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是“寿终正寝”还是“胎死腹中”? 躺进棺材的到底是谁? 总之修例已死，香港人的抗争行动依然活跃。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说，北京把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绑死了。
北京当局对香港问题可以一直拖下去，以拖待变吗? 时间是在北京一边，还是抗争者一边?
吴介民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修例已死”的宣示不足以平息政治危机，香港民怨的累积已经大到林郑月娥不下台，港府对所谓暴民的控诉不撤销，香港人就不会罢休。至少对一些坚决抵抗，甚至抱着必死决心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抗争持续发生，而且抗争者的理由具有号召性，使过去多年的民怨一次性爆发。
吴介民说，这一个月以来，中共的犹豫不决、港警的强势镇压以及滥用权力，使情势恶化；抗争将持续，可能化整为零，使港府不得安宁。他认为，如果港府、中共、或警察，有任何失当措施，都可能引发再一次更大规模的抗争。
吴介民指出，香港政府正在面临“管治失控的危机”，政治学上说“不可管治的危机”(Ungovernability)。目前来看，时间是在北京一边，还是抗争者一边，无法预测。
回头看2014年雨伞运动持续了80天左右，中共和港府当时以拖待变，打消耗战，时间看起来当时是在港府那边，时间拖久了，抗争者人数减少，民气消弱。但是雨伞运动的收尾和掌控的操作方式，能否在反送中大危机中重演，吴介民持保留态度。
吴介民指出，“现在香港局势的变动性和挥发性非常强，好像一根火柴就会让香港爆发出大的民怨爆炸”，中共和港府最好不要再有任何闪失去激怒香港人。
他说，北京在香港问题上是“放不开，输不起，给不了”。北京放不开对香港的严格管控，没办法输给抗争者，给不了香港人民主，只能维持威权管控香港的格局，而且愈缩愈紧。他说“北京把自己在香港问题上面绑死了!”他认为对中共来说，香港问题也是面子问题，中共是非常爱面子的天朝政权，所以香港问题很难处理。北京的政治管控力道愈来愈大，大到港人已经无法忍受，酿成送中条例的大危机，也使北京控制香港遭受挫败。他说“北京失去了面子，也失掉了里子。”
日前一位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不再需要香港”的几点原因。他说1997年，中国尚未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香港成为转口贸易的通道。但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香港转口贸易失去重要性。这名教授采用很多经济数据指出，1997年，中国近一半贸易通过香港进行，如今这一数字不到12%。从总规模和财富而言，香港相对于中国的规模也缩小。1997年，香港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5倍。到2018年，香港的经济规模缩小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香港人均收入也缩减为中国的五倍。1997年，中国股市的规模还不到香港股市的一半，如今中国股市价值接近8万亿美元，大约是港股的两倍。
不过吴介民认为，从经济规模分析香港重要性减弱的观点过于表面。他说，首先不要忘香港还有四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外强中干，内外危机四伏，内部成长势头减弱很多，外部有贸易战的压力。他说这笔香港的外汇储备，对中国来说是一笔“活命钱”。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三万亿，其中买美国国债就卡住了一万亿多，另有一万亿左右的外债，七折八扣下来所剩无几，所以香港这一大笔美元储备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资产。
此外，他说北京还需要香港作为对外获得技术的窗口，人民币国际化的窗口，和对外输出资金的管道。中国有大量资金从中国进入香港转进第三国，这其中有很多红二代官二代等特权阶级的黑钱，这也说明了香港是唯一中国境外的经济基地。
而从外交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在美中对抗情势下，香港对美国是重要的一枚活棋。这一年来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见过许多泛民派的要角，包括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香港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二十国集团峰会中，特朗普也提到香港问题。在美中对抗格局下，香港的重要性依然存在，并已超越经济范围。
此外，他说，北京已经拿回香港主权，但都还处理不了香港问题，以这样的格局和能力怎么能处理台湾问题? 想并吞台湾，中共自曝其短。对国际和对台湾来说，中共仍需做好“一国两制”的示范。
吴介民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共对香港政策失败多于成功。2003年爆发非典后，中国跟香港签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其最重要的发展是大量陆客进到香港，很快的带动商业荣景。但是香港为迎接每年几千万人次的自由行陆客付出很大代价，例如香港原本具有本土特色的商铺消失，以此谋生的人群和年轻人创业机会都被新的商业模式扫除掉了。
至于中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动机，吴介民认为是把香港进一步深度整合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内，把整个广东，从广州到东莞、深圳到珠海，和香港串连成一个大湾区，每个城市有其功能定位，总的动机是要消化香港。
香港面临的另一个经济问题是，香港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非常高，企业中好的职位被不断涌入的大陆高级白领占据。此外，政治上民主倒退，法治遭破坏，警察被政治化使用，这些问题每天都在累积，形成香港的政治危机。所以他说“送中条例引发的民怨最后爆炸成为社会大反叛，（送中条例）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反送中运动中的经济因素，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特聘教授林祖嘉也指出，香港十多年来所得分配恶化的情形一直没有解决。香港一些人得利，另一些人日子却过得很苦。陆港签署CEPA之后那几年，香港经济发展确实非常好，因为大陆让香港使用更多大陆资源，同时大批陆客涌入香港消费。但是另一方面，被大陆人炒高的香港房价、租金和物价，使香港年轻人看不到未来，中下阶层人群生活辛苦，而港府一直无法解决香港人所得分配恶化的情形，导致民怨累积，政治和经济问题搅在一起，最终爆发反弹。
撰稿人/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