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延续至今的现实证明，习近平早年破格进入第三梯队这件事，是影响中国如今命运的几乎唯一重大的起因。而对于未来中国而言，其决定性的影响将超过毛泽东以来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影响。所以，对这一历史事实的重要性的评价，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主持人北明。这一集，我们在前述基础上，解析习近平权力路上第二阶段的特征。
中共对文革拨乱反正的种子选手
大量咨询显示，习近平作为“忠良之后”，在八十年代中共锐意改革的势力中，被划在改革新秀的队伍。可以为证的具体例子是，根据那时中共改革干部任选制度的选拔青年干部的特殊要求，他完全符合条件。当时中组部青干局根据上方指示，要在青年干部中选拔文革中表现“好”的那些人。所谓文革中表现“好”，是指文革运动的逍遥派或抵制者。
这一特殊标准是中共老人反思文革教训的结果。1982年7月30日，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要“清理三种人”。这三种人是指文革期间“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9月23日，他与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谈话时再度强调：要警惕“三种人”，他进一步指出：只要中组部、中央党校、中纪委这三家管干部的机构把好关，“三种人”就上不来。
清理“三种人”于是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拨乱反正”和人事调整的一项政治运动。主持这场运动的是党内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脉人马，以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为首。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各项大政方针被这些文革分子翻案。所以，清理三种人，也是中共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必然要与中共未来的干部政策挂钩。
1983年，胡耀邦5月在中共六届人大座谈会提出中共干部“第三梯队”的概念，6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这个提法，并要求趁老一辈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以此避免“三种人”翻天，陈云强调：这是党和国家大计。
青干局执行这一指示的官员阎淮认为:"念念不忘造反派,设立青干局、建立第三梯队,皆为防止'三种人'翻天。这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干部根深蒂固的观念。""文革后十几年,第二代领袖时刻牢记'造反派',生怕这些'文革残余势力'翻天,这是变相的阶级斗争为纲"。(阎淮《进出中组部》p.211)确然,这一指导思想虽然旨在接受文革教训,但是并未超越党派意识,当然也就不可能排除自己的后代,红二代为主体的北京"红八月"暴力运动的红卫兵,而只是排斥那些"整治批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要知道,那些红卫兵当年在北京的系列杀戮行径与"三种人"之一的"打砸抢分子"的行径相比不是一个级别的——然而毕竟,区分红二代保皇派红卫兵和民间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是中共党内对文革反思的最深境界。
青干局成员崔武年回忆说：被选干部的文革表现问题，是青干局选拔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会议上较多涉及的内容。（《敬祭李锐》p.108）这是这一思想落实到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习近平的出身和遭遇决定他属于保皇一派。不过比起“老兵”，即保皇派所属的老红卫兵，他年纪尚小，虽然人在军队高干子弟学校八一中学就读，但在老兵们发动的北京“红八月”暴力运动期间，只有跟着老大哥们跑龙套的份儿，尚无能力和机会直接参与。作为文革前就受难的干部子弟，他后来在梁家河插队期间还站在了“中央文革”、四人帮的反对者一边。所以，在中共党内文革反思结论中，他属于表现最好的一类人：是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后代，而非整治老干部的造反派。
这种政治身份加上在地方的苦干作风，习近平在从政早期，也是改革开放初期，被中共党内的改革派看好，并被持续关注、加持，不是偶然的。他的周围是一批上至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习仲勋、李锐老一辈，下至具有自由主义观念的少数红二代在内的，党内外改革势力。
圈定接班，票选不够，调任浙江锻炼
虽然如此，由于中共地方权力机构对最高当局这种空降干部、破格提拔的做法的抵制，也由于太子党在福建一代的表现和口碑欠佳，习近平权力路之初的升迁并不顺利。头十年的八十年代，从基层县团级干部晋升到省部级，期间经过三次大跳槽，是为了躲避不利于他的人事局面。九十年代他从福建宁德地委升迁到省委时，虽然很努力，依然政绩平平。
到2000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前，在中组部按中央规定遴选的三个中共接班人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圈定了两位：李克强和习近平。
接下来十五届一中全会召开，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虽然被推荐排入中央候补委员预订入选名单，却名落孙山，按得票率排在第一百五十一名。据政治局常委和大会主席习团秘书处讨论，其原因是中央高层没有把意图跟代表们说清楚。此外，代表们对中共高层圈定的人选还敢于持批评立场并进行抵制。
