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道》节目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白帆
针对中国官方限制独立知识分子的情况展开调查
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耳熟能详的词汇。一般来说，凡是大学毕业有一定教育水准和专业技能的均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就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了。一般说来，公共知识分子是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权威，同时在大众传媒上对社会问题和时局发表意见，广为公众所知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独立思考，并不时表达出来形成社会影响，从而对官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思潮。所以，在中国目前能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数成千数万，但能够真正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数可以说寥若晨星。这一方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能够有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以及大众传媒仍被官方牢牢掌控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的很大压力。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北京青年作家余杰目前在美国访问，他向本台介绍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面临官方的压力日趋沉重：（录音）
余杰还介绍说，除了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受到各种压力之外，他们的家人也不同程度地面临压力和骚扰：（录音）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曾经上书官方要求为右派彻底平反的山东大学附中教师李昌玉一直受到海内外的密切关注，不过他最近因为出书被官方抄了家， 他介绍被抄家的情况说：（录音）
政治学者刘军宁曾经因为大胆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地方选举而丢掉了在社科院政治学所的工作，目前在艺术研究院供职。他对记者表示，他也曾受到了一些压力，但目前情况似乎有所缓解：（录音）
徐友渔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95年起为研究员。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精神生成语言》、《蓦然回首》、《告别21世纪》、《自由的言说》等。是知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记者表示，目前官方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控制主要针对他们的发言渠道－大众传媒：（录音）
不过，徐有渔介绍说，他自己本人的外出演讲活动也受到了官方的直接限制：（录音）
那么，官方是如何界定在言论和学术领域内的禁区呢？余杰对记者介绍说，在这方面，官方的禁忌在中央和地方有明显的区别：（录音）
徐有渔对记者表示，由于目前管理意识形态的官员大多数是技术官僚，因此在了解官方的禁忌上，很多学者往往无所适从：（录音）
余杰认为，目前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政策趋于收紧，他撰写的学术和政论书籍过去几年可以出版的， 目前也无法问世：（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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