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是什麽？是自由还是危险？是阻隔还是道路？

海让我们互相孤立，还是彼此连结？捲入海中的人，能否适应时代的浮沉，找到自己的命运？

入围本届金马最佳纪录片的香港电影 《忧郁之岛》(Blue Island) ,用大量来自香港海域的影像,承载四代香港人对命运的探寻。35岁的导演陈梓桓延续前作 《乱世备忘》 ,在 反送中运动 3年后交出《忧郁之岛》,已在加拿大国际纪录片影展、旧金山美亚国际电影节与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陆续获奖。

影片从2017年起发想,原本为回应 雨伞运动 后的政治低潮,试图从经历 香港六七暴动 、文革逃港、 八九六四 这3个重要历史事件的人物着手,以重演记忆、影像再现的方式,从历史中寻找启发。但2019年,巨大的运动改变了香港的一切,他抛下所有原本的计画,去现场拍摄了几十天,迷失在运动中

迷失的当然不只是导演和电影，还有陷入忧郁的香港。

伞后的忧郁和2019年后的忧郁有什麽不同？「我会说，那个忧郁大了100倍。」他回答。

而试图看清这种忧郁，探寻香港未来的，也不只是拍电影的人。2020年，三组经历反送中运动的年轻人来到他身边，成为他的演员。

这些年轻人并非专业演员，其中数人因参与抗争而被捕，包括今年4月被判暴动罪、入狱3年3个月的24岁学生谭钧朗，去年入狱9个月的学生会领袖方仲贤，以及一位学生演员和五位「无名」演员。再加上一位道具师，一位动画师和一位事务律师，共有11人在入狱之前完成了《忧郁之岛》的演出和工作。

在试镜和拍摄过程中,他意识到这样的命运并非第一次在香港人身上发生。正如片中引用 佔中九子案 被告之一锺耀华的陈词,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充满未知、在历史与当下纠缠不清、在个人努力与万千偶然混杂複合的世界」。在这样的複杂和重叠之下,香港的故事好像才能被稍微地诉说。

他想到柏林牆。「有的人会说，柏林围牆倒下之后，在柏林，或是东德的人，围牆好像还在他们身上。」

「我们是怎麽走到今天的呢？」透过电影，他似乎在不同时空的香港人身上闻到似曾相识的命运。

相遇：交叠的命运

香港，黄埔海边，75岁的陈克治纵身跃入维多利亚港，一个潜身后，浮出水面游泳。50年前，1973，他潜身的海域是深圳大鹏湾，一夜奋力后，他与妻子偷渡到香港。

1997年出生的沉军彦和1999年出生的田小凝在2020年重演陈克治当年偷渡的这幕场景，成为《忧郁之岛》电影开场。一条绳，一个救生圈，是两人在海中的所有。当海水扑面而来，要如何在逆流中前进，不被枪声所吓，又不遗下彼此？

对逃到香港的人来说，香港曾是自由的象徵。1970年代起，中国因文革爆发的政治迫害，使50万人循各种路径逃至香港。而反送中运动后，两位年轻演员所属的时代裡，有学者推估，已有超过20万人逃离香港。他们的父母辈和陈克治一样来自中国，上一代人冒险走过的海路，下一代似乎又要重走一次。

这种历史的重複,命运的交叠,构成了电影的主轴。导演陈梓桓试图从前人身上看到未来的香港,也问自己:「30年后,你会变成什麽样?是不是仍然相信你今天相信的东西?」在上一部作品《乱世备忘》最后,他已提出这个问题。到《忧郁之岛》,他继续问:「什麽是香港?我们想成为或不想成为什麽人?」

电影的这种主轴并不是一开始就有。2017年到2019年间，陈梓桓一边为电影筹款，一边以低成本的方式跟拍包括陈克治在内的三位前辈，想谈六七暴动、文革逃港、八九六四。但反送中运动爆发，「这麽大的事，不拍也拍一点吧。」他抛下一切去拍摄运动现场，素材极多，却拍得散乱。

到2020年4月,运动退潮, 法庭判刑 与 移民潮 成为新的主题,他才慢慢釐清自己要拍的东西。「在我们要面对这个抗争的后果的时间,在抑鬱和低潮的时期」,他开始招募年轻演员来试镜。副导演在一些发放求职资讯的Telegram群组裡发文,说有一套关于抗争的电影,要扮演历史,有兴趣就来试镜。在3个星期的试镜中,他们见了近200人,其中鲜少专业演员,几乎都是曾捲入抗争的年轻人。

