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非常识，自由亚洲，我是北明。这一集，我们先看看习近平走的群众路线，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在研究习近平的性格。
分田分地收买群众，夺取政权
中共是以物质利益收买人民群众起家的。1928年中共搞土地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剥夺或者没收祖祖辈辈辛勤劳动者的土地,把它分给中共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的"农民代表会议" 处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用",也就是强制性 分配财富。("农民代表会议"在当时又称"苏维埃",词语和称呼直接来自苏联,原意就是"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建党初期,在苏俄共产国际领导下建立的地方革命根据地权力机构的名称,这个名称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通用的权力机构的名称。当时的中共根据地也叫"苏区"。——这个政权从最初就不是中国民族政权,而是一个根据西方共产主义观念建立的政权。更多介绍 请参考)三年之后,此一举收买了民心,壮大了的中共自己的队伍,足以与国民党对抗。正如刘少奇后来说的:"中央苏区过去只有二百多万人口,几个县的土地改革搞彻底了,支持了多年的战争,抵住了蒋介石。"而毛泽东更深刻阐明:"……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中共在野时期积极收买农民，扩大武装，在抗战中消极抗战甚至不抗战而保存实力，到了1949年，对国民党大打出手，以武力从国民政府手中夺取政权，靠得正是中国农民。到1948年下半年，中共所称的“解放区”已经有1亿农民分得土地，参军、入党者众多，成为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打垮国民革命军的巨大人力资源。
关于这一点,连国民党官员都有明确的认知,1946年12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其中称: "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 ("蒋介石一生最痛恨的人是谁?为何不是毛泽东"/台海网)
中共建党时的指导者苏联老大哥，对此也做过调查，得出过明确的结论。斯大林1949年派米高扬一行四人到中国与中共秘密接触，他们当时在石家庄西柏坡与毛泽东有一次没有报道的会谈。米高扬委婉地表示，把没收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太可惜了，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应该集中起来搞集体农庄才对，这正是苏联苏维埃的做法。对此一中共祖师爷的正统观点，毛泽东做了解释和回答，其逻辑大意是：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为主，若要农民参加共产革命，就得让他们感到解放，而解放的手段就是给他们分土地。中国的解放战争就是因为有两百万分了土地的农民参军，才有了 夺取最后的胜利可能。（参阅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北京P.112）
中共给农民分了土地，农民为中共打了二十年仗。毛泽东自己表述的明确不过：“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收回土地控制群众，巩固政权
中共从建党至今有两大法宝：武装斗争、谎言治国，前者夺取政权，后者巩固政权，都与群众相关：前者是发动群众、奖励群众，使之成为打江山利用的对象，后者是教育群众、愚弄群众，使之成为保江山驯服的对象。任何政治和政府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过中共的群众路线走得特别出色：全然使之为一党之私服务，而从未真正为群众服务。
1949年中共建政，在大陆中国登堂入室成为执政党之后，用不着农民群众了，旋即开始搞“农业合作化运动”（继之以“人民公社化运动”），这就是把所有生产资料统统收归国有的所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之一，收回农民土地，归所谓集体也就是国家所有。
如果仅仅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放任不管，让农民自生自灭也就罢了。其实共产党政权剥夺人民手中的财产更有深意，在于不让农民自己自生自灭，而要让他们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生活。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有一段话，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段话是：“有财产就有个性，有自由，有独立，有人格，没有财产就没有这一切。”（1967年4月16日《进军报》“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刘少奇黑话录”，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p476）毛泽东，这个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富农家里出生、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农民，懂得财产就是人格，私有财产就是独立人格的道理，谙熟没有财产就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没有人格的秘诀。当人民变成无产者的时候，其身家性命是牢牢控制在当权者中的。这样的群众，连一盘散沙都算不上，只是驯服工具，类似猪圈里盼望槽食、随时待宰的猪。
群众这张共产党手中的牌、中共起家时的老传统，如今中共党内太子党们已经大不以为然，它却习近平成功的重要秘诀，上集我们介绍过他为此如何坚持不懈，直到他的权力地位今非昔比。
“性格沉稳、遇事冷静”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习近平的性格特征。
年轻时的经历对塑造人的一生有奠基作用。习近平在梁家河的大转型的经历,是解读他后来一生道路的一把钥匙。这也是他自己的认知,他曾经写道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 (黄安伟,安思乔"习近平的升迁之路" 2012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 )
重返梁家河的习近平判若两人，此前走投无路、蒙昧无知、盲目抵抗，此后，调转方向，直面目标，自我克制，初得正果。他由此不仅摆脱了受人歧视的困境，还进一步赢得了老乡的敬重。这一段人生经验，成功地开掘出并强化了习近平羁勒自我的天性，培养并促成了成长中的习近平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按既定方针处事，直奔目标。这段经历也使他从一个盲从情感的少年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根据现实需要，选择行为方式，不再放纵自己的本能。
后来他从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庭转身自我下放河北正定县，那是他和他父亲决定他从基层做起，准备破格进入第三梯队的起点，也是他作为中共地方官员，第一次明确地、走群众路线起步的地方：三年多时间，他可谓全心全意与此，据说足迹遍布全县每一个村，“同正定广大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奋战在改革开放第一线，全面推进各项工作”。他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新星，进入了小说家的脚本，成为改革开放的模型。不过此后在关键时刻，他发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公开阻止他这个中央空降的太子党破格进入第三梯队，既然此路不通，他便全然放弃努力，转身大跳槽到福建厦门。又后来在宁德，他发现当地腐败问题严重，正是他大展身手的时机，他旋即出手大动作，严厉打击腐败贪官，九个月间惩治宁德腐败官员四百多人，罚款70多万，清退他们的公房一千九百多座。——锁定目标，既定方向，看似左右前后南北腾挪，没啥子规律，其实是走捷径接近目标。
习近平的特别处不仅在于兆察环境、主动寻求机会而有所作为，更在于审时度势而有所不为。从正定大跳槽到厦门，他是为摆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阻力，好借其父亲老战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庇护和重用，大干一场的。偏巧天时不好，他刚到任厦门副市长，项南就因所谓“晋江假药案”挨整出局；地利也不济，前任太子党、厦门市委副书记安黎口碑不好，导致福建舆论环境对红二代不利。他为此纵然从北到南、数千里迢迢前来寻求大干一场的机会，依然按耐自己，放弃目标，暂时不作为。
不仅在厦门如此，宁德亦然。他一到任那个穷乡僻壤，地方官员就希望借助他父亲的背景及他的中央人脉，建议他推动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三温铁路，地区升级为市。固然习近平格外讨厌人家言及他的政绩时，动辄提及他父亲，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意识到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经济过热，决定要治理整顿，意味着全国大气候和中央精神，并不利于他大张旗鼓大干一番。所以虽然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别人都给他准备好了，他居然决定“不能炒热”，硬把这三件大事一一压了下去。
曾庆红向江泽民推荐这位王储时，说他“性格沉稳、遇事冷静”，不是虚言。宁德拒办三件大事，是他执政不从众、遇事冷静的证明之一。
习近平性格中还有怎样的特征？按照西方生物生理学观念，他属于哪一种气质？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气质性格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决定习近平的价值？他有怎样的知识结构？我们且待下次这个节目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