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时全民全地追寻基督教，不是外来的新生事物，而是俄罗斯传统精神的复兴。自由亚洲，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这一次我们来看看俄国历史上东正教传统的情况。
千年国教东正教
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东正教作为基督教一大分支，就在俄国扎下了根基，深入生长，至今历时一千年，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和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其教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教自主教会，其莫斯科总部被视为东正教的宗教中心。沙俄时期的政府官员必须是虔诚的东正教徒。
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法国参加卫国战争的一批俄罗斯青年贵族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回国沉痛反省，并介绍法国见闻和思想，后古老封闭的俄罗斯帝国由此接纳欧洲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这批俄罗斯青年贵族后因发动推翻沙皇专制的武装起义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当俄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惨败于法国后，本土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失败后的自我反思更为高涨，彼得大帝遂强制推行向西方看齐的改革政策，俄国由此出现着强调全盘西化的“西化派”和强调改宗本土传统的“斯拉夫派”。双方虽然争论不休，但是彼得大帝的改革没有动摇俄罗斯正教作为国教的根基。
同一个心脏的双头鹰
其中深在的原因是东正教的独特性塑造了俄罗斯人普世之爱的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基因,可以压制,难以根除。俄罗斯宗教和政治哲学家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1874-1948)在论证俄罗斯信仰的思想来源是"末日论"时说,末日论思想采取了渴望达到普遍救赎的形式,他指出:因此"俄罗斯人把爱看的比公正更高。俄罗斯的宗教信仰带有共同性。……这一切都不尽在宗教流派中,而且在社会派别中得到其表现形式的特征。"(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P.246-247)这种高于公正的普世之爱,是俄罗斯西化派和斯拉夫派所共有的,无论他们发生多少争论,这一特性始终不移。
俄国思想家，西化派重镇赫尔岑（Alexander Ivanovich Herzen,1812-1870）在参加斯拉夫派领袖、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史学家、思想家阿克萨科夫（Sergey Aksakov1791-1859）的葬礼时，充分地而具体地表达了两派共有的这一特性。在悼词中，他满怀哀伤和恳切地说：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从早年起,一种强大而无法克制的、生理的炽烈感情,已在他们和我们心头诞生;他们认为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未来的先兆;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笼罩着整个生命的爱,对俄国人民、俄国生活方式、俄国思想气质的爱。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我们的账是算不清的,谁也没有权利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时间、历史和经历使我们走到一起,不是为了让他们把我们拉过去,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把他们拉过来,而是为了使我们在今天比当年在杂志上激烈鏖战的时候更接近真理。……这种共同的爱,使我们有权向他们的坟茔俯首哀悼,给安息在墓中的人们撒上我们的一撮黄土,对他们发出神圣的祝告:但愿在他们的墓上和我们的墓上,生长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年轻的俄国!"(转引自雷永生《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P.27)
被认为是俄国精神领袖的俄罗斯伟大小说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在其小说《卡玛拉佐夫兄弟》中，阐述过一个著名的思想：人类对天堂的憧憬和追求，抵不过一个被虐待小男孩的一滴眼泪的分量。这思想所体现的真挚的悲悯情怀，可以看作是对俄罗斯民族独有性格特征的另一种描述。
這種普世之爱如同对俄罗斯的爱一样，是西化派和本土派论战的共同前提，几乎所有俄罗斯大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不能理解东方基督教——东正教的这一特色。正是这一特色，使他们尤其是俄罗斯西化派不会、也不能从正教的精神中撤离。
流亡欧洲期间在柏林创办哲学与宗教学院，后迁居巴黎的别尔嘉耶夫，比较西方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深刻地认证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这就是，无论信神与否，都跟上帝纠结。他在《俄罗斯思想——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一书中总结道：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人的追求都证明了,存在着一种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使命相符合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其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也是不信教的人所固有的。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脱离了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就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开始迫害东正教教会的人,在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所形成的痕迹。"(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P.246)
百分之百的信仰人口
在当西方社会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俄罗斯引进西方器物的时候，俄罗斯的大脑，贵族知识分子们，并没有把精神和信仰送到工业化的机器里去绞死，东正教信仰作为俄罗斯核心价值的载体，始终是俄罗斯的精神支柱。
从彼得大帝的强力改革，经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政治开明但宗教紧缩，甚至推动俄国世俗化的治理，到了十九世纪末期（1897年），俄国总人口中，东正教人口接近9千万（8千7百多万），占总人口（12万5千6百40万）的69.3%。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如旧礼仪派与其他东正教派、罗马天主教、路德宗、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亚美尼亚礼天主教会、改革宗、浸礼宗、门诺会、圣公宗、其他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人口，占据了剩余人口的全部。也就是说，俄罗斯人口的百分之百都是宗教信仰者。这种情况，在全球所有国家绝无仅有。俄罗斯是“神圣俄罗斯”。