试镜的每一个片段，他都有镜头在旁记录。年轻人很自然地信任他，也许因为他的前作是关于抗争，也许因为大家都好怕抗争会结束，又或许因为，2019年之后香港太多人需要倾诉。

这些年轻人开始讲自己的抗争经历，讲自己面对审讯，讲自己应不应该离开香港的挣扎，讲自己的身分认同如何形塑，讲他们要什麽不要什麽，怕什麽爱什麽，讲如何理解这场巨大的运动。陈梓桓意识到，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见证了运动完结后，人们身上渗出来的东西。

在这些倾诉中，他突然觉得听到似曾相识的声音，那是他过去两年在拍摄和研究三段香港历史时曾经听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为何有意义？「在不同年代的人之间，有些历史会重複，但又有很大的差异，而在这些不同的历史层次中，我们都见到今天的香港。」他想用重演历史的方式去回答，今天的香港。

受文革影响的香港本地左派运动「六七暴动」是片中另一个历史故事。72岁的杨宇杰在英治时期因藏有煽动性标语而入狱18个月，是在不合时宜的历史时机裡反英抗暴，但最后却未被中共承认，反被离弃的少年犯之一。

他说:「我不会认罪。我没有错。」同样的话也在24岁的演员谭钧朗口中说出,但却为他换来3年3个月的暴动罪刑期。2019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反送中运动进行到第四个月,多人因不满中国对港管治而 堵路抗争 ,谭钧朗在黄大仙被捕。

几乎相反的两个人，陈梓桓却在他们身上看到重叠的影子，因而邀请谭钧朗来重演少年时的杨宇杰。多年后，不合时宜的爱国随着中共对港政策的变化而被重新起用，杨宇杰这种「爱（中）国无罪」的姿态如今成为勛章。但入狱前的谭钧朗说：「我不是中国人。」陈梓桓在片中问，那你是什麽人？「我是香港人。」

「一个2019年暴动的人扮演一个1967年暴动的人，一个本土青年扮演一个民主回归派的人，讲同一句话的时候会有很奇怪的违和感，」陈梓桓说，「又好像一种历史的错位。历史的一些东西印在了年轻人的身上。我们怎麽走到今天？好像有个影子在那裡。」

与谭钧朗同样在反送中运动被捕的，还有24岁的前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领袖方仲贤。陈梓桓邀请他扮演1989年的香港学联主席林耀强，一个曾到北京天安门支援八九六四，目睹屠杀而侥倖归来的人。他们交叠的是旗帜、口号、标语，是与同伴彻夜讨论运动前景后，在办公室沙发醒来的清晨，以及，要面对运动的牺牲、失败与逐渐淡去的社会记忆。

林耀强在片中说：「大的运动之后，世界更差了，更黑暗了。」这本是指涉八九六四与雨伞运动，但在2022年的今天去看，却好像在回应「所有失败了的抗争。」

「是很universal的，」陈梓桓说。

两种真实：记忆与历史

一位移居英国的香港学者在看了《忧郁之岛》后对陈梓桓说，这样的影像叙事似乎做到了自己几十年来着文论述也做不到的事，讲出了香港的複杂。片中的影像有两种，一是做过访谈、历史资料搜集后，有剧本的重演「戏中戏」；二是没有剧本，只有场景安排的即兴对话。

导演与演员都没有经历过1967、1973与1989年，重演的剧本基于三位前人的记忆，意图靠近历史，但又并非真实。片中重演文革讲《毛语录》的场景，一段激烈演出后，年轻演员问陈克治历史是否如此，对方却说不是。但在拍摄现场，有另一位老人家也经历过文革，他记忆中的文革就是不停教大家要激烈地喊口号。「所以记忆是要怀疑的，每个人的文革记忆都不一样。我们只能去想像当时发生什麽，去尝试，」陈梓桓说。

在美国旧金山放映时,一位曾经历文革的中国移民观众说,电影对文革的重演太搞笑了,就像1997年前的香港讽刺电影 《表姐,你好嘢》 呈现的,「是香港人那种刻板的文革」。但是,当镜头收录了陈克治对重演场景的否认,就呈现出另一种真实。「那个真实不是我们呈现的文革有多真,而是我们作为香港人怎麽看文革,那种真实,」陈梓桓说,「是从一种所谓『真实』shift到真正的真实。」

他邀请观众去怀疑电影中的重演，怀疑记忆。他拍电影，却警惕电影。「一进电影院，一关灯， 你就会100%相信电影讲的事，我觉得很危险，特别是纪录片。」所以他要「开灯」，退后一步，把「戏中戏」的本质拿出来，邀请观众疏离地去观看。

