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陆沦陷之后，英属殖民地香港瞬息被隔绝为反共孤岛，中港桥头堡深圳河罗湖桥周边地带枪林弹雨，被后人称之为“中国的柏林墙”，该称号一直衍续至上世纪末97回归。在此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中港边界不断演绎着惊心动魄，血雨腥风，携家带口,妻离子散,惊天地泣鬼神的大逃亡，大流亡，大救亡。“逃港”：是大陆共产红色苏维埃执政以来催生的最具诱惑度、戏剧张力乃至悲剧色彩的国产政治名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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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潮，香港又叫偷渡潮，是指在1950-1997，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偷渡到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在世界史，香港偷渡潮是冷战的一部份，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柏林墙，是共产主义地区人民逃往资本主义地区。《大逃港》作者陈秉安调查统计，1949年－1979年，30年内大陆约有250万逃港者。《偷渡香港》作者陈通教授根据亲身逃亡经历和调查统计指出，最保守估计：约200万逃港者，300多万人死在路上，2000多万人加入大军。现今720万香港居民中，逃港者及其后代至少有200多万。香港近50%的富豪，是逃港者。
《不同的声音》本周将大型系列访谈《出逃后的逃出 流亡后的救亡》扩展到香港。专访“97后香港第一位政治难民”，目前以联合国难民身份定居加拿大温哥华的社运工作者,香港永久居民杨匡。
杨匡是上集进入节目的中国大陆著名维权工作者刘沙沙新婚燕尔的丈夫，夫妻双双经历来自港府和中国方面种种刁难和政治迫害后千辛万苦逃离大陆抵达曼谷联合国难民署“申难”，不久以“启动紧急程序”的申请方式被迅速安排至加拿大政治避难。
现年48岁的杨匡先生一九八九年参与民运后,在广州看守所被关押到九零年十月底。出來後在珠三角组织工会,九二年再次被追捕,九五年逃港,成为97前英殖民地最后一代的中国大陆难民。(杨匡先生也是当年名噪一时的保钓登岛活动中登上钓鱼岛"启丰二号"船船长。)
杨匡这回重做冯妇，第二次 “出逃后逃出”的大中华政治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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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逃港的主要是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党员；1956-1957，由于农村合作化与反右运动，逃港的主要是贫下中农、农村干部和知识分子；1960年，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许多广东饥民逃到香港；1962年的大逃港，日均5000人，1个月便是15万人。当时香港边境的宝安县，全部属于边境禁区，任何陌生人都要被搜身，一旦发现干粮或浮具（如游泳圈、自行车轮胎内胆）等，立刻用麻绳捆绑被收容。因此多数未到深圳已被民兵抓捕。这是充满“血和泪”的逃亡。逃港者要面对鲨鱼、边防士兵的狼狗狂咬和开枪射杀；逃亡未遂的，可能被抓捕、毒打、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被枪毙、被饿死或自杀。逃亡成功的获得了香港的身份证，他们为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逃港者经历了中共领导下的饥荒、政治斗争，因此不少人恐共、反共、厌共。加上香港楼价高企，不少中产在64事件、97回归前大量移民海外。当年的逃港者现今已是长者，有不少希望建造逃港遇难者纪念碑，以免后世忘却。
对杨匡先生的长篇访谈分四集播出，请持续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