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探查官方媒体宣扬的习近平所谓厦航业绩，通过发掘厦门航空公司的历史和厦门高崎机场的创建发展轨迹了解真实的情况，通过这些真实情况，探查谁是这项业绩的真正创始者，习近平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仔细调查厦航的历史和发展脉络可知，习近平对厦航的政绩，只在于利用自己在高层的人脉关系寻求中央部门的支持，最终结果依然不外是租赁飞机、代飞航班。不过是使租赁代飞的飞机多了两架而已。
关于厦航，他的另一个业绩是争取到了科威特政府1800万美元贷款，扩建了当时机场面积。即便把这一项“业绩”加上，习近平也缺少足夠资格居厦门航运之功。因为厦航从成立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均与他无关：
首先，厦门航空事业1949年中断后，于1983年重新起步，当时设立的机构叫做“中国民用航空厦门站”，而厦门航公有限公司的成立的时间是1984年7月，这个时间早在习近平到厦门任职之前；其次厦航的租赁飞机和首次代航是1985年1月，这个时间也是在习近平到厦门之前。厦航的自主经营是1986年11月，这个时间确实是在习近平厦门在任期间，但是厦航拥有自我产权的飞机是在1988年8月，这时习近平已经离开厦门两个月了；而厦航的扩建始于九十年代之后，那时习近平已经离开厦门三年之久。至于厦航在此之后突飞猛进，成为旗下拥有八家分公司的航运托拉斯，更与习近平没有直接关系了。
说到厦门机场的建设。我们知道,厦门只有一个机场,就是厦门高崎机场。这个机场是1982年1月开始修建的。那时习近平人还在河北正定。官方报道说,习近平到厦门任职后,为这个机场的扩建争取到了科威特政府的1800万美金;但是官方报道没有说,这个机场的开创,得力于时任国家计委的江泽民,而在江泽民支持下,这个机场从科威特获得的援助资金还更多一些,是2100万美金。这些资金是用于机场的破土动工,若用共产党新中国的语境,忽略被断送的民国时代厦航事业和历史,可以说是的开拓之功。但习近平的贷款行为,不过是步江泽民后尘,同样是争取资金,而且是从同样的国家,他争取到的资金还少于江泽民帮助下的资金所得。此后,从1983年7月这个机场试航到当年10月这个机场正式通航,都与习近平无关。(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福建省志 民航志. 方志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238-671-6.)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厦门高崎机场,作为中国第一家利用外国贷款建设并下放地方政府管理的国际机场,是江泽民及其主管的国家计委以及厦门地方政府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与习近平毫无关系。
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如今的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前身是民国时代的高崎机场,这个机场,也是当年民国时期的"中国民用厦门站"所在地。若再往前追溯,高崎机场原是1941年日本占领厦门时修建的,这个机场於当年12月开通厦门-台北航线,定期航班在高崎机场起降。(当时台湾依然处于1895年开始的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故有日本人在华运作往返与厦门-台北之间的航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高崎机场,1947年改为民用机场,归国民政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厦门办事处管理。1949年2月划归国民革命军空军管理。1949年8月24日,一架载满国民政府要员的飞机,从厦门高崎机场起飞,飞往台北,这是民国时代这个机场建立以来的最后一架航班。从此后,高崎机场被占领厦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闭,不久后荒废。( 李安娜《鷺島故事: 民初歷史故事》p178 猎海人出版社,2017年2月15日版)
厦门高崎机场的历史，正如中国近代历史在教科书中的断代一样，最初是由于政治原因，被人为地断代的和隐瞒的。在党媒关于“习近平报道专集”的“习近平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一文中，为了突出习近平的厦航功绩，更将上述历史和事实一笔勾销和全部抹杀。
或许是为了使习近平的最高权力终身制在道义上站住脚,必须给习近平的过去贴金,但又不能明显违背事实,故新华社《学习进行时》的宣传文章在言及厦航的建立时,除了將廈航历史一笔勾销,除了回避厦门机场建立的具体时间和年代,还刻意摈弃了准确明晰的新闻用语,代之以含混、夸张、抒情的文学语言,添油加醋说:习近平同志"为厦门特区的对外开放插上翱翔的翅膀"。(新华网手机版,习近平报道专集"习近平与厦门的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样,即避开了掩盖事实的痕迹,又给读者制造了近平同志到厦门任职之后,中国才有厦航公司的错觉。
报道中的这句话，“作为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航空公司，厦航的诞生，是我国民用航空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对厦门而言，它为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插上了翱翔的翅膀”，（引自同上）这段话本身并没有错误，如果把它放在八十年代初期国家计委和这个机构主任江泽民政绩的语境中，放在当时厦门政府地方官员名下，和福建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名下，也符合事实。但是把这句话放在后来到任的习近平对厦航的业绩的语境中，就等于告诉读者，厦航的诞生、中国民航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统统归功于习近平。事实上，习近平并非对厦航和厦门机场没有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是发展而不是开拓、是继承而不是创业。以此说他是“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言过其实。从行文的角度说，为了集中描叙习近平厦门业绩的主题，或许可以忽略厦航和厦门机场创建的历史，但是不能故意混淆创始和发展的界限，不应该故意造成张冠李戴的阅读效果；从新闻职业的角度看，这不是尊重事实的新闻报道，这是旨在宣传的而扭曲事实的文字游戏，这是误导读者，并遮盖误导痕迹的编辑手段。
如前所述，习近平到厦门履新的背景是朝中人脉关系，方式是跳槽，任命是补缺。如此他得以名正言顺躲开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羁绊来到厦门任副市長，实现了越级进入第三梯队的愿望。
但是在厦门，如果习近平想要摆脱权力路上依靠家族人脉关系的老路，就要自己做出成绩，并争取在政府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得到认同。谁的认同？地方人代会的认同。按照中共中央内部有关规定，政府领导班子每五年在地方人大选举中，换届一次。厦门是领导班子的官位不能连任，其干部的继任和调整，按照规定，要靠人民代表大会等额选举的选票。具体来说，按照相关规定，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四项主要职权，其中之一是“选举、罢免本级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举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选举本级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显然习近平在厦门的官位和仕途，有待当年那次人大选举而定。
选举制度下选票一登场，政绩就变得至关重要。1988年这一年正是习近平跳槽调任厦门第三年，赶上了厦门市政府换届选举。习近平只能依靠自己在厦门的政绩及相应的票数，决定是否官职前途亨通。
回看到那时为止习近平的权力道路，他作为工农兵学员一毕业就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做了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是他的老父亲习仲勋的安排；他一个大转身下到河北正定做县委副书记，准备进入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是他父亲的安排；他躲避河北省委书记高扬对他走后门晋升的阻挠，远行绕道厦门进入第三梯队做了副市长，是靠他父亲的推荐和父亲的人脉。从1979年到1987年，八年过去，中国抗战都胜利了，习近平还没真正依靠自己的实力，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次，将是习近平权力路上第一次，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决定自己的官场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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