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要：
1，陈良宇准备为沿海五省代言；2，上海当代：另立中央发动文革；3，严防东山再起：失败者终生不能返回；4，延后发布的国务院文件
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5年抵抗中央大一统的离心分权的行为，是中共胡温政府在一年之后，以社保基金案为由，把他彻底拿下的背景和原因。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次我继续依据历史，在上海这个化外之地于文革初期另立中央的背景中，分辨陈良宇的离心分权模式。
陈良宇准备为沿海五省代言
看取香港房地产业一度摆脱市场规律掣肘香港经济数年的教训，陈良宇决定不服从中央大一统宏观经济调控命令。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上海市委市政府要员会议，立即召开。会上，他复述前香港特首董建华的教训，传达董建华的看法，他告诉在座各位：上海经济不能降温。
决定抵抗大一统的宏观调控命令之后具体怎么办？香港的教训足以让上海引为借鉴，但是拿香港当挡箭牌，说上海不干了，肯定不能说服中央。陈良宇愿意拿出更科学的证据，他扩大了调查范围，把眼光从香港转移到内地，下令秘书和其他相关干部收集中国沿海五省——苏、鲁、粤、浙、闽，外加一市上海市的相关经济数据，并分析整理成文[1]。这些系统化的数据和调查结果证明，中央统一调控全国经济是错误的。
带上这些数据，他如期启程，应召去了北京。
陈良宇不是49年中共建政后第一位我行我素的上海市委书记。上集在回溯近代上海开埠诞生，在中国对外三次战争失败中逆行起飞、在西方物质与人文价值渗透中发展壮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举成为亚洲明灯的上海历史中，我指出过：由于上海的独特基因和胎记，无论经济兴衰，还是政治沉浮，它从来不是中央政府省油的灯，一直具有某种天然的离心倾向。即便百业凋零、民不聊生，上海依然是另立中央的“外化之地”。
上海当代：另立中央发动文革
另立中央 、另有图谋的事在中共史上早已有之，都归于失败，成功的例子是当代，1960年代“四人帮”集团在上海另立中央，背着中共全党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上海成了事实上的文革预备地和爆发地。
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1965年11月10日有一篇公诸于世的著名长文叫《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所以著名，因为它是点燃文革的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就是在上海写作成文，也是在上海的《文汇报》发表的，作者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事实上，江青作为这一事件的最初发起人和组织者，在“说服”毛泽东后就离开中共中央所在地北京，赶赴上海去做工作。她的上海干将正是当时上海第一把手、陈良宇的隔代前任，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及其同夥。江青与他们一起策划、组织了由姚文元执笔的一个蜚声中国，引导舆论的文革写作班子。江青1965年2月到上海，文章11月在上海发表，文革第一股阴风由此吹起。之所以要远离北京选择上海，是为了整个活动能够“背着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顺利进行，否则，江青说：“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2]。
此后，毛泽东授意，江青准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会议在三个月后的1966年2月召开，连续看电影10多部，座谈近20次。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和长时间的会期，与会者人都在北京，而这些要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等，却统统舍近求远，奔赴上海聚首。
会议最终形成一个纪要初稿，主题就是指出“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3]。这是针对北京权力中心发出的警讯。此《纪要》初稿经毛泽东三次审阅、增改，从3千字扩充到1万字，与中共宣传喉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966年正式发表的、作为中国文革发起标志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一起，被称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和“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此开始。
这是舆论准备。运动本身看上海也当“仁”不让：中国第一个工人造反司令部，是1967年1月在上海率先成立的，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7年1月6日，上海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史称“一月风暴”[4]。上海市委倒台，无产阶级夺权运动旋即从上海狂飙突起，席卷全国。
可以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毛泽东违背中共集体意志发起的运动，是在上海策划的，也是从上海兴起的。后来被称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文革“四人帮”干将，除了江青来自北京而常驻上海，其余三个，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均来自上海。
这事发生在陈良宇违抗中央大一统宏观经济指令的40年前，办法是背者中央权力集团，制造舆论，发动群众；目的是打倒威胁毛泽东权力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法是打倒权威机构，解散各级政府，造反有理，破坏秩序。这段历史再次证明上海这块化外之地是分立山头、另行主张的首选之地。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张春桥也是前上海市委书记，背着中央让工人造反派取代了上海市委，成功地领衔了中国的文革运动，当时他和他的同夥做的事情不具有文明价值。除了分离极权这一方式方法的相同，其所行之事本身与40年后陈良宇的作为没有可比性。