「人的记忆在经过3、40年后已经破碎，或是已经变成一个 narrative（敍事），」陈梓桓认为，无论是文革记忆，还是经历六七暴动的人对自己的定义，都是如此。比起接近历史，他更想让观众明白记忆不等于历史，不等于真实。

但重演仍有重大意义，他想透过重演来接近大历史下的人，也想接近自身和现在。与他年龄相近的年轻演员们，也在一声「cut」的前后，在记忆与现实的穿梭中，呈现出最赤裸的生命状态。

「当纯粹是重演的时候，你只看到在逃港的陈克治。但喊cut之后，跳出来，你会看到演他的年轻人。」影像不断在不同的人与时代中跳跃、穿梭。

学生领袖方仲贤有一段重演林耀强（小强）在亲历六四后的电视访谈，导演邀请方仲贤代入自己在反送中运动的经历和情绪去演。「他不只是演小强。我很想提醒观众，在这场戏你好像看到的是小强，但其实要看的是方仲贤。」

「经历过2019年的人，即使我拍历史，但我们看到的是自己。」演员如此，电影如此，导演也是如此。

对仗的人生，共情的可能

1989与2019，30年的距离，似乎很远。但拍完《忧郁之岛》后，陈梓桓发现，他们与1989年争取不到民主中国的人，「其实不是很远」。

雨伞运动后，对于在香港纪念八九六四，香港曾有许多关于「本土」与「大中华」的辩论，不少年轻人觉得纪念六四行礼如仪，「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也并非香港人的诉求。但是，当年轻、本土的方仲贤去重演林耀强的六四经历，在广场上看到血，听到枪声，却似乎可以共情到30年前的林耀强。他穿着那年代的学生衬衫，对镜头说出：「我们在运动中失去了手足。」

「在这些不同年代的人之间，是不是完全没有共情的可能呢？」陈梓桓说，「不是的。」

「手足」，来自2019年的语言。这让陈梓桓想起在试镜时，因反送中运动而被控暴动罪的谭钧朗试演六七暴动的监狱场景，但饰演狱警的演员脱口而出的辱骂却是：「死曱甴！（死蟑螂）」。将抗争者视为「曱甴」，来自2019年香港警察的语言。

电影让来自2019年的一切都渗入历史，引发最多讨论的，是重演杨宇杰的谭钧朗，在监狱场景中与对方的谈话。

这场谈话本不在计画中，陈梓桓只是在化妆室介绍两人认识，「我告诉杨，阿朗是扮演你的演员」。但看到两人同处一室，他突然想试试让他们对话，于是各自问两人想不想和对方分享自己的经历，两人都说好。谭钧朗作为演员，已阅读过杨宇杰在六七暴动中的资料，但杨却并不知道谭的暴动罪身分。

这场对话在一个狭小空间中展开，一个曾少年入狱，一个即将入狱，两人身穿囚衣，抱膝对坐。在谭钧朗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刻，两人仍可以分享对监狱的恐惧，但是对政治理念与身分认同的坚持则完全相反。杨宇杰摆出过来人姿态，忆述自己怎样被国家和伙伴抛弃：「Abandoned kid of the riot.（在暴动中被遗弃的孩子。）」

有观众觉得他在暗示2019年的抗争者也会面临同样结局，也有人觉得他只是在讲自己，根本不在乎2019年的事。作为2019年的抗争者，谭钧朗，及其他坐牢的人，会不会被杨宇杰言中？

「我觉得所有坐牢的人都会想，会不会被遗忘，」陈梓桓说，「在这个对话的context下，他（杨宇杰）这段话当然是在讲自己和抛弃他的中共，但对今天即将坐牢的手足有另一种意涵。」一些观众在听了杨的话之后感到愤怒，但陈梓桓也觉得并非坏事。「如果这提醒观众不要忘记一些手足，不要遗弃大家，会继续做一些事，那也是一件好事。」

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有良善的想象，「我有时会想，如果参与过六七暴动的人对2019年抗争者有真empathy（同情）的话，是不是会对1967年相信的事有一些反思呢？」爱国的杨宇杰会共情反共的谭钧朗吗？那场对话之后，他觉得，「不会完全没有」。

但也许，这种奇妙的共鸣只在当刻的那个监狱场景中发生，走出场景后，两个完全相反的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就会消失。

海与香港的解法

香港与深圳海域，大鹏湾，曾有鲨鱼食人。陈克治的不少逃港同辈，都在海中被吞食，无法在香港上岸。

片中，活下来的人们到海边祭拜，陈克治念出自己写的诗句：「避秦亡灵，何太亏欠」、「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梦化，一缕轻烟」。