两年之后的本世纪，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有政治局常委提议比照十四大邓小平制定胡锦涛为接班人的模式，选一位五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以备重点考察培养。此意被当时的江核心江泽民否决了，他认为五十岁以下的还需要更多历练。于是有了后来习近平调任浙江省委书记、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之举。这项推迟和调任，并不影响接班人的圈定，乃是圈定前的准备。
权谋之道：接受前辈教训低调行事
习仲勋先生虽然是习近平党内改革派人望的基础，习近平在公开场合表态，他对此并不以为然，而且他在工作上确也十分努力。权力路上第二个十年开始时，梁家河的旧情依旧，群众在他心目中举足轻重，造福人民的初衷还在。但是党内人事之争的无情，权力更迭的非程序化，使他渐渐“受益”：这个本不善言辞却长于审时度势，行事慎重却才干平平的太子党，在涉及未来政治前途的事情上，日益变得谨小慎微。
他当初为躲避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的阻力投奔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召见结束，正准备在项南支持下在厦门大干一场，转眼项南——这位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经济改革的开拓者，就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被老人帮整治出局了。大树既倒，他何去何从？刚从河北正定到厦门履新的习近平不可能不受触动，触动应当是地震级别的。
两年之后的1987年，更高级别的官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遭整治被迫辞职，郁郁寡合两年后去世。胡耀邦不仅与项南一样是习父的同道、知己，还是习近平家族摆脱另册贱民的恩人，他的结局对当年意气风发、决意从政，放弃随妻子出国机会的习近平，无疑是第二次思想和心灵的地震。
项南和胡耀邦都不营私结党，都把心思大部放在中共改革开放事业上，却因锐意改革被老人帮揪住机会整治，在习近平眼前出局。那时的习近平正在权力路的中段，退则为时晚矣，他未必会考虑退路；进则虽然父亲仍在，但官至省部级，已经帮不上忙了。
2000年上任福建省省长不久,他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关于他是如何跨入政界的这个话题,他回答"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一语道出他身在其中的中共政治生活中权力斗争的现状。他又说:"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能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
这些话是他的观察和切身体会，这导致他将个人的“自主性”，“本事”、“背景”、“责任心”、“智慧”降低到党内权力之争的限制之下。显然，习近平不像某些第一代中共党人那样，怀抱坚定的理想主义，他从梁家河走出后不久，在那里滋养的为民服务的原动力就被权力场的现实消解，他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成了一个识时务的现实主义者。虽然在文革后患的阴影中，中共欲意改革的大势还在，他也依然是这个环境中的中共种子选手，但是出于本能，他知道他必须全力为自己打造一条安全的权力路。而他的粘液性气质和内向性格，本来就倾向于因循守旧。所以他虽有为民服务的初衷和改革的愿望，终于抵不过权力晋升所需要的对中央集权和最高决策层的服从与配合。于是，在从政路之初坚持奋进的习近平，于八十年代被迫跳槽躲避障碍之后，大致从九十年代开始在审时度势中，低调行事，韬光养晦，这是他权力路上的第二个阶段的特征。
“你可以打打擦边球，我不敢”
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明确地拒绝李锐对他的规劝了。本世纪初,习近平从政进入第二十个年头末尾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了,当年破格让他进入第三梯队的李锐也觉得他的权位够高,可以向上说几句真话,促进民主化进程了。我在此前说过,2004年李锐去浙江探望他,就是这样敦促他的,宴席上李锐说,"你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说几句话了",结果习近平不接话茬,默不作声。等到宴席将散,才回复李锐: "我怎么敢跟你比啊,你可以打打擦边球,我不敢。"(《李锐口述往事》电子版,李锐与美国之音记者谈话)。他拿李锐做比,不仅不提任何意见建议,连擦边球都不打。
注意他的回答方式：他不是说自己不愿做，而是说自己“不敢”做。这说明他知道向上提意见和建议是正确的，只是他不敢。中共官员之间这种私下的谈话，如果不是李锐披露出来，草民是无从知晓的。它揭示了中共官员权力晋升的潜规则、约定俗成的套路。习近平从他人被停职、挨整，权力被剥夺的事实中，体会了中共内部人事斗争的潜规则，并完全认同这个潜规则，而且在权力路上不断调正自己的行为方式，适应这个潜规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习近平自称“不敢”谏言的一个另一个背景，可能是李锐忽略或没想到的，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他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这一官职，是江泽民拒绝选他（或李克强）入常（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之后，是给他更多历练机会的结果。习近平比谁都清楚，历练就是考察。考察期间自己一举一动都事关前途，他习近平焉敢有任何犯上之举？他不仅不敢，也决意不做。
习近平后来终于被立为王储，成为必然的中共最高权力接班人，然而这一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并未兑现第三梯队的理想，恰恰相反，它是背叛第三梯队初衷的结果。何以如此？怎样发生的？且听下次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