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下二集节目中,我们将针对中国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继续展开调查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佛逊曾经这样写道:“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见在这位哲人的心目中,追求幸福是人们天赋权利的一部分, 同生命权和自由权同样重要。但是,究竟什么是幸福呢? 可能对每个人来说,其内涵和外延都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在上集的调查报道中,采访了中国和外国的专家,请他们谈了对幸福的定义。 那么,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如何定义幸福感呢? 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他们对生活的满足和具有幸福感呢?长期失业、生活困窘的林业工人郭学安对幸福的定义很简单:(录音)
家在黑龙江 伊春的郭学安刚刚同他年轻的儿子告别,他儿子在当地找不到工作,最近到南方去打工。在谈到能让他幸福的因素时,他说,只要有一个他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孩子也能有个稳定工作,将来娶上媳妇,他就会感到幸福和满足了:(录音)
作为白领的云南昆明的吴女士对幸福也有类似的定义:(录音)
那么,总体上来说,目前中国人的幸福感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影响呢?什么因素让幸福感下降或者上升呢?四川山区一名年迈的老太太对记者表示:(录音)
在被问到什么让她感到幸福时,她表示生活条件的好坏对于她来说,都不重要, 她均感到幸福和快乐:(录音)
在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你首先是群体的一员,家庭的一员,你有很多责任,群体决定你如何生活,包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跟谁结婚,是否移民他国等,这是亚洲国家的特点,它限制了个人自由。
在春城昆明工作的白领吴小姐认为,幸福其实很简单。不过,她还是怀恋十年前当学生时天真无邪的年代, 认为那个时候更加幸福。(录音)
广州的心理医生 詹春云 分析说, 虽然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机会的增多,幸福感有所增强,但社会的变革以及竞争压力的增加无疑给人们带来压力和不安,从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满意程度: (录音)
他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变化以及公正性问题,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录音)
北京的学者宁先生认为,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生活中追求的目标过于单一和一致, 导致幸福指数的下降;(录音)
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指数进行过多次跟踪调查的荷兰鹿特丹大学教授闻侯文认为,中国人由于个人主义意识没有西方那么强烈,因此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希望得到父母、亲朋好友等周围人的肯定,如果人周围期望过高, 自己达不到期望群体所希望看到的成功,则自己就会感到不幸福:
“在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你首先是群体的一员,家庭的 一员,你有很多责任,群体决定你如何生活,包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跟谁结婚,是否移民他国等,这是亚洲国家的特点,它限制了个人自由。当然,对家庭和群体来说,这种集体主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也有消极一面,但我认为消极一面大于积极的一面。”
闻侯文教授认为,这种状况在西方也是存在的,但调查显示,在东方文化中,由于个人主义没有西方那么强,因此周围对自己期望值的群体压力更严重。他的研究还显示,个人的幸福感同政治体制有关, 但同福利制度却没有关系。
我进行过世界各国福利制度同幸福感之关联的研究,令我吃惊的是:福利制度同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政治体制, 民主的制度同幸福感是正相关的,但福利制度同幸福感却不相关。
“我进行过世界各国福利制度同幸福感之关联的研究,令我吃惊的是:福利制度同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政治体制, 民主的制度同幸福感是正相关的,但福利制度同幸福感却不相关。”
那么,在目前的中国, 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生活更幸福呢?不同的群体的幸福指数是否有明显的区别呢?政府采取哪些公共政策,才能令国民幸福感增强呢?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集报道中,继续展开调查:
调查报道记者 白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