海是自由,也是危险。陈克治游泳到香港那天,级别达到 9号风球 的颱风捲起大浪。几十年后,他仍在颱风下的维多利亚港游泳,从不中断。

「海是多变的,」陈梓桓说,「2019年之后,我们都听过好多故事,有些手足是经过海逃去其他地方,在途中出事,可想而知那个多变是多恐怖。」偷渡的故事一再上演,目的地也曾是台湾,才有 12港人 与高雄5人案。

在拍電影之前，陳梓桓曾做過船的生意，長時間在船上工作。那是他至今都不太願意回想的漂泊經歷，「在海上浮沉的時間」。「船在海裡面一點都不自在，好漂泊，好危險。」所以他也想，也許不只是2019年之後，海的意象才這麼代表香港。「我們純粹只是看到海，聽到海浪的聲音，就會想起好多事，有好多情緒和感受。海並不是那麼單一而自由的海。」

但有时候，海也是平静，是休止符。「我知道海会带来思考和静下来的时间，你见到电影中很多事情不停地讲，但见到出现一片海的时候，才是那些情感出来的时候。」

大片大片的蓝色水域包围香港，香港是一座岛吗？「忧郁之岛」所指涉的「岛屿」，并不是地理定义上的岛屿，在地理上，香港由多个群岛与半岛、陆地组成，并不是一座岛而已。这种「岛屿」的叙事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孤岛的感觉，又好像浮一下、浮一下，不知要漂向哪裡，也没有什麽人去⋯⋯」陈梓桓陷入思考。

比他年轻一辈的演员在片中描述香港：「她已经很努力不去腐朽，但仍难逃命运在挣扎。」

他回想最初拍摄的冲动，是想寻找一个香港的解法，而《忧郁之岛》就是他尝试去解答问题的过程。「用了4年的时间，想解答什麽是香港，我们未来会变成什麽样。」有的人觉得，片尾那些静默而有张力的被捕者面孔，就是解答了。但他觉得，「是没有解答到的。我们要和观众一起继续想下去。」

片尾长长的演职员名单，有11位被加上了象徵监狱的方框。这是因为影片製作完成后，要询问所有人是否露出真名，有的人却已联络不到，「我们就去查资料，发现他们正在审讯或已经坐牢。」这样的片尾不只是片尾。「我想告诉别人，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不是离我们很远的。这也让观众见到这一刻的香港面对的挣扎，包括有很多『无名』，也有很多坐牢的人。」

拍摄电影本身也变得危险。记录雨伞运动的前作还可以在香港放映，但《忧郁之岛》是否还能放映，已经成为一个疑问。他永远在担忧每一个被拍摄者和团队中人的安危，但又觉得很难去计算危险。

也有人劝他离开香港。「香港对我来说是什麽？」香港给他很多养分去支撑创作，他也有关于香港的剧情片和纪录片正在构想。但是，「在什麽条件之下，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不知道。他许多次到访台湾，却只有这一次，会不自觉地想像自己是否能在台湾或香港外的其他地方生活。但是，如果离开香港，他最担心失去对香港的直接感受，影响他的创作。

他仍想要不停地创作，去证明电影存在的意义，去追赶时代的发展，「如果我拍一些东西出来可以是timeless（永恒）的就好了，30年后的人也可以看。」《忧郁之岛》是否能做到呢？也许要30年后才知道。

「你想讲一个怎样的香港故事？」在採访的最后，我问。

「我觉得我不能用语言回答这个问题，」陈梓桓说，「但如果到我死的那一刻，留下5部、7部作品，你就会看到我讲的是一个怎样的香港。」

后记

电影在2020年4月开始试镜，谭钧朗在2022年4月入狱，中间历时两年。入狱前的时间很珍贵，但也最无聊，无法做长期计划，也不能离开香港，于是他什麽都试。「组乐团、做演员⋯⋯我想这也是他坐牢之前体验的一个take，」陈梓桓说。

《忧郁之岛》在今年上映，陈梓桓赶在谭钧朗入狱前给他看。他只说：「我演得好差。」他入狱后，陈梓桓和製作团队的伙伴时不时去探监。

「至于会不会因为这部影片，他去经历了『事前坐牢』，透过人物对比，有一些看法呢？我的电影做不做到这件事呢？」陈梓桓还没来得及问他。

「他透过扮演这个人得到了什麽？后不后悔？」他觉得自己应该要问一下。「下次探监的时候，我问一下他。」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