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最近声称自己造出了世界上首批基因编辑（Crispr）婴儿（一对双胞胎），掀起轩然大波。在上期的节目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谈到，中国存在一种邪恶科学，尤其是中国实施了近40年的一胎化政策本身就带来了很多恶果。中国共产党和其意识形态把自己定位为神，它可以没有敬畏、没有底线。而人类本身是个非常微妙的复合体，如果稍微不慎，引起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有时会超越我们的想象，无论是气候变迁，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还是人口生殖行为本身。
如果您没有收听到上一期节目的话，我们在这里再简单地向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说，中国在大多数技术方面都表现出色，但在基因编辑和“设计婴儿”方面，它具有额外的优势：整个人口已经习惯于将生殖操纵作为进步的工具。当然，这指的是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而这一切到“设计婴儿”之间并不遥远。对基因编辑严重滥用的过度开放心态，可能会被证明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不幸的遗产。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也指出，北京——先是将头部移植到新身体的方案，然后是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灵长类动物，现在又有了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近年的这些科学消息给人们带来了从不安到震惊的各种反应，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涉及中国科学家。
夏明教授说，因为科学对人的干预涉及很多未知领域，现在都没有明确答案，人类应该采取比较保守的方式，不做任何可能有恶果的事情。而现在中国的这些科学家没有遵循这些伦理，在伦理、宗教、社会以及政治层面上，都没有进行一个健全和完整的讨论和思考。”
在这种情况下，夏明教授说，中国科学家要进行这种基因改造的工程、对人的生命进行操纵，第一个迈入禁区采了禁果：
“在中国，很多科学家没有意识到根本的伦理道德，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在西方国家，伦理学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学科。比如在我们的政治科学里，就有公共伦理学，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也有公共伦理道德需要遵守。作护士有护士伦理学，商学院有商学伦理学，另外有为哲学家、艺术家和社会工作者等开的各种伦理学，还有教育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所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两大伦理体系，它们的表达词汇不同。夏明教授说：
“一个是道德（morality） 一个是操守（ethics），两个词在中文里都翻译成伦理或者道德，但两者其实有区别，道德是从拉丁文而来的，操守是从希腊文而来。道德更强调对整个宇宙和上天而言，对上帝而言，就是我的所作所为要符合世界普世价值，比如不杀人、不偷盗。这是一个最高的伦理道德。”
而操守是相对于人的职业而言，夏明教授说：
“比如我们做教授就会有很细的规范，你不能剽窃、不能在写作过程中造假，你在采访过程中要保护被采访人的隐私；对弱势群体作采访时，你不能伤害他们。另外在教学过程中，不要对学生进行误导，这都是我们的职业规范。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有一套普世的伦理道德观，而这在中国恰好都非常缺乏。”
所以夏明教授说，中国的科学家如果在信息学科或者非常前沿的新兴学科进行探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系好安全带，没有一个防护体系来保证他们不做恶，保证他们不给这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贺建奎本人也说过，在实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差错。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把万一产下的不健康婴儿）处理掉。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对生命的讨论，就是什么时候生命开始出现，这在中国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禁止堕胎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堕胎又涉及到什么时候可以堕什么时候不可以堕。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现在人们认为从怀孕的那一刻起就不应该堕胎。”
但是在中国就没有过这种争议，夏明教授举例说：
“比如有一次我在饭桌上，跟一些非常有女权主义思想的知识女性一起讨论了很多女性话题。结果一位很有名的女作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座的每个人堕过多少次胎？结果发现在座的所有女性都堕过两次到三次胎。就是说在中国，很多女性把堕胎当作一种避孕或者作为一种避孕失败的解决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即使作为女性本身，作为具有母亲原始冲动和原始慈爱的女性本身，也没有认识到生命应当受到敬畏，尤其是自己的肉体，诞生出一个伟大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呵护？”
当然，夏明教授指出，这里不仅涉及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延续，而且涉及到其他人生命的延续：
“所以你如果作为一个医生护士，你为什么可以把8、9个月的胎儿强制引产、或者注射引产药物，用钳子把婴儿在子宫内扼杀，再把她拉出来？有的胎儿拉出来没有死，还要打针促死亡。当然，中国还有吃胎盘和喝婴儿汤现象。对胎儿的处理则是扔在垃圾桶里，随便作为垃圾倒掉，这在中国非常常见。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没有敬畏，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如果引申下去，夏明教授说，我们还可以看看人与动物的关系：
