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组织近日指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东非的石油探勘活动已在当地引发多重人权问题。当地人权团体向本台表示，无论是中国驻当地大使馆还是参与项目运营的中国国企，均拒绝对这些人权问题及其外部成本作出任何回应或采取措施处理。
近日，国际人权联盟（FIDH）、环境与发展公民响应组织（CRED）以及无国界律师组织（ASF），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中国最大海上油气生产运营商——中国海洋石油（简称中海油）在乌干达的石油开发项目，引发了严重人权侵害问题。报告指出，相关暴行包括性剥削、任意逮捕、勒索当地居民以及强制搬迁等。
自2006年乌干达阿尔伯特湖（The Lake Albert）发现大量石油储量以来，乌干达已成为全球石油勘探的重要热点之一。环境与发展公民响应组织执行主任巴希尔·特韦西吉（Bashir Twesigye）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针对原油开采引发的人权问题，中海油完全切断了与当地社区的沟通管道，导致在地公民团体无法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或干预，进一步加剧了人权危机。
特韦西吉说：“有消息指出，内部员工非常要求保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设施内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作为处理石油问题的民间社会组织，我们在过去的3、4年中，几乎未曾有办法与中海油进行任何互动，这与其合作伙伴道达尔能源（TotalEnergies）和东非原油管道（EACOP）形成鲜明对比，后两者每季度都会与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交流。”
当地公民代表：中国使馆与中海油拒绝和民众沟通
前述的人权报告点名，阿尔伯特湖周边的Tilenga（蒂伦加油田）和Kingfisher（翠鸟油田）是人权侵害的高发地。这些项目由法国道达尔能源集团作为主要投资方，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乌干达国家石油公司（UNOC）共同运营。连接乌干达油田和坦桑尼亚港口的东非原油管道。则是整个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目前仍处于融资与建设阶段。
报告认为，道达尔能源缺乏有效监管和中海油的现场行为，是导致人权侵害的主要原因。石油开发已经迫使数千人流离失所，当地民众依赖捕鱼和取水为生，但与油田项目相关的军队、警察及安保公司却强制实施捕鱼限制，并对居民及公民团体采取逮捕和勒索等压制行为。此外，与石油相关的新工作机会大多提供给年轻男性，导致女性遭遇经济排斥。许多女性不得不通过性交易换取自由售卖鱼类的权利，甚至以性行为换取在设施中的工作机会。
特韦西吉就此指出，由于中海油未提供有效的沟通管道，人权专员无法对人权侵害案件进行核实。同时，中海油的设施距离当地住宅区过近，导致社区居民不得不忍受噪音、水源污染和夜间光污染等多种困扰。而在无法与中海油直接反映的情况下，乌干达中国大使馆也并未提供当地公民团体陈情的管道。
特韦西吉表示：“我完全看不到追究北京责任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对民间社会保持关闭状态。目前，没有任何已知的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同时驻扎在中国并与乌干达的民间社会合作。相比之下，西方大使馆通常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并向民间组织提供资助，而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则完全没有提供类似的机会。作为一名民间社会领袖，我至今未曾有机会与中海油或中国大使馆的任何高级官员会面，讨论这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不干涉内政”成为回应人权问题的万灵丹
自2020年当地石油开采引发的人权问题被曝光后，道达尔能源曾作出回应，承诺与联合国机构合作改进相关程序。然而，中海油对此始终保持沉默，从未对相关问题作出任何回复。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任教授、曾任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和埃塞俄比亚大使的大卫·汉密尔顿·希恩（David Hamilton Shinn）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告诉记者，中海油很可能将当地的人权侵犯划归为乌干达当局的问题，因此以“踢皮球”的方式躲避课责。
希恩说：“我怀疑中海油和道达尔都认为，乌干达政府当局侵犯人权的问题不在他们的责任范围内，而且他们乐于与这些问题保持距离。……无论如何，中海油可能会采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不干涉其他国家政府的内政。”
对“一带一路”有研究的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国际事务学院助理教授林坤达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采行威权体制，民众难以对政府问责，这使得“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的运营更加不受管制。
林坤达说：“他们的人民就算遇到权利受损也没办法究责政府，所以中国跟这个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就取决于北京和乌干达执政者。乌干达的执政者又在这个项目中获利，所以这不会影响中乌关系。中国也不在意他在乌干达的声誉，因为乌干达人民也没办法向政府反应。”
北京与发展中国家利益交换下 人民权益成为牺牲品
与此同时，由于东非原油管道（EACOP）项目涉及人权和环境争议，其融资过程屡遭阻碍，已有超过20家银行拒绝参与。不过，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这类能源项目的投资却表现出高度兴趣。
林坤达就此分析表示，中国国企在此类项目中具备显著竞争优势。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安全不稳定的状况，这使得许多西方企业对进入这些市场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技术与资金一条龙全包”模式，极大地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林坤达说：“他们（国企）不仅提供技术，他们也提供资金，譬如低利贷款或商业贷款。开采后，中国国企会打集团战，其他国企会进来设立提炼原物料的工厂，同时也透过国企运回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缺乏技术和资金的情况下，中国提供’一条龙’的方式是很有吸引力的。”
专家：中国对非洲的野心已从能源转为关键矿物
除此之外，外界普遍关注的另一个议题是，中海油对东非原油管道的投资在北京整体战略部署中究竟有多重要。对此，希恩指出，中国近年来从非洲大陆进口原油的比重已逐步下降。对中海油而言，完成乌干达的项目更多是出于履行一项历史悠久的任务，而该项目本身在北京的能源战略中未必具备至关重要的地位。
希恩说：“过去几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采购重点已经从能源逐渐转移到关键矿物。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比例已从15年前的约30%下降到如今的10%。与此同时，俄罗斯、中东海湾国家、伊朗、伊拉克和委内瑞拉，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比例则有所上升。”
林坤达则认为，尽管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而向中国出口了更多石油，但北京当局依旧基于风险分散的考量，相当重视“一带一路”中的能源项目：“分散来源才可以降低风险，因为你没办法保证永远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一帆风顺。……中国会利用此时多进口一些便宜的俄罗斯石油，可是我不觉得中国会为此舍弃透过‘一带一路’扩大能源来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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