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播出了探讨中国年轻女性自杀率高及其原因的上集。今天，我们继续播出下集。
如果您没有收听到上一期节目的话，我们这里再简要地向您介绍一下相关信息。
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发表了题为“中国年轻妇女自杀率高及其原因”的文章。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虽然对具体数字的统计，有关专家见解不同，但共识是，中国平均每年妇女的自杀率高于男性25%-40%。
文章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不久前中国甘肃农村妇女杨改兰毒死自己4个幼小的孩子并自杀的惨案，再次引发人们对贫困导致的绝望，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妇女自杀关系的探讨。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中国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的话说，近年来中国家庭式的自杀并不少见，15岁到34岁的妇女自杀率最高。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采访到中国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她分析了中国年轻女性，特别是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高的原因，包括贫困，资源贫乏，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年轻容易走极端，缺乏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官方对自杀问题缺乏重视，地方政府捂盖子，家庭又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都造成中国女性自杀率高的现象。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终身教授张杰先生，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项目主持人，也是国内外专门研究自杀问题的领军人物之一。张杰教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则分析了不久前甘肃省农村妇女杨改兰自杀案例。他认为，杨改兰事件没有普遍性，其自杀的主要原因并非贫穷和地位低，而是一种内心的扭力。
对于什么是扭力？张杰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扭力即“不协调压力”，它与简单的压力不同。压力只是一种单向的现象，只要有一个压力源即可产 生压力，而扭力的形成至少包含了两种压力源或者两种相对立的社会体验。 社会体验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社会经历的深刻印象和感受。在扭力的形成过程中，至少要有一对相互矛盾的社 会体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反复纠缠、冲 击，一言以概之，扭力就是个体经历了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社会体验而产生的压力。 例如，几乎所有人都有在某些方面成功的理想。但是，一些人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资本条件等较好，达到理想的可能性较大，而另外一些人的本身条件和环境并不好，要成功或达到目的很难。理想和现实条件距离越大，扭力也就越大。
两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表示，中国妇女自杀的现象近一二十年来实际上在减少。的确，以往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3，4倍，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近十几年来，男女自杀比例已经基本是一比一。
分析原因，张杰教授表示：“我们首先分析原来为什么中国的自杀率高，为什么农村妇女自杀率比男性高那么多？也是扭力造成。20年前，农村妇女扭力很大，没有自由，不能离婚，也不能再嫁，到城里打工 机会也没有，传统思想约束，她们就在村里做个小媳妇，不满意也得受着，农村妇女地位低。在农村，重男轻女。我们山东农村家里请客，女的不能上桌。但女孩上学后又受到男女平等教育，女人能顶半边天。这样女孩上学领教了男女平等思想，在家里又受到男女不平等的教育，如果两者都不放弃的话，就会产生价值观的扭力。这就是20多年前中国女性自杀率这么高的原因之一。扭力就是纠结，痛苦。那么20年后，现在逐渐可以出门打工，可以看电视，思想开通了，父母也管得松了，可以进城了，所以扭力减少了，所以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在逐年下降。过去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占全国自杀率的近50%，她们自杀率的下降就带动全国自杀率的下降。过去扭力大，现在扭力消除了。扭力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但现在好多现实超过理想，开始有了过去想不到的生活方式。因此现在并不是理想赶不上现实，而是现实超过了理想，所以她们很高兴，自杀率就低下来。”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也承认，尽管中国年轻妇女自杀状况令人震惊，但中国妇女的自杀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如今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有一半是妇女，28%的互联网使用者是农村人口。加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的规模也在缩小，使妇女更能走出家庭。
美国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中国自杀率下降到每十万人中有7.8人自杀，这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官方。联合国一般采用政府数据，水分大。2009年，有民间志愿团体所做的调查，包括中国妇权的调查，与政府的数据有很大出入。比如，2009年在湖北三个村70年到09年的调查显示每十万人中有37例自杀。女性自杀高于男性近三倍。这一数据应当比较准确。
张菁女士强调说，中国女性的自杀还牵涉计划生育问题，妇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走投无路而自杀，村干部就说是失踪。这种数据当然不会被列为政府的统计数据，联合国也不会知道。但这种情况相当常见。
张菁女士说：“我基本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自杀数据，特别是在联合国拨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就要想方设法把数字降下来，否则无法面对联合国的质疑和拨款。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女性自杀多，而她们经常被列为失踪，而又不在失踪人口当中，就人间蒸发了。无论失踪还是自杀，这些数字都不会进入政府的统计系统。所以说男女自杀比例的一比一的最新说法，也不那么令人可信。只有当中国有一天取消计划生育国策，许多数据包括医疗、失踪人口和自杀的数据才会全部公布出来。“
但对张杰教授的自杀扭力理论，张菁女士表示比较同意这一说法，即贫穷本身不会造成自杀。她说，回顾中国50年代虽然是大饥荒时代，但自杀率很低，因为虽然人穷，但没有感到羞辱或心理压力。而当你不仅贫穷，还遭到歧视羞辱，自己自卑自责又无助的状况下，就无法解脱而自杀。
