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议论朝政,不满中央文革
2,只抓生产,不搞批斗
3,"反正我那一次是哭了……"
在习近平沦为独夫国贼，绑架中国回到蒙昧，并以新冠病毒为害世界的时期，指出他青少年时代曾有过的理想和一些良知，是一件可能引起误解的事。本节目之所以挖掘这个独夫的过去，是为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一个受过迫害的青年后来投向加害于自己的集团怀抱，并最终沦为成为这个集团的指挥者，导致这种反逻、反常识、反良知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能否避免？不依靠理性和分析，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也无益于揭示其中的教训，看清中国的命运，启示未来。这是北明捏着鼻子，断断续续，要把习近平作为一个独特的中国红二代权贵现象研究到底的理由。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始皇帝毛主的习，习近平的权力路。
上次针对习近平早期在梁家河独立于官方的政治态度，我指出了三个原因。第三个是林彪四人帮事件发生以及作为中共高干子弟的他，所获的内部信息导致的思想震撼。这次我们在进一步考察一下习近平在那一时期的私下言论和公开的行为。
议论朝政，不满中央文革
（注：“中央文革”全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5月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要成员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职责是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并在实际上代替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1969年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逐渐停止活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中央文革，认为当时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的改组是错误的，指出“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江、张、姚、陈，都是后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被告人，都被判刑，已故的康生则被开除党籍、撤销悼词、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陶海粟回忆他与习近平及其同村插队的雷英夫之子、雷氏两兄弟之间的交往，内容之一就是议论朝政，叫做“互换小道消息”。他说：“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
陶海粟是1969年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延川县插队的知青，当时是县团委书记，是习近平在梁家河、赵家河参政、入党的伯乐，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倡导农村自由经济政策。后来经商，现在是中国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他对习近平的回忆虽然是在习近平成为“一尊”之后的2017年2月写的，而且写作动机不详，但是与中国宣传部门的吹捧文章不同，字里行间较少中共八股味道，在谨慎的措辞中，还透露出与官方口吻不合的情况，如习近平当年思想上的“反动”倾向，此外，陶海粟也没有把共产党描绘成伟光正。他的其他文字显示，他的价值观有别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因此，他所披露的习近平插队的一些细节，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显然由于言禁，陶海粟没有把具体他们说了什么写进公开的回忆文章，但是他巧妙地、以时间代词替代主语的方式，说明了这三位梁家河红二代议论的主题：“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接着他明确指出：“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又说，这三位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当时都入不了党，但也因此，在那个黢黑的土窑洞里，他说他“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正是因为私下议论朝政，言论大逆不道，习近平差一点捅出大娄子。那是习近平在赵家河借调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他托一位前来办事、准备回文安驿的公社干部，把自己写的一封信稍给梁家河与他一起插队的雷英夫之子雷平生。不料此信被这个干部中途私拆了，而且见其中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那时习近平正努力争取入党，假如果真被告发，在那些消息闭塞的公社、县干部眼里，就是反“中央文革”之罪，习近平连黑帮子弟都做不成了，可能直接升级为的黑帮。此事据陶海粟回忆中披露，经过一番努力，最后以赠送两件当时罕见珍稀的军大衣摆平。说明习近平当时确实没跟愚弄人民的党中央和被愚弄的老百姓站在一条线上。
只抓生产，不搞批斗
