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节目的下半部分里我们总结一下访谈对话中的重点披露：
1. 教授已沦为黑名单上的"边控人员",不得出境。
2. 开除这位著名经济学教授的书面理由除了他经常在课堂和社会上散布包括"公款养党"等政治性"反动言论"之外,另外两条重大说词是:旷工,拒不上岗(传达室邮件收发员);远在五年前的一次"私自离境"。
3. 庭审式的在校内向其妻子当众羞辱性宣读开除公职的"判决"。
4. 依然存在个人恩怨诱发徇私报复,操纵"开除极刑"的可能性。
5. 向美国领事馆电话求救未果,沮丧绝望的心绪中,萌发了"方励之模式"铤而走险的念头……
我们继续关注蒙难中的杨绍政教授。
即便如一些媒体密集聚焦中的开除杨绍政的原因主要是这位教授发表的“公款养党”理论，那我们就再一次拜读一下这段在互联网上并不怎么“网红”的文字吧：
《我国经济研究中政党真的可以被忽略?》 杨绍政
中国社科院的张曙光教授讲到了地区间政府的竞争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周其仁教授也讲到了政府的强大与难以控制的问题。复旦大学张军教授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似乎得出了政府改革政策的成功。在所有的演讲中，似乎都没有提到政党的身影。政党成了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被忽略的变数。可是政党真的可以被忽略吗？
在中国究竟是政党强大，还是政府强大？地区间究竟主要是政府的竞争，还是政党内部在地区间的竞争？在国与国的经济竞争中政党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正如前文所讲，全体国民的税款和国资收益每年供养所有政党专职党务人员和一些非政党社团工作人员，分布在政府、军队、社团、公有企业、事业单位、专职党务机关的每一个细胞，总数约2000万，给社会带来的耗损估值约20万亿元人民币，这么庞大的资源，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大陆全民公款养党和社团一年给全社会造成的财富耗损为20万亿人民币，人均负担1.5万元，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几乎不养这群人，人均负担为零。假如其他情况中国和它们一模一样，搞个65年，即使初始人均收入相同，中国人均收入和这些国家的差距都将是巨大的。当我把这样的问题在茶歇提给张军时，由于时间关系，他没有发表意见。当我把这样的问题提给浙江大学的张旭坤教授时，他公开讲也不知道是否有国宝在会场，他的看法，共产党就得用自己党员缴纳的党费养。重庆大学的蒲勇健教授讲，你懂的。如果你有勇气，你就去研究呀。
其实道理很简单。假如有两个经济体，同样的13.5亿人口规模和同等的初始人均收入。一个社会全民公款供养的政权人员比另一个社会多4000万。即使两个社会生产效率相同，供养更多政权人员的社会将会越来越穷。只要不变革，更多供养政权人员的社会终究会崩溃。
对国家前途命运这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成了学术研究的盲区，成了社会讨论和公共舆论盲点？据说只要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或讨论文章，刊物、出版社、报纸均不予以刊载。如果是真的，我国有知识有见识的人群均无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大义，群体性掩耳盗铃，最终走向群体性毁灭就将是群体性自我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