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早年对阻止自己越级晋升的顶头上司、河北省第一书记高扬什么感觉？后来怎么面对？他和他治下的官媒如何公开解说他这一次跳槽行为？破格晋升受阻，记仇直到高扬去世；调离另谋他途，谎称踊跃实践改革。
毛泽东记恨身边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所有知识分子，不仅记恨，更要付诸行动实施打击，不仅打击，还要编造谎言欺骗舆论。习近平早年对阻止自己越级晋升的顶头上司、河北省第一书记高扬什么感觉？后来怎么面对？他和他治下的官媒如何对公众解说他的跳槽行为？
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这次节目，本计划要谈谈习近平的第四次跳槽，可是发现很难就这么让他轻易跳走。从华北正定跳到华南厦门，这次跳槽跟前两次不同，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是因为高阳的阻拦，在河北呆不下去了。所以在让他第三次跳走之后，我们先要看看他因这次被动跳槽，在心中的留下的苦毒。
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补充上次节目没来得及说的，关于习近平第三次跳槽机会的另一种说法。上次我们谈到习近平等待调离华北的机会，也就是厦门副市长这个位置的空出，是安黎的调离。安黎原本是走项南后门去上任的，去了之后却到处摆高干子弟的架子，惹得消息告到中央，胡乔木为整治胡耀邦，把这消息当作炸弹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扔出来，导致胡耀邦大怒，直接调回安黎。于是出现了习近平第三次跳槽的机会的。
第三次跳槽的机会另一种说法
但是，关于习近平从正定到厦门的跳槽机会，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中组部青干局前大员阎淮提供的。大意是，前述的安黎（和叶飞的女儿叶小楠）原本是青干局从北京派到地方去挂职的，所以她（和叶小楠）“也算是名正言顺去的”。这说的是安黎的到任；关于她的调回，也并未牵涉胡乔木的揭发和指责，而是因为安黎当厦门副市长“当了一段时间，精神和身体不太好，自己不愿在厦门干……正好就回北京了。”
阎淮自己也是太子党，他在这个圈子中人脉关系广泛，偏巧还是清华大学出身，安黎（以及和她一起进退的叶飞之女叶小楠）是他的师姐。这层关系对阎淮非同小可，阎淮为人宽厚，虽然他八九六四之后并未受到直接威胁却出走海外，显示出他独立的政治立场，超越阶层利益的价值观念，以及接纳西方文明的政治理念，最来他还公开声言，对太子党治国不报幻想，但是政治之外还有友情人情旧情。阎淮是在2016年10月接受明镜专访时说这番话的，他在公开场合可能为朋友隐。如果这个判断属实，那么他的做法从人性角度无可厚非甚至值得称道，但他的说法则只能聊备一说。
不过无论厦门前副市长安黎如何上任又如何下任，习仲勋习近平父子的等待终于有了机会：在安黎调离之后，厦门方面要求北京再派一位补缺。项南这次不再自作主张，他跟胡耀邦要人。胡耀邦跟主管人事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商议，习仲勋推荐习近平。项南的父亲项与年三十年代是习仲勋的老同事，二人是同道。而胡耀邦对习近平并非两眼一抹黑，早在何载的相关简报中，他就认可了习近平是个“栋梁材”这句评语。何载时任组织部副秘书长，自1982年到1984年期间一直关注习近平，他在河北石家庄处理公务（肥乡事件）时，不止一次就近到正定县考察习近平，也亲自听过习近平的的工作汇报，对习近平评价颇高。习近平“是个栋梁材”这个说法，是他首先提出来、并简报给胡耀邦的。
就这样，项南跟胡耀邦要人，胡耀邦跟习仲勋要人，习仲勋推荐习近平，胡耀邦拍板，项南认可，组织部下调令，习近平这一次大跳槽，名正言顺。
记仇高扬直到最后一分钟
据说，习近平行前持中组部调令到省委找高杨伯伯辞行，这位高伯伯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格的，冲口说了一句话让小习书记尴尬至极的话：“你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就不用跟我说了。”
习近平本来够礼数，遭此一呛，为此心生苦毒。多年之后的2009年，高扬以百岁高龄辞世。其时习近平已经官至中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他和高扬的这段公案本该了结了。可是消息灵通的海外媒体报道，在死后也要论资排辈的中共党内殡仪传统中，高扬这位部长级别的元老，殡仪规格之低，与其地位并不相称。九个中常委，出席追悼会的只有一个贺国强。
不仅殡仪规格不够，报导也大为低调：央视只是笼而统之地介绍说，在高扬重病和逝世后，各级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却连已经举行过的（2009年4月9日）高扬追悼会的日子都不提。
殡仪规格不够也罢，别人不出席也罢，报道极为低调也罢，习近平作为高扬任过校长的中央党校的当任校长，作为当年顶头上司的下属，尤其是作为传说中一直保有“尊重老同志”的美德的红二代，与情与理，怎么也应该到殡仪馆去送高扬最后一程，即便他放不下当年尴尬，人都死了，他官位也居高扬之上了，冤结总该了解为好。但是据讯他没有去，连个花圈也没送。坊间对此议论纷纷，认为这证明习近平因高扬当年阻止他破格进入第三梯队而不得不远走高飞，记了高扬一仇。此仇一记竟长达二十四、五年，至高扬入土而不渝。
回避跳槽原因，谎称踊跃实践改开
现在我们要看看习近平自己和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第三次跳槽的公开说法。
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和习近平本人，越过他最初的从政起点——国务院办公厅军委办公厅，把为镀金而自我下放之地的河北正定，描述为“习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这种说法，虽然勉强，也还说的过去。但是对于自己离开正定的真正原因，习近平却讳莫如深，而关于他自己从正定到厦门的被动跳槽，在他口中，竟变成了自觉自愿的进取。 2006年他在接受《厦门日报》专访是时是这么说的：“我当时很踊跃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我们知道，尝试改革、实践改革，并非他离开正定的理由，只是他跳槽之后的既成事实。把后来的事实，说成是当初的理由，如果是在私下里、圈子里自圆其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中国当局如今最高领导人早年为急于晋升而跳槽，说出来不大好听。但习近平是公开这么说的，这样的做法，如果不是欺骗舆论，至少失之诚实。
除了故意遮蔽他从正定跳槽的原因，习近平后来日益刻意回避的，还有与自己跳槽相关的家族背景，主要指的是帮助他历次跳槽的他在朝中的父亲习仲勋的存在。仅在习近平做福建省长的时候，他就已经谢绝过100多次对他个人的采访。直接理由是希望低调，避免个人宣传。也有“特别”理由，2000年他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主编杨筱怀时说：“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写法总要把这个人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先生啊，你要写的是这个人，写这些有什么用？”
习仲勋在习近平晋升路上功不可没，习近平不愿意这事在他的个人故事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习近平确实在正定努力苦干实干了一番，他那时并未辜负父亲对他的希望。但是我们注意到，分明是躲避阻力的跳槽，却说成是主动瞄准锻炼机会去实践改革，这一谎言，在习近平掌握绝对权威以后，竟冠冕堂皇地、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官方报道中。这种做法，显然是以公开欺骗舆论的方式，拔高跳槽者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