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集要旨：陈良宇的分权思想
内容提要：
- 引证历史经验鼓励上海做表率;
- 敦促沿海以市场机制摆脱中央调控;
- 要求中央尊重与配合地方;
- 质疑统战部并要求地方参与监督;
- 强调治理腐败必须削弱权力;
- 指出党内民主重点在于地方自主。
晚清以降，经民国时期，得益于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沿海经济区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达地区。其东南部五省一市区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发达地区，不仅是地缘经济概念，随着经济形态的演化，其潜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浮现。在地方权宜诉求上领衔东南沿海地区和其他兄弟省市而被整治下狱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对此有明确的认知。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次我们集中看看陈良宇针对中央集权的分权思想和观念。
引证历史经验，鼓励上海做表率
陈良宇是否具体地了解近代历史上以上海为签约地的中国东南互保运动？无从考察。但是十分明确的是，他完全了解上海敢领时代先锋的开放性格及其能力，而且确定这是历史证明的。他说：
"历史反复证明了我们上海不但是甘愿冒风险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历史也证明了我们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没有走过的路。"[1]
据此，陈良宇鼓励如今的上海要敢为人先：
"……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为什么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2]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了名正言顺事成，陈良宇把上海的“地方主义”特殊性与共产党的先进性挂上了钩，为此搬出了邓小平和江泽民：
"上海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证"。[3]
"人家不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硬道理,人家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们继续发展,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义。我对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是绝对有信心的,……"。[4]
不仅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见证，上海也是“三个代表”的象征，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说：
"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而言,从三个方面来讲,上海都在全国的最前列,所以,上海是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的象征,上海是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实验地,是我国的光荣,这就是我党领导下的上海,我的上海"。[5]
通过把上海跟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发展“硬道理”和上海帮主江泽民的中共“三个代表”挂鈎，陈良宇不仅赋予了上海无可挟击的地位，同时顺便标识了上海的归属：“我的上海”。这四个字，在中共大一统天下格外醒目，可以解释为他目空权威而妄尊自大，同时见出上海的独立性，——上海不是中央的棋子，在他领导下有完全的地方主权，不会对中央唯命是从，除非中央的指令符合上海地方的具体情况。
陈良宇为这样的上海骄傲，在他的心目中，上海是全中国的榜样和方向，
"上海建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榜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6]
他把上海特色标注为社会主义特色，为之辩护不遗余力，几乎要跟人吵架：
"上海没有搞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上海头上不适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国的国营企业国民总产值超过上海再来跟我说上海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否则请原谅,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7]
敦促沿海以市场机制摆脱宏观调控
他给上海的定位非同一般，他要上海承担的使命与这座城市近代开埠的基因、走过的道路、形成的个性（见上集）一脉相承。他不仅在上海特立独行，还专门为沿海各省代言；不仅为沿海各省代言，还表示有意愿帮助其他地方摆脱对中央的依赖，他说：
"上海的高速发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是不依赖中央。有些省比如甘肃目前还要依赖中央,而上海有能力帮助他们摆脱依赖。"[8]
他因此也号召对国务院宏观调控有意见的其他干部不要止于抱怨和牢骚，要拿出具体办法。这无疑指的是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份，他说：
"对国务院宏观调控具体措施有意见的干部们,不要只会抱怨,你们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就事论是,一是一、二是二,具体问题具体想办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在经济问题科学办事就是充分保护和利用市场机制,只要市场存在,办法就一定会有,问题就一定能解决。"[9]
要求中央尊重与配合地方
在陈良宇的观念中，中央需要尊重地方实际情况，给地方权力以足够的空间去解决实际问题。他这样表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地方要服从中央,中央也要配合地方。中央要配合地方,但中央不可能象地方那样了解自己地方的实际情况,中央听听汇报、考察考察,怎么都不会比地方更了解自己地方的实际情况。所以在地方上,我们说的共产党领导,就是指地方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才是具体有针对性的,是解决问题的,光说服从中央是不解决实际具体问题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也应该这样理解。脱离了具体的实际的地方,什么都是空的。"[10]
陈良宇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开拓性业绩是上海的“城镇化建设”，这是上海敢为人先的证明之一。（2012年11月，陈良宇被判刑四年零七个月后，中共中央和习李新一届政府在中共十八大上为中国城镇化达成共识：“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增加民众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之必由之路”。）不过在陈良宇时代，他必须为此与中央抗衡并付出人生灭顶之灾的代价。针对中国变革中必然导致的城市化现象，他质问中央：
