家庭小组，就是为转向家庭和转向农村作准备。
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禁止一切宗教信仰，除了禁绝所有宗教活动外，还解散隶属于政府的宗教团体。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上世纪90至2000年代，中国经历了相对宽容开放的时期，不仅爱国教会得以恢复，政府还提供资金修复教堂和一些重要的宗教圣地。
根据谢伊和傅希秋2019年在《华尔街日报》的投书，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后，北京急于保持对西方市场的开放，因此在大城市选择性地容许家庭和地下教会的存在；农村的地下基督教团体则面临教堂被关闭和成员被大规模送进劳改营的困境。
研究北京与梵蒂冈关系的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教授李道明（Lawrence C. Reardon），在牛津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关于中国宗教管制的文章中写道，中国在1994年和2005年实施一系列新的宗教法规，允许官方认可的宗教活动，以加强道德标准并补充国家的社会福利职能。
但是，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崛起。这一发展令一些中共官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担忧，认为可能威胁到党的统治。
习近平治下宗教“中国化”的影响
杨凤岗指出，2012年习近平升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前后，一些中国宗教研究学者，如北京大学教授张志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公开呼吁基督教必须“中国化”。不仅宗教事务官员热情地响应这些学者的号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领袖也表示接受。
习近平首次在2015年采纳此一口号，并在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宣称，所有宗教都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最终，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把“中国化”确立为他治下的中国宗教政策特色，旨在确保宗教服从党国的领导，最新修订的第三版《宗教事务条例》也在2018年生效。
在新的“中国化”政策下，宗教场所必须升国旗，张贴“爱党，爱国，爱宗教”等标语和海报。
2017年，“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家庭教会已转为打压，因神学或其他原因拒绝向国家登记注册的宗教领袖和信众，面临礼拜活动场所被查封的风险，甚至可能遭到拘禁、殴打、失业甚至入狱。
镇压运动的典型特征通常包括突袭查经聚会或宗教仪式、抓捕数百名宗教领袖和信徒。在胡锦涛当政期间，绝大多数被捕的人经历短期的行政拘留后被释放，但每年仍有数十人被判处“劳教”或入狱。
杨凤岗在2024年1月18日美国《今日基督教》撰文指出，原本自2000年后，部分家庭教会被默许在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情况下，透过向政府登记的方式公开进行宗教活动，以分成较小群体的方式谨慎地聚会。但2018年后，只能以地下教会的形式存在。
他强调，2018年以来，中国当局关闭大量拒绝服从的家庭教会聚会点，包括著名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北京锡安教会、广州荣桂里教会和厦门巡司顶教会。公然反抗的家庭教会领导人受到人身骚扰、旅行限制、巨额罚款、驱逐住所、刑事拘留和监禁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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