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泰斗余英时先生2021年8月1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家中辞世，顿成中国汉语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唯一可慰者是余英时先生91高龄辞世，生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最后还完成了个人回忆录。与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史学家罗素一样，他是生前完成自己研究课题并全部成果形诸于文字、公之于众，成为社会公器的极少数学者大家，可谓治学立言功德圆满。于汉语世界，将中国古代思想灵命之根置于七十年文化荒漠之中，是中国文明继绝存亡、民族复兴的鸿福。
不过作为前社科院学人和现职业记者，北明却有遗憾：2018年4月，我获余先生应允准备对他进行专访，我拟定了问题八、九个，按计划传真奉上。或许因为我的陈述太长、主旨不清，或许因为我继而战战兢兢不敢坚持，这些问题有去无回，没了下文。十数年来我因“近水楼台”，又蒙先生不弃，数次专访都顺利，这一次耽心他年迈体弱，犹豫中不敢催促，觉得总有机会，拿上问题，面聆教诲。余先生辞世，震惊之余发现，这些问题成了永远不会有回答的天问。
那次专访针对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其灾难性后果迄今笼罩中国，所拟问题大都与国运百年轮回有关。如今酿造这些问题的大陆依旧，期待回答的空白依旧。多年来大陆知识人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近代面临西方文明挑战期间，一直试图实现文明转型，却始终不能成功，从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包括苏维埃领导的中共革命，甚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为此奋斗，真可谓前赴后继，代代不息，结果总是归于失败，我们原地踏步，毫无进步。何以如此？令人费解。
但是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清晰地论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现实其实一直在变，我们一直在进步、以斩断历史的方式向前迈进，而且越进越快。余英时先生“事”“理”并行的论述，有力地说明，并非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的奋斗不起作用，而是这些奋斗，由于裹挟在并推动了激进主义主流思潮，故而走向了初衷的反面，迎来了必然的恶果，我们前进着退回到起点：“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70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然而其中原因和路径，却至今不为人所认知，有些人甚至将其恶果归因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我提给余先生的那些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现在余先生已飘然而去，带走了答案。我将这些问题略加修整，公诸于世，以此祭奠中国一代史学大师的离去。
1，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何成为专制制度最有力的障碍？
余先生，我注意到近代思想史上“学衡”一脉保守主义者们如陈寅恪、吴宓，“尊孔奉儒” 、“昌明国粹”、“无偏不党、不激不随”，不仅在民国时代坚持独立于当时的执政党，在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遭遇迫害时，也一如既往表现出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相反，那时不少倡导新学的自由主义者们，如张其昀、贺麟、朱光潜、冯友兰，民国时代就介入“党争”，有的还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最优秀的教授党员”，49年中国易帜之后，也是他们与当局合作，自觉接受改造，用陈寅恪的话是“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我在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的前辈中，面对邪恶和威胁坚贞不屈、知白守黑的人，大都是对社会和他人苦难心怀悲悯的人，也都有读圣贤书的经历。比如揭露中国穷人卖血感染艾滋病之中国「血祸」的高耀洁医生，她走遍中国十几个省份救助艾滋病人而遭受打压不屈服，在八十高龄被迫流亡美国，她前半生受民国时代的教育长大，论语至今背得滚瓜烂熟；还有河南已故的当年国军连长耿谆，抗战期间身上八处弹伤自杀未果，被俘到日本做劳工，组织逃亡失败，归国发起对日索赔艰难不已，但是他对日本看守行恕道，对后来日本地震灾难心怀悲悯，带病捐字画救灾，身临文革中他个人的苦难，则为了母亲的安危而隐忍不发。他为人谦卑有礼，君子之风……让人感慨不已。我注意到他不仅善书法，书架的书也有《史记》、《四书集注》、《四书五经》、《唐宋文举要》等一类古籍。
而观察我辈人的反抗奴役的运动，大多数一贯抗共态度坚定，言论明确彻底，其中一些甚至坚定彻底到不能见容同一阵营里的歧见。可是这类坚定的反共斗士一旦个人境遇改善，或得到当局一些好处，比方说给个红地毯走走，或给个高帽子戴戴，则往往失去独立人格尊严，甚至开始歌功颂德，转变立场。
一个事实是,正是那些平时不激不随、不卑不亢,而拥有传统道德自觉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在政治上能够守住底线,成为坚定彻底的专制极权的不合作者——用吴宓的话说是"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我辈本此信仰,故虽然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世俗为转移"。
我的另一项调查是，在前东欧诸国，不计成败得失，宠辱不惊的情形，往往发生在信仰者——基督徒——身上。
余先生，您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2，中国为何至今走不出激进主义旧窠？
