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高校毕业生持续青睐“体制内工作”，与此同时返乡就业年轻人增多的现象进行探讨。
如何引导高校毕业生合理就业，是人们近年来不断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变化不大的是，高校毕业生仍然在挤破头往体制内钻。求得政府的一份公职，仍然是许多大学生的首选。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公布“2016年北京高校学生创新创业及就业意愿调查”结果，调查对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4所在京高校的1686名应届毕业生。调查显示，北京高校毕业生期望月薪平均值7411元，其中，医学专业学生期望月薪最高；毕业去向前3名依旧是北京、广东、上海；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仍是毕业生首选。
对于高校毕业生挤破头往体制内钻，人们总说是为了安逸和稳定，不愿意拼搏。这样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这好像有些道理，毕竟人各有志，有些人就想着安逸一些。但是，国企和事业单位年年成为首选，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稳定呢？
中国青年报日前的报道称，高校毕业生青睐体制内工作，其实有着更实际的原因。一是国企和事业单位可以解决大城市的户口，而民企则很难；二是民企或许起薪高一点，但还没有高到愿意让毕业生放弃户口这一福利。两利相权取其重，当然是先拿到户口再说。
本台记者就此采访到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他说，现在年轻人之所以求稳定，愿意到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一是说明中国现在大的经济环境不好，年轻人就业困难；再有就是国内很多企业在落实劳动法和各种福利待遇时，也可能让年轻人不满意；加上收入没提高，又在消费主义宣传下，欲望增高，年轻人之间互相攀比，结婚一定要买房，生活压力大，年轻人只能拼命，搞得疲惫不堪。他说，年轻人愿意进体制内工作，也无可厚非，与大环境有关系。
朱欣欣老师说，大学生争着往体制内钻的这个现象，有其负面作用。第一是很多优秀的人材，本来是应当人尽其才，学有所用，这样既能最大化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能使社会得到所需人材，也不会浪费国家的投入和家长的付出。但是，年轻人首先考虑生存，而不是自我理想和价值的实现，这就贬低了自己的价值，也贬低了教育的价值。朱欣欣老师说，公务员这个岗位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同时，年轻人之所以追逐体制内工作，也与几千年来官本位文化在人们意识中根深蒂固有关。
那么户口问题在其中又起了多大的作用呢？朱欣欣老师说：“目前来说，我想户口还是起作用的。比如户口的补贴福利，包括将来结婚成家后子女的入学受教育，户口都在起作用。年轻人现在之所以看中户口，说明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没有信心，因为中国执政党的改革，没有拿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还是含糊地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实际上并不想真正放弃自己的特权，所以他们不愿拿出一个真正政治改革的一个方案。还有文化传统中的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学习读书，实用主义和世俗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侵蚀很大。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很重视教育，可是中国的教育恰恰没有提高人的真正素质，没有给社会带来本质上的进步，也没有使中国人培养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吸收西方的文明，只是表面上的吸收。这很可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大学毕业生愿意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应该不是现在的事情，实际上过去20年一直都是这样。他说，现在大学生要进体制内也与以前纯粹的铁饭碗还不太一样，工资高，工作比较舒服，工作也较稳定，与这些有关系。他说，总体上虽然外资企业和少数民营企业工资比较高，但工作压力也大，而且也不稳定。所以相对来说，特别在一线大城市，象北上广，深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资是比较高的，各种保障也比较好，也包括能解决户口问题，因此是一个性价比最好的职业。只有少数民营企业能够提供那么好的工资。所以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要去挤也是正常的，因为人都是经济理性动物。
当被问到高校毕业生今后的就业趋势是否还会继续往体制内挤，刘开明先生表示，不挤很难，因为这与中国的社会体制有关系。他说，中国是一个党政管控下的市场经济，所有资源都会流向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比较理性的选择还是在体制内工作比较符合一般人的期待，这种趋势没办法改变。除非真正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形态，而目前来看尚不可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有关调查确实用数字揭示了年轻人关于择业想法的动向，但其背后的解释不完全站得住脚，而且只解释了其中一部分的动机。他说，中国大学生对于体制内的择业要求，最主要的还不只是在于所谓安全和稳定，体制内的权利对他们有很大的诱惑。因为在中国，掌握了权利后，就可以谋取一些资源，大学生在共产党腐败的政治文化中间，他们已经沾染了以权谋私的想法，而这种以权谋私只能在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国企中才能更好地满足。所以，很多大学生入党当干部，或进入体制内，主要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这在整体上不能怪大学生，还是要怪共产党的制度和教育，以及造成的恶劣环境。
当被问到美国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时，王军涛先生表示，美国人一般不喜欢去政府部门工作，在政府工作的人，除了少部分人之外，一般进不了私人企业。他说：“美国最好的职业比如做医生，律师或经理，或收入较好的高科技工作，其次是到一般的民营企业，再次才是到政府部门。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主要是收入比较安全，福利相对好一些。我听说，中国曾派考察团来美国考察怎么反腐败，美国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要给政府权力，这样就没有机会去谋求腐败，美国常春藤学校的学生极少有人毕业后愿意到政府做官，哥伦比亚大学算是比较特殊的，他们中有一批人是在美国的国务院等部门做官，他们可以到世界各地，管理一些国际事务。”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通过问卷网，对200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8％的受访者发现近两年返乡就业的年轻人增多了，据受访者观察，返乡年轻人中选择创业的人（60.9％）占比最高。其次是去私企或合资企业（53.7％），其他依次是去事业单位（29.7％）、去国企（21.2％）、去行政机关（18.7％）等。