"我们是要老城市更新发展并且建设更多的新兴城市,还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发展和新兴城市崛起?我们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呢?还是要让农民永远是农民呢?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给城市的扩展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人为地加以诸多的限制呢?"[11]
他指出中央指令和地方遵循之间的矛盾，他要求针对这些矛盾展开讨论，否则地方就只能各行其是：
"现在,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绝对不服从,作为中央领导,我们在会议上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没道理、说不服人?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根本缺乏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我们遇到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检讨一下自己 什么地方做错了?中央对地方是老大没错,中央要当好了老大、会当老大才能是真正的老大,否则地方各自就当起自己的老大,你能怪谁?"[12]
地方政府要服从中央，还是服从道理？陈良宇直言不讳：服从道理：
"服从必须有道理,没有道理要求绝对服从是不现实的。……党中央要求地方绝对服从,首先党中央要有道理,要说得服人,要允许内部辩论和公开辩论。"[13]
质疑统战部并要求地方参与监督
陈良宇为上海的发展受到中央掣肘而抱怨，他说：
"统战部在上海的工作规模究竟如何,我这个市委书记不知道。我要问的是,统战部在上海的工作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上海的工作,我们在引进外资、招收人才、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中外文化交流项目中,处处发现了统战部的干扰和障碍……。"[14]
他质疑统战部在上海的使命，他说：
"……在上海这个对外高度经济和文化开放的国际城市里,统战部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人监督和怎么监督的?……我该找那一个单位来调查统战部的工作是执行上级任务还是以其隐蔽性替自己或者某些个人干私活呢?"[15]
为此他要求对中央统战部在上海的工作进行监督，而且地方要参与这种监督：
"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制度来监督,地方政府应该要有权参与监督。"[16]
强调治理腐败必须削弱权力
腐败现象是中国改革经济的孪生兄弟，陈良宇认为腐败现象直接根源于权力，权力越大腐败越甚：
"贪污腐败的问题,必须是有权力的人才有贪污腐败,权力越大的人越能贪污腐败,没有权力的人是谈不上贪污腐败的,他们只能贿赂有权力的人。"[17]
他只差没直接引述英国史学家、政治学家阿克顿那句名言了：“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他进而指出：腐败依赖政府的权力，以更大的权力整治腐败，只能造成更多的腐败，以检查和惩治的辦法解决腐败问题是治标不治本，为要消除腐败，必须分散权力。这样的议论由中共高官说出，是革命性的，如果针对多年后习近平惩治腐败、越惩越腐败的现实，陈良宇的总结振聋发聩：
"政府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加强政府权力只能加强贪污腐败,减少政府权力,不该管不必管的事情,让市场竞争机制去自然平衡,人们不求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贪污腐败也就失去了温床,就可以控制了。用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整治贪污腐败,结果会造成更多更大的腐败。" [18]
"所以,研究贪污腐败的问题,光从检查和惩治下手治标不治本,治本就是要取消不必要的权力和分散权力。"[19]
他言之有物地指出腐败现象具体存在的领域，进而指出具体的治理办法：
"在土地审批、国家重点投资工程项目等方面,我国普遍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那我们为什么不是在土地审批、国家重点投资工程项目方面少利用一点权力而多利用一点市场呢?其他许多地方都一样。" [20]
指出党内民主重点在于地方自主
陈良宇也强调所谓党内民主，他的党内民主重点在于地方自主权：
"提倡党内民主,不光应该体现在党内批评上,一定要体现在地方党的组织对地方事物的自主权上,而且必须是自上而下地作出榜样。"[21]
他直接谈论体制改革和“放权”问题，认为为解决此间产生的问题，应该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体制改革意味着放权，他在实践中的认知是：
"放权了之后,收回来就会比不放权的时候更难解决问题。那么已经放了权而出现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和依靠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不够的地方把它健全起来。……其实在改革方面我们大家是完全一致的,那就不要再搞收权那一套了,要搞好的是健全法律制度,……。"[22]
放权不收，代之以健全法律制度，这等于破了中国极权政治的底线。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中共高官之口。这些言论所体现的政治哲学的高度可与苏联解体时代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相比。
陈良宇勤于政务，善于开拓，对地方在市场经济中相对独立自由的需求有切身体会，对地方对中央的新型关系深思熟虑。纵观前述据说是新华社内参披露的“陈良宇同志的言论选编”，其全部所言所论[23]具有浓厚的经验色彩和务实气息，而他的分权意识显然源自上海地方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从地方实际情况实出发，对中央命令“乱命不从”，这一特点与近代庚子国难期间“东南互保”运动的是一致。维其如此，陈良宇的两度在经济领域实行“东南互保”，客观上导致与集权进行分权，演变成了削弱极权制度的政治事件。
现实从来不是以黑白分明的简单方式呈现的，下次这个时间是“习近平的权力路”系列中陈良宇一案的尾声，我要补充一些信息和资料，与陈良宇的性情、志向及个人龃龉相关，以便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命运的纷然杂沓的复杂性，并完满结束陈良宇一案的启示。这是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下周见。
注释
[1] 新华社内参部:陈良宇同志言论选编/转引自百度文库。
[2] 同上。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并参见杨中美《习近平——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共领导人》p.151/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版。
[6] 新华社内参部:陈良宇同志言论选编/转引自百度文库。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本集所引并非这个“言论选编”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