您在论述政治变革应有相应的文化为前提时，曾以提问的方式指出过近代以来中国激进主义的悲剧：“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这样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引自《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P 434））。（您在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演讲中，逐一考察了近代史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激进主义行为，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的革新，到康梁在政制层面的戊戌变法，在到谭嗣同进一步对中国伦理道德秩序的批判，接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直接从政治进入到文化层面了，康有为几乎被看成是一个保守的象征了。辛亥革命尚未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孙中山还说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的话，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了。您指出，“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思想又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强调‘国粹’。‘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在关于中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以及文化重建问题的论述中，您对中国思想的贫困和激进大趋势早有定论，您最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下写了这些论述，而对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精神文明、人文价值的强调，您早在五十年代就有明确结论。我在阅读这些论述期间有一个鲜明的感受：这些论述如同是今天写的，完全对应今天中国思想界至少是民间民主思潮的情况。（从不多的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国激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恶劣表现，台湾的知识人，早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对传统文化重新致敬，殷海光在生命的晚岁，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可是深受激进主义之害的中国，似乎看不到反省的迹象。无论宪政派改革派、还是基督教救国派、都把传统儒学与共产党文化相提并论，把中国历史和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论，批为封建社会和腐朽文化。台湾自由主义都可以反省，中国深受其害），为何中国至今走不出激进主义窠臼呢？
3，您怎么看「文化」概念淡出中国思想界这个现象？
您的相关论述，从事（历史）和理（学理）两个方面指出文化的独立性格和对政治的奠基作用。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是那个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土壤。可是历史和现实如您所指出的：“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份‘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 。”经过五四以来一百多年的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如今大陆的状况是，“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思想范畴，似乎已经退出中国当代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人的思维，当然也退出了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基本上成了一个边缘的存在，无足轻重，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一般有政治觉悟的人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文化的缺席，也不会意识到文化废墟的存在。中国古代（汉）关于治理国家，本来有“临政善治”和“退而更化”的论述，中国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民主、人权、仁政的资源，可是如今为要改造国家政治，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文化资源，只有要么个人愤然而起，暴虎冯河；要么群体忍耐，犬儒乡愿。反而是历来反对中国正统文化的中国当局，这些年会倡导（儒家）文化并把它作为自己向外扩张的软实力。您怎么看文化在思想界和中国文明进程中的缺失这种现象呢 ？
4，基督教能否肩负起中国文明重建的使命？
大陆有数量不多的知识人，确认基督教信仰对于中国文明转型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人大都是基督徒或牧师。跟康有为希望改孔子学说为国教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只有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为西方政治文明源自基督教教信仰。
这种见解与十八、九世纪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的见解基本一致，美国传教士明恩 （Arthur Henderson Smith）论中国人的性格，针对张之洞关于铁路（奏摺）甚至可以杜绝船员监守自盗的弊端，曾经指出，物质文明不能消除精神弊病，甚至选举投票箱的引进也不会使中国人成为讲民主的民族，他强调道德精神的重要性。这应该说是主张“退而结网”，而不再“临渊羡鱼”。
也有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如刘军宁、刘仲敬，两位是大陆保守主义的代表），强调保守主义第一要义就是其神学基础，认为正统的保守主义必然认可基督教；同时认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不是正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
近代以来在中国激进主义主流思潮中，中国思想界保守主义始终严重缺席，（原因正如您指出的，因为中国剧烈变动中始终没有可以保守东西）但事实上，上述有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人，区别于五四时代的“学衡派”，构成了中国当代保守主义的一个新阵营，是中国看取西方文明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民间反对本土文化的中坚力量。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基督教能肩负起中国的文明重建的使命吗？（待续）
注：本采访中括号中的文字是本次编辑是加入的，其余均为2018年4月发给余英时先生的采访问题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