调查显示，乡镇和农村受访者对返乡年轻人增多感受最明显。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对此表示：“我觉得有些大学生回乡也不真是为了人际关系等等，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上学本身就是要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通过个人的拼搏到一个新的环境，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和工作。但他们在上学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又发现这个社会是一个拼爹的社会，那就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到家乡是一种失败，而这种失败如果在整体上有一定比例，就说明这是社会和政治的制度问题。在这个制度中，人们没有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使得本可以在大城市中站住脚的大学生，被迫回乡。王军涛先生以纽约为例说：“美国纽约可以与中国的上海相比，纽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不管你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只有你在纽约有一份工作，你就是纽约人。但在上海就不一样。在中国是好地方呆不住才被迫回乡。而且在拼爹时代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爹，那就很难找到比较好的工作。中国的年轻人即使回到家乡，十有七八也不是他有什么更好的人脉关系，建立起自己的企业，而是在啃老。”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也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很多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和父母身边去生活，这说明，北上广这些地方生活成本太高，竞争也激烈。当然大城市机会也多，但压力也很大，尤其现在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缺少亲情友情，精神孤独，有问题也缺乏倾诉的人。大城市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比较冷漠和淡薄。所以很多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有很多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可以利用，好办事。朱欣欣老师举一个自己认识的人为例说：“这个人原来在省会工作，但他的父母在县城里给他找了一个事业单位，比较稳定，他宁愿回到小县城里去，也不愿在省会城市工作。这就反映了普通的价值观。父母愿意守着一个孩子照顾，孩子也愿意到父母身边，得到帮助，工作也稳定，亲朋好友也多，在当地形成裙带关系，方便。如果没有更大的追求，人们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去。还是出于一种安全和安逸的考虑。其负面作用是，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没有流动起来。如果人才和人力停留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没有一个流动性大的开阔的劳动力市场，人材的利用就得不到充分发挥，也会造成很大的人才浪费和积压。“
朱欣欣老师说，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应该是开放和流动的，而且在人际关系上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因为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经济里面，人才能学会和不同的人，与陌生人打交道。而大家靠什么来维系呢？除了靠基本的道德，还要靠契约精神，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法律的关系。另外就是人和人之间不再以血统或者是老乡的亲情的关系来维系，而是人们要学会公共的道德，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发展人际关系，学会和陌生人打交道，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朱欣欣老师说：“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它的道德等都是维系在血缘亲属熟人的圈子里，不可能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展开。所以那种道德很多是一种乡规民约清规戒律，不是一种自觉的普世性的道德。再从经济方面来看，人只有在陌生人的世界，才能学会法制和契约的精神，才能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
从正面的结果来看，朱欣欣老师说，在回乡的这些人里面，如果能够利用好自己的技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出谋出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也是好现象。就是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出去，留下来的人能做好事情也很好，这就是一个事情的两面性。朱老师说，他怕的是年轻人如果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乡土意识，而没有身在家乡，心里装着整个社会和广阔的全球意识，那将来会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让孩子也有一种狭隘的不开放的心态。这方面有很多例子。他说：“比如说我的母亲和她的妹妹姐俩，两个人虽然所受教育程度不同，但母亲抓住机会，接触和融入城市文明， 虽然母亲受教育不如她的妹妹，但见多识广，又通过学习，母亲的见识和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思想也很开放，孩子教育得好，也鼓励孩子闯，我们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我的姨虽然是老高中生，但在农村一辈子，没有得到发展，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上大学的，都是初中毕业。法国有一句谚语，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说，据他所知，返乡更多的还不是大学生。他说：“我们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同学，他们都是努力让自己的孩子在一线城市。相对来说，一线城市机会更多，哪怕进不了国营企事业单位，即使在民营企业也比回家乡要好。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回家乡，其实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相对来说，在大城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回家乡也不失是一个选择，因为很多人在家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可以想办法进一个好一点的企事业单位，工资虽然低一点，但还稳定。至于回去创业，现在虽然鼓励创业，但整个经济形势还在下滑，包括深圳，很明显，房屋租赁各方面都在下降，很多工厂公司关门。”
而且，刘开明先生说，中国的所谓年轻人返乡，也并不是回到村里去，只是回到所在的县城或小城市，基本没有在乡村的。中小城市包括县城，就业机会非常少，所以大多数人还是不愿回去，愿意留在大城市里。他说：“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前也不一样了，大学教育大众化，城市高中生上大学的录取率已经超过50%。大学毕业生中如果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多还是在原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其它大学毕业的学生回去的量比较大。至于扶持中小企业也很难。因为大多数扶持中小企业的资金，都是和政府比较靠近的企业才能拿得到。再者，银行的贷款也没有流向中小企业的，所以中小企业生存还是很困难，我们看到这几年中小企业倒闭的非常多。“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在就业方面，返乡年轻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老家就业机会少（54.8％），其次是自己缺少一技之长（49.9％）。其他困难还包括就业环境欠公平（44.4％）、基础设施不完善（41.5％）、对老家就业环境不熟悉（40.6％）、信息相对闭塞（37.1％）、人际关系复杂（27.1％）等。
调查中，25.3％的受访者发现不少返乡年轻人在待业。从就业意愿来看，5.8％的受访者发现返乡年轻人宁可待业也不愿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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