说到以分权制衡极权的方式维护地区利益，符合文明价值的历史事件，那是中国庚子国难期间的“东南互保”事件。此一事件起自沿海省份，签约地是上海，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大局震荡的危难中，成功地保护了中国东南部十省的经济与民生。陈良宇抵抗中央，是出于上海经济利益，试图带动东南五省，具有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可与之相比的正是近代历史上国际知名的中国“东南互保”运动。（下集详）
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组织和运作的凭藉，它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压迫社会。一般来说，权力本身有自我服务和扩张的本能。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优势是拥有制衡权力的机制，这种机制还受到宪法的保护，所以民主权力被关在笼子里，只要权力阶层的道德基础还在，不大容易膨胀作恶。而极权制度的麻烦在于没有权力制衡机制，权力寡头对由此而导致的分权离心倾向怀有天然的恐惧，必欲实施打击。我们简要看看中央对分权的恐惧。
严防东山再起：失败者终生不能返回
上海是化外起事之地，也是失败者永远不能返回的禁地。文革后被囚禁多年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1996年年届八十，家人为他申请保外就医，答复是：保外就医可以，不许进上海。张春桥于是在江阴安“家”接受监外监控。生命最后几年患病严重，返沪医治依然是幻想，只能在江阴本地就医。自文革后从上海抓到过世，张春桥再没被准许踏入上海一步[5]。
延后发布的国务院文件
最近一个月来上海强力封城的背景是另一个例子。在人们针对其“疫情清零”理由窃窃私语发出疑问时，中国权力集团发出红头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全文分为八个部分，除了第一部分明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总体要求”和工作原则，其余七个部分，全部具体论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方方面面：第二部分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第三部分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第四部分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第五部分：“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六、“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七、“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八、组织实施保障，以便落实各项统一规则。此文件主旨就是强调中央大一统管理市场，全文共7790个字，“统一”一词出现69次，平均被112.8字就出现一次。如此大力强调统一市场管理，很难不使人想到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中国全国一刀切的宏观经济调控计划[6]。
一个蹊跷，值得一提：此文4月10日上海封城、海内外舆论高峰期在新华社上刊登，而文件却在3月25日，也就是封城的前三天就拟定了[7]。却隐而不发，直到三天后（3月28日）上海开始封城，七天后（4月1日）全城封闭，十四天后（4月8日）军队进驻，才在4月10日在新华社公布。而根据官方头天4月9日公布的数据，到4月8日上海累计的超过13万宗感染新冠的个案中，只有一人属于重症[8]。
为什么要先作出统一大市场的决定，然后以疫情名义封城，再公布这一决定？另一个问题是，上海GDP几十年居中国城市之首，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个城市全部经济运作已经完全停摆，还有什么统一大市场可言呢？——封城究竟欲意何为？虽然缺乏足够信息做出准确评估，但是这次上海封城很难排除政治色彩，这应该不是出格的判断。
这次我们了解陈良宇被双规一年前就决心抗拒中央权威，为此准备了沿海五省和上海市的经济数据；我们回顾了上海这个化外之地为发动文革而另立中央的历史；我们也观察了最近中共一统管理避免分权的决心。下次节目我要比较1900年八国联入侵中国的危难当中、在上海牵线定音的东南互保运动，进一步揭示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东南互保行动。从而了解陈良宇命运，对中国而言深在的含义。（待续）
[1] 杨中美《习近平——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共领导人》p.149./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3月版
[2]中共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2-12-21《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3] 维基百科条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4] 维基百科条目：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一月风暴。
[5] 张维维:我的父亲张春桥/CND刊物和论坛/2020年5月15日
[6] 引自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共中央政府网站2022-04-10 19:20)
[7] 参见新华社：同上
[8] BBC:习近平称赞中国防疫措施 上海封城持续单日感染数再创新高/202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