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周的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是，死亡人数超过了两千人，新增确诊病例减少，疫情拐点还没有出现，企业陆续复工。疫情形势严峻，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将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迟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曾经旅居中国22年、写过多本中国书籍的台湾作家范畴认为全国两会若推迟，象征意义非常大。三十几年来两会固定在三月举行，多大的事连八九年发生六四事件都没有影响到。全国两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共政体的象征，就像天安门每天早上必须升旗一样，若哪天没有升旗，或延迟了升旗，大家都会问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这显示新冠肺炎传播的速度、影响力，对经济的打击已经超出了现在国家机器所能应付，也代表中共面临它过去三十年来没有遇过的困难处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1985年以来于每年三月底召开，1995年之后固定在3月5日召开。
一边防疫一边开工是场豪赌
疫情尚未控制，政府已经要求企业复工。央企所属的生产型企业开工率已超过八成。一边防疫，一边开工，这是一场豪赌，感染的风险很大。但若不开工，中国的经济能扛得住?
范畴说，复工的优先顺序首先是国企，第二重要是大型企业不管是外资或内资，特别是大型出口企业，因为中国需要外汇。中国还有几千万家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企业能忍受停工的最长期限不超过三个月，否则要倒闭。一旦倒闭，重新复原的成本等于重新创一次业，这是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国务院希望全面强制复工，但没有办法。这些中小企业若有一半的人失业，可能约有四千万到六千万人失业，这将是社会上最不稳定的一群人。接下来各种问题，像税务、保险、公积金等都将形成财政压力。若大量印钞票将在下半年导致滞胀，形成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局面。若出现这种局面将影响房市，若房地产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之外的二三线城市跌价30%以上，中国的金融机器就转不动，债务就转不动，人民币汇率会顶不住，现在经济是走向灭顶之灾的半途中。
范畴说，接下来两周要观察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和封城率，这跟半年多前香港的情况类似，当时北京对香港有两种政策的辩论，一是强力维稳，把香港收拾掉，另一认为要保护香港的经济，半年前的“香港两难”现在出现在中国。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 范畴喻如周伯通
对于央视不断宣传“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范畴说，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老顽童周伯通，他能左手打右手互相搏击，范畴称中国现在处在“周伯通时刻”。但周伯通左手打右手是奇功，中国能不能出现奇迹，有待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与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今年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范畴说这应该不可能。如果是贸易或商业合同可以用钱解决，可以印钞票，但现在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工人不上工，原料进不来，你的军队士气再高，没有枪炮，那你就是义和团。不是幸灾乐祸，莫忘中国苦人多，而且如果中国经济今年GDP掉3%到5%，全球经济也可能掉1or 2%，中国和世界是唇齿相依，国际仍希望中国经济能好一点。
范畴: 中共进入了五种战争状态
范畴比喻中共现在是进入了战争状态，进入了五种战争:对病毒的战争，维持经济运转的战争，党内的权力战争，对人民的战争，以及对国际的信用战争，要保持国际对中国的信任。这次疫情过后，下半年国际会问三个问题，病毒来源、为何严重扩散、和封城的必要性。
为什么说对人民的战争? 范畴解释，这次全国各地的封省、封城、封楼、封街道、封门，这跟北京一直想做到的“社会信用系统”几乎是一致的，你说了什么话，你的消费纪录，去了那里，跟谁来往等等都要纳入管理。以前外界以为要花好几年才会做到的社会信用系统，现在因为疫情已经做到了。比如说有个手机应用软件APP，可以知道你周围有几个人确诊，有几个疑似病患。就像微信交友一样，摇一摇就知道周围有谁想交友。
此外，他说网信办已宣布三月起全面治理互联网，包括娱乐平台。现在流动性物资包括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现在因为病毒的第五流把前面四流几乎在一个月之内，把全国半数人口都掌握了，下一步再用社会信用积分制度，连结监视系统、手机、连结你的上网和各种消费纪录，你想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刘绍华谈中国防疫 “堆积小人物的民族情结，创造国家奇迹”
中共应对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危机时，有一种操作民族主义应对的惯性。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绍华，钻研中国的爱滋病和麻风病，著有《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和《我的凉山兄弟：毒品、爱滋与流动青年》等书。她最近在中研院的一场演讲中谈到，不管是以前治疗麻风病的医生，还是现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都可以看到 “堆积小人物的民族情结，创造国家奇迹”的模式。她认为很多强调女性医护人员去疫区之前剃光头的作法，也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性宣示。
刘绍华说，中国向来惯用表演形式，形式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一定会做到在台面上就是很典范的样子，这种典型其实是要号召众人跟随的样板，所以会做得非常绝对，牺牲就是要表现出真的牺牲的样子，这种仪式性的宣示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动员手段。这即使是在麻风防治的历史也很常见，比如麻风医师要宣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唯一的志愿”，这样的动员手段尤其是针对党员至今没有太大改变，唯一的差别是当年治疗麻风病的事没有人要做，所以不找党员，是找黑五类去做。
刘绍华: 当政治思考高于医疗卫生时就错失黄金时机
很多评论指出这次疫情突显了中国集权治理的问题，刘绍华说，防疫这种事情，尤其在紧急危急时期的急性传染病防疫，公共卫生经常是非常强制性的。在民主国家，民众跟政府的约定是在紧急时刻，我把我的自由权交给政府，以换得政府来保障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安全，这样的妥协大家可以接受。但在集权下，公共卫生的隔离不必跟人民商量或约定，效率当然可以更快，可是我们看到中国这次并没有更快，这也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因为当他不透明时，我们认为在医疗卫生上的优先考虑，就不会是他的优先考虑，他的优先考虑是他的政治思考，当政治思考高于医疗卫生时就错失黄金时期，当错失黄金时期，集权国家本来有效的动员就不会有效了。也许有人会说不封城隔离的话会更糟，但会不会更糟不知道，也许死的是不同批人，现在已经死了非常多人。而且很多人不是死于肺炎疫情，很多癌症和慢性病患者、老人受到忽视，他们的医疗资源中断。所以问题是看牺牲的是谁，另一个问题是，隔离的有效性是未扩散之前有效，当已扩散再用隔离手段就不会有效。麻风是慢性病所以隔离很有效，但出现急性传染病而且又失去先机了就没有效果，有效的话今天不会这么惨。
刘绍华: 身为中国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武汉在封城之后，有武汉居民开窗唱爱国歌曲打气，刘绍华很感慨，她说身为中国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台湾，人们遇到不确定性非常高的困境时，第一个念头可能是求求老天爷、求助宗教或民俗信仰，但在中国很多人不具备这种文化思考的惯性。中国人的信仰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很多人喊武汉加油或是爱国口号时，那是1949年以来长年的思考惯性，而且很多中国人说可能喊武汉加油的那些人很可能就是不准武汉人进到他们地域范围的人。所以污名一直很普遍发生，可是大家又要用同胞一体的爱国精神来提振士气，打开窗户喊武汉加油、唱爱国歌曲这种 行为，无法简单的用荒谬两字去看待，那是缺乏更高超于国家主义之上的集体精神的祈求象征，这是满令人伤感的。
撰稿人 陈美华 责编 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