张菁女士说：“有人谈中国式的自杀模式，在我看来不外就是，农村比城市高，女性比男性高，15-35岁年轻人的死亡率排第一。农村喝农药，城市是跳楼，知识分子则使用安眠药。”
张菁女士批评说，中国政府非常缺乏对自杀的危机干预，并且无法可依。她说：“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或心理危机干预条例等。就算有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工作者想做一些事情，也没有法律后援，没有其正当合法性，缺乏相关机制。到2003年，中国成立了第一条防止自杀热线电话，之后也难于支持下去，主要在大城市，涵盖率也低。一些NGO组织也经历了经费困难，受到打压等问题。”
张菁女士说，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相信自杀率在减少，可是减少的程度并非如政府的数据所显示。她说，自杀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联，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自杀的人数，是国家机密，怎么会全部公布呢？
张菁女士说，杨改兰案比较特殊，也没有普遍性。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就是中国如果有健全的危机干预机制，那么很多象杨改兰一样的家庭都可以得到很多帮助。此外，中国政府没有对城市和农村的老百姓进行生命权的教育。比如孩子是你生的，但孩子的生命权不属于父母个人，父母没有权利剥夺。这方面的教育极为欠缺。
如果有有效的防御自杀的系统，有人干预，这些要自杀的人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张菁女士说，有数据显示，30%自杀的人和60%自杀未遂的人，并没有精神疾病。所以政府干预非常重要。她说，政府如不愿做，也应当放手让NGO组织去做。但中国政府为了维稳，控制一切。所以政府应当配合民间团体，才能有效制止自杀现象。
谈到自杀干预机制，中国农家女公益机构创办人谢丽华女士表示，宗教信仰会在这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她说，值得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新疆和蒙古族，自杀非常少，这是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信真主信佛教。她指出，中国人自杀率高与没有信仰有关，认为生命就是我自己的，与主，上帝都没关系，有事自己就处理了，不觉得自杀有违信仰的一面。她说：“现在农村的佛教，基督教开始在一些地方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生命的救赎，是在寻找一种自己本身之外的力量，来支撑生命，这不是坏现象，因为它特别对于农村的妇女，或者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说，有信仰，不管信什么，都是向善的，也是最接近她们的，最能让她们听得进去的，比如来世，报应，讲给她们听特别管用。当然我们是用一种博爱，平等，尊重与她们谈，她们也能听得进去，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宗教的力量会传播得更加广泛。”
谢丽华女士说，她们在农村做防御妇女自杀工作有20年的时间了，杨改兰的事情出来后，因为她们在农村有好多点，就特别想发起一个爱助联盟，即通过网络的优势，把妇女连成网络，让每一个人关注身边的人，辐射开来，如果发现有杨改兰这样无助的人的话，我们伸出一把手，请专家介入，通过网络传播正面的东西。她说，现在农村手机普及率已经很高，妇女骨干能通过微信和网络联系，组成一个大家庭，能帮一个是一个，因为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
谢丽华女士说：“尽管现在主流媒体主流社会对我们做的草根事情不会有多么关注和肯定，但我们愿意凭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做这样的工作20多年，我想以我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来带动骨干，像滚雪球一样，让大家关注这个最需要关注的群体。”
谢丽华女士表示，杨改兰的惨案发生后，对她震动很大，她责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救不了她？杨改兰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杨改兰鄙视她自己到了极点。因此，谢丽华女士说，经济上的扶贫重要，精神上的扶贫同样重要，即使把她列入低保，精神层面还是没人管，所以最终还是走不出贫困和怪圈。所以，也要把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扶持带进农村。
谢丽华女士接着列举她们当年创办的打工女之家的一个打工妹为例，这位打工妹的儿子20岁时自杀，对谢丽华女士触动很大。她说，孩子是在没有父母在身边的环境下长大。因为女朋友与他分手而自杀。谢丽华女士说，以往，我们总是让人自强不息，其实这个思路有缺陷。她说：“不是人人都能走我们所规定的所谓成功的路线。如果这位打工妹在家里做传统的贤妻良母，照顾好孩子丈夫，是不是也可以？不要非此即彼。但这位打工妹特别要强，想成功，结果把家毁了。所以我想，我们全国妇联，妇女界，应当如何倡导什么是女性主流？”
谢丽华女士说，最近她们计划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每年来表彰一些妇女。那么，到底表彰一些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不应光表彰贫穷变富裕，怎么带领大家致富，因为世界上不止这一条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走这条路，更重要的是让人能得到尊严，幸福和快乐。怎么样能把这样的人提到表彰的层面上？她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应该倡导什么？让妇女往哪条路上奔？谢丽华女士说：“我原来一直鼓励打工妹出来挣钱改变命运，今年打工妹之家成立20 周年时我特别强调的是，你们出来打工，想没想孩子需要的到底是什么？钱和礼物重要还是妈妈在身边重要？你能去给孩子开家长会，能陪伴他们去玩。这方面我们要反思，反省。”
好听众朋友，说到这里，您可能想要知道，中国自杀率的未来走向会如何？我们最后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院社会学终身教授，国内外专门研究自杀问题的领军人物之一张杰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自杀是以每十万人来计算。美国是每年每十万人中有13个自杀，世界平均是16，中国原来是23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的自杀率是8，低于美国和世界，但这是在经济转型期。中国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但一旦高水平的发展平稳以后，自杀率就不会再下降，也许还会反弹。以美国为例，生活这么好，这么富裕，还有富人自杀。因为在美国是没有发展就没有希望，美国的发展现在处于平稳状态，人们就比较郁闷。”
张杰教授指出，中国以往一张白纸很穷很落后，现在发展迅速人们心气高，所以扭力低。而美国人有一定的扭力，美国处于高水平的平稳发展，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刺激，对于中国人来说则刺激很大。但中国过几年，经济发展停止以后，可能自杀率会反弹到一个水平，到底什么水平，现在说不好。张杰教授认为应该是比美国低。他说，美国人信教，信天堂，中国人没有天堂一说。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比较怕死，美国人不是太怕死。怕死的人就不愿意自杀。因此，中国今后自杀率的反弹可能会低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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