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几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中最为传奇的人物。
他拥有几个当时特定时代无人逾越的唯一：
唯一一位大庭广众之下胆敢肆无忌惮地扑到毛泽东怀中嚎啕痛哭，并诱发世纪暴君眼泪的中国人。
1983年针对四人帮及其所谓余党的系列审判中唯一一位当庭抗诉，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时代自我申告无罪，与检察长和大法官当庭唇枪舌战，并令公诉方哑口无言的被告。
“按毛泽东本人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1965年11月10日开始的，但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对于蒯大富这样正在读书的大学生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和杨克明等七人大字报开始的。”这是文革爆发之初最著名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以笔名许爱晶于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期间由香港文革历史出版社问世的大陆禁书《清华蒯大富》（本次访谈中蒯大富称与韩合著）中一段激动人心的描述。
五十年后的6月1日，《不同的声音》拨通了正在与频发性中风顽强抗争的蒯大富老人黄田颐养院房间的分机电话。
采访蒯大富，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个星期的不懈努力后找到了“司令”四次中风之后不得已搬入的深圳宝安区黄田福利中心宝馨颐养院的房间电话分机号码，却被多方多次善意预警：老蒯根本不接受外媒任何形式的采访！
这通电话，打，还是不打？着实是一个巨大的纠结。因为：
众多相关国内访谈综合资料透露：为了躲避蜂拥而至的外媒，蒯大富一度给自己起了个化名戴明...公安局的朋友对他明确坦承：“给你创造一个挣钱的好环境，但是必须切断你和国外、港澳不必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蒯表示接受...香港有家左倾的电视台（凤凰卫视）和蒯大富很熟...几次三番想做他的访问，都没有成功。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他们说，“我说的你不敢播，你让我说的我又不想说，你说我上你节目干嘛？你也别为难，我也别为难。”...可是怎么也算经历过来的人物...人们也总抱着想从他嘴巴里发掘一些新奇东西的向往。1992年下海山东，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他是不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的，但有一次却破了例，允许日本读卖新闻采访他...日本记者一口气就问了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你曾经和江青女士有很多的接触，你对江青女士怎么看？现在全国到处都讲放“东方红”，你对毛泽东又怎么看？文化大革命初期你们曾经反对过邓小平先生，现在他在主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你怎么看？邓小平先生百年之后，中国将会怎么样？全是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省外事办的官员深为蒯大富的口才折服，朝他翘起了大拇指。蒯也很得意，“外国记者是不可能从我这儿抓到攻击中国的把柄的。”
那是24年来蒯大富唯一一次接受外媒“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采访。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不同的声音》重启了“哪壶开了提哪壶”的蒯大富独家“闲聊”。
整个二十余分钟的访谈，几乎是在分分秒秒担心着一不小心“问过界”，那红司令性之所至挂断电话拂袖而去的访谈危机。这通电话啊，得来实在是大不易。
说起蒯大富，中年+华人可能没有不知道的。但还是引用一下维基百科相关词条吧：
蒯大富，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北伐军的战士，父母都是1940年代的中共党员。蒯大富中学就读于滨海八滩镇中学，成绩优异，近年八滩中学校庆时他也曾到场。本来学校准备让其演讲，但由于其历史原因取消其演讲。即使如此在校庆现场还是得到很多同学的青睞，同学们更多是像见识一下这位颇具历史痕迹的奇才风采。
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当时身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的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叶林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1966年6月19日，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同一天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两天后王光美加入工作组，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员，但叶林仍为组长。工作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7月30日新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此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仍属弱势。1966年9月，在中央文革工作人员李讷的要求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派出百余人到清华大学张贴大量大字报，支持蒯大富。1966年9月6日，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第一把手朱成昭牵头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其负责人不设「司令」等名号，朱成昭为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此前在9月5日召开的三司负责人会议上，在朱成昭提议下，为支持清华大学文革，决定也给予蒯大富个人「首都三司负责人」的头衔，并同意蒯大富在9月6日三司成立大会上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在场3000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自此，蒯大富当上三司「司令」或「副司令」的谣传便不胫而走，蒯大富也得到了「蒯司令」的绰号。此时蒯大富手下尚没有任何组织。1966年9月2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蒯大富为负责人。1966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同三司的创始成员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蒯大富成为第一把手。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清华大学两派武斗中的一方。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影响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蒯大富当场投入毛泽东的怀中痛哭。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监督劳动。
以上是维基百科长篇大论的蒯大富词条传记。牢狱之灾尘埃落定，蒯大富顷刻下海，旋即致富，转瞬“大富”，期间几乎没有空窗期。个中原因，老蒯在访谈中直言不讳——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这次对文革造反学生领袖蒯大富的采访虽是当仁不让的海外独家，但实属多多制肘下的游击队“遭遇战”---由颐养院保安总机转接内控老人分机固定电话的私密安全性---你懂的。再者，这边厢“打一枪就跑”，那方面“打枪的不要”，只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空留不少遗憾乃至问号。诸如，蒯大富在上半部分言之凿凿：“没有什么两个文革。就是一个文革，人民大众起来反对党内腐败走资派嘛，现在讲就是权贵资产阶级。”但下半部分对话中受访者又明确表示否定文革，并认为文革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次发生。由于双方陌路相逢，尚未建立互信，加之种种其他政治敏感因素，记者没有在节目中深究细问二者之间明显的逻辑矛盾。
好在善解人意的司令也意识到这一访谈特质，主动告之手机号码，以便来日互信达成之后深谈之用。
让我们回到“六四纪念日前夜独家采访文革红卫兵五司令之首蒯大富”下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