流亡的俄罗斯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罗斯西化派和本土派之争被武装夺取政权的列宁打断，独尊马列，这情形正向中国五四一脉全盘西化和学衡一脉要保守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争论，在1949年被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中断而独尊马列一样。1921年，列宁驅逐了两百多名白银时代杰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也正如1949年中国坚持固本儒家学说的民国学者脱离本土，流亡香港一样。
中国共产意识形态驱除本土传统文化的结果是，民国知识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将儒家学说发扬光大并最终在台湾落地生根，苏俄共产意识形态驱逐俄罗斯精神与文化的结果则是，俄罗斯流亡的知识精英将俄罗斯文化带到了欧洲发扬光大：他们在异域他乡办沙龙，搞讲座，出刊物，创建神学院，成立俄罗斯学术研究所……。从1918年到1928年十年之间，仅在德国，俄罗斯流亡知识人就注册了188家俄罗斯出版社，仅在1923年这一年，他们的出版社出的图书数量，超过了德国本土所有出版社出版的书的总和。（【俄】弗·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p.18，刘文飞、陈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俄罗斯文化和精神、俄罗斯观念和价值，被俄罗斯流亡知识精英移植到了欧洲。
流亡也导致俄罗斯知识精英更珍视俄罗斯传统：在实地考察比较的法国、德国等地的欧洲文化之后，他们对俄罗斯文化特色的认知更加深入，一些人从完全西化派退守到斯拉夫观点。
重归故里的俄罗斯
有论者认为，俄罗斯传统早在列宁时代被彻底消灭了。不完全对，或者完全不对，这种说法至少是片面的或者短视的。事实是，在苏联红色帝国解体前后，俄罗斯精英们储备在欧洲，包括美国的神学、哲学、思想、文学、音乐等精神产品，蜂涌回流到本土，从而接续了俄罗斯传统。
仅北明的零星管窥,别尔嘉耶夫1946年流亡法国时期对俄罗斯思想的研究成果《俄罗斯思想》,在1990年苏联权威杂志《哲学问题》就连续、大篇幅地刊载,编辑部为此还写了前言,指出别尔嘉耶夫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并说"如果我们想实际地弄清楚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云云(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P.1)。
大文豪索尔仁尼琴流亡美国期间的所有著述、演讲、视频、访谈，包括他流亡前被禁的作品，都随着他1994年返回故里而在俄罗斯全部开禁。
流亡法国，在巴黎度过创作高峰时期的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作品也回归故里了，而且传遍世界，甚至她的各类文字——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戏剧回忆录，已经翻译到中国。在1992年召开的关于她的国际研讨会，苏联诺奖获得者布罗茨基（Iosif Aleksandrovich Brodsky，1940-1996）称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瑞典皇家学院主席艾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1930 -）表示，她没获奖是诺奖评委会的遗憾。那时起，这位后来回到苏联饱受摧残、自缢身亡的伟大诗人，她被苏联玷污和埋没的名字和作品在俄罗斯大地放射光芒。
因掩护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08-2008）而被驱逐出境、剥夺公民资格的苏联伟大的音乐家、被誉为“世界大提琴之父”的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1927-2007），早在1991年8月政变时，就不屑签证，带上自己的大提琴，擅自飞回莫斯科，在红场上与民众共命运，他的演奏早已成为俄罗斯人民的珍宝。
流亡美国、公开谴责斯大林时代共产主义的压迫者们“就是一群职业杀手！”的苏俄伟大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Vasilyevich Rachmaninoff，1873-1943）的音乐，也在苏联解体之后響徹俄罗斯大地……。
民间基督教传统的俄羅斯
需要简单提及俄罗斯民间的基督教传统。从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到十九世纪黄金时代乃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白银时代，经苏俄时代到苏联时代，对天国的探索和对上帝的追问一直不退，它不只是俄罗斯欧亚大陆上贵族与平民知识精英的传统，对上帝的信靠是俄罗斯人民的生命的根据 ，即便在无神论掌刀主宰的是斯大林时期也是如此。
只要看看《静静的顿河》这部现实主义手法的长篇小说，就能看见俄罗斯现实。这部三、四十年代获诺奖的苏联小说背景是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落笔点是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两次革命时代；描写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顿河沿岸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在那里的大草原上与顿河沿岸，厚重的宗教氛围无处不在，无论战争与和平，生存和死亡，婚丧与嫁娶，红军或白军，对上帝的信仰奠定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让人实实在在想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强调的，存在于俄罗斯人民中“根基”，文明的根基。
事实上，自基督教传入俄国，俄罗斯人世世代代是从通过圣经认字、学文化的。
即便上个世纪三十年代（1933）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完全共产意识形态化的小说杰作，获苏联《真理报》推崇，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获列宁勋章，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1863）黄金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相比，其审美方式和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也是如出一辙，只是描述的故事不同了而已。
苏联解体时期所经历的，相对于苏共马列信仰的解体而言，可谓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道德价值的重建，但是对于俄罗斯的历史而言，则是俄罗斯传统价值和精神道德的复兴。
74年的无神论马列主义统治下，俄罗斯的上帝没有走远，正如别尔嘉耶夫在40年代指出的：甚至那些迫害东正教的人，内心深处也保留着东正教所形成的痕迹。下次节目我们主要探查迫害东正教的元凶、也是大清洗时代的杀人魔王斯大林心中上帝的影子。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北明非常识。我是北明，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