不仅言论思想不满，习近平也付诸行动。社教期间习近平与陶海粟合作，尽可能地抵制上面的错误方针。1973年，正值“中央文革”发动的“批林（彪）批孔（子）”高潮阶段，农村的所谓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这项运动的具体任务，不仅要学习各级党的文件，提高革命觉悟，还得从身边揪出阶级敌人来批斗。但是（与习近平一起到赵家河主持这项运动的清华附中知青陶海粟回忆说）陶海粟、习近平他们利用运动中“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的指示，只学文件、放弃批斗，因为他们“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他们在整个八个月的社教期间，居然“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
从三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揪出一万五千特务开始,截至当事(七十年代)全国农村社教运动,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成为一种嗜好,深入党心党魂,渐渐遗传为那个红色肌体的癫痫病,定时发作。所以,隔一阵子,中国大地这里那里,就得有"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什么的就被揪出来折腾。习近平陶海粟二人曾去参加所在文安驿公社的批斗大会,他们同情台上被斗的村干部,愤怒不满却十分无奈。赵家河是他们的地盘,陶海粟能做主,习近平愿意追随,他们认为没有道理把村里老实干活、岁数一把的富农挑出来折腾,再说,粮食不够吃,常年挨饿的老乡对"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弄不明白也缺乏兴趣,所以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促生产"了。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爱思想)
习近平父亲文革前就沦为批斗对象，陶海粟祖辈是地主也是天然斗争对象，如今二人父辈祖辈的政治迫害绳索，已经勒出了血印尚未松绑，“我党”癫痫再度发作，竟轮到二人绑缚批斗他人了。——情感上这道坎他们要迈过去有心理障碍，不迈过去是人之常情。他们在自己所辖范围内奉行不折腾政策，不仅有前述消息灵通导致的认识基础，也有家族或出身导致的情感上的默契。后来赵家河社教由习近平独立主持，他虽然是非党群众，而且沉稳有余，但是陶海粟当初就有言在先：他是队长，干坏了是他的责任，干好了是习近平的功劳。就这样，在认知、情感、安全三个条件满足下，习近平实际上在赵家河践行了自己的理念，用他的话说，就是对现实“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而是引入行动。当然，这个行动不是有所作为，是有所不为。
“反正我那一次是哭了……”
順着山沟沟走进梁家河的时候，习近平是个受人歧视的贱民，懵懂无知的少年，吊儿郎当的公子哥，当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黄土地需要的沼气专家、老乡需要的扫盲夜校校长、调节乡亲们纠纷的仲裁人、管理生产及各种村里事务的共产党大队支书。从少年到青年这７年间，他完成了从政治贱民，到老乡认可的“受苦人”，再到当局接纳的“公家人”的身份转变，相应地，他也完成了从茫然懵懂到坚定自信的心理转换，强化了自力能力和性格，初步培养起立了批判性思考党内事务的能力，而且逃过了文革的持续的苦难。总而言之，他已经在梁家河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打下了一个健康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自己说,他"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 (习近平: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 ) "充满自信"的习近平在离开梁家河时已经有的"坚定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鉴于习近平的现实主义风格,在他登上人生第一个台阶之时,以其说是陶海粟回忆中的的"驱浊除弊、改造时势",不若说是为老乡办实事儿。
20出头的习近平，他的心灵还没来得及生长出后来的沟壑与深渊，那片土地给他的温情、给他的信任、给他的独立自尊空间还冒着热乎气儿，他当时的确有心在离开梁家河之后，铭记拯救过他的乡亲。下面是他走出梁家河后最初的回忆：
记者：“您现在为止，回想起这二三十年期以前的那段，那七年的插队生活，您觉得难忘的一件事情，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习近平:"这个,很多。啊,印象最、最难忘的事情很多。嗯,或者举例子来讲吧,就是,我还是觉得,最,嗯,临走的那一刻!临走的一刻,这七年酸甜苦辣呀,最后形成了就是——啊梁家河群众对我的这种依依惜别。啊,这个,前一天晚上是跟我一起聚会、聚餐,陕北的聚餐就是杀一只羊啊,家家派代表来这里,跟我一起这个,话别。当时的习惯都是送、送这个临别的纪念,都是一个笔记本儿,啊,以俄国塑料皮儿的笔记本儿,里面而写上赠……哎祝福的话呀什么的。收了一大堆笔记本儿。等于每家送一本儿。然后呢,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因为睡得比较晚呀,早上一起来,推开门呢,外面都站满了老百姓,乡亲们,但是都没有吵我,我这个,因为在里面睡觉,静静的等我。但是都没有吵我。反正我那一次是哭了。可能我是到延安插队以后啊,可能那是,最多是第二次哭。这七年之中是第二次哭。……这一次是当着、当众哭了,那就是丢脸了。哎我从来我没哭过。"
这不是后来中宣部主持的神化领袖的采访，这是延安电视台在2004年８月对习近平的采访。那时候，习近平尚未开始异化，梁家河的老百姓依然直呼其名，而且还带亲切的“儿”音：“习近平儿”，而他过去的经历还没有被地方电视台裁剪成“皇帝的新衣”。习近平回忆中这段往事应该是真实的，他的感动也是真实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