“因为中国人对生命没有敬重，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动物也没有怜悯之心。比如玉林的狗肉节大量屠杀狗，还有吃果子狸和猴头，吃生猛海鲜，比如活鱼在餐桌上还在动，然后大家大快朵颐享受美食。”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从上到下都需要一个彻底的讨论和反思，否则，中国人就无法真正进入一个文明状态。他接着说：
“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把科学变得很邪恶，但另一方面，我们的邪恶本身又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精神病理学家、教授西蒙-科恩写了一本书叫《恶的科学》。根据他的研究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变得冷血和残酷、之所以对其他人没有同情心、或者虐待动物，这与人的心理、生理和脑神经的病理有关系。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人群中有各种性格，比如自恋情结、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另外还有各种社会变态者。”
而在中国，没有一套帮助我们心性得到调适的稳定的政治、经济、伦理和教育，以及心理学体系的构建，所以夏明教授说，在中国人们更容易受到邪恶的影响：
“就是我刚才说的，自恋症自闭症，或者心理变态、社会变态者这些人群的比率非常高。中国人的精神疾病其实隐藏很深，而且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比如毛泽东，他之所以能够看到牺牲那么多人，泪都不掉一颗，而且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家人、家人都可以死光。而所有跟毛泽东在一起的女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把他推上权力顶峰的人，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农民，或者为他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元帅，都被饿死或迫害致死。中国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毛都不会真正反思和掉下一滴眼泪。”
正是因为中国没有伦理教育、没有宗教的提醒，因此难于营造出有强烈同情心的人，传统美德也受到侵犯。夏明教授说：
“孟子说过要有五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不忍之心等等。而中国人放弃了温良恭俭让的教育和不忍之心的教育，同时把强调心性的所有的宗教，不断从人们的生活中驱赶掉。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天的习近平，其实都没有心性上的任何同情心，是硬心肠，他们杀起人来或者迫害人时，都没有任何恻隐之心。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毛泽东可以做出这么多在其他人看来都是不忍之事的事情。邓小平可以命令军队荷枪实弹进入北京，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学生进行屠杀。再看习近平，他知道有150多个藏人自焚，都无动于衷。他还把100多万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和穆斯林关在再教育营，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伟大功劳，是一个现代化工程。因此在中国的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也就不奇怪为什么科学家可以干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残忍或者邪恶的事情。”
可惜的是，中国的科学家、知识界，以及中国的整个权力层，都丧失了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夏明教授说：
“在西方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自我反思。你的灵魂，其实可以从你的肉体中脱离出来，你的灵魂就会成为一个远离你的客观的旁观者。它在审视你，对你进行某种判断，你若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它就会来不断地敲击你的良心，最后让你收敛或者改弦更张。但在中国我们发现，大家其实都丧失了灵魂，也就没有办法听到灵魂的敲击声。我想引用一个印度思想家的评论，就是当我们在蒙昧状态时，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有良心的肉体，而我们只有到了启蒙的真理状态，才会认识到，我们其实只是一个有肉体的良心、有肉体的灵魂，而不是有灵魂的肉体。”
而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缺失，还没有进入一个启蒙状态。夏明教授说，我们甚至连印度思想界里面谈论的蒙昧的状态都不是：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我就把这种状态叫做邪恶状态，这一点非常可怕。”
那么，贺建奎造出基因编辑婴儿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夏明教授表示：
“一些科学家是要获得个人的荣耀和名利地位，自我膨胀，这会使许多科学家走偏锋，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没有底线，没有敬畏，中国许多科学家已经误入歧途。”
此外,夏明教授说,中共不仅对中国人的外部环境进行控制,而且对内在肉体进行控制:
"中共想控制人们的思维,对我们细胞的喜怒哀乐,都想控制。比如,中国政府对女性肉体的控制,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在女性生理周期对女性进行体检,如果发现怀孕就强制堕胎,或者扣工资扣奖金罚款等等。可以看到中国政权喜欢深入到我们的肉体,对我们生理的运行进行直接控制。又比如对异议人士,会使用被精神病的方法,所以你看到向习近平像泼墨的董瑶琼,就被关到精神病院。"
夏明教授说，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最后都死在监狱里，比如刘晓波、彭明，要么是被心脏病，要么是被肝癌。
夏明教授最后表示，贺建奎做基因编辑婴儿，既有他个人名利的驱动，同时也有国家政权的驱动。如果两者没有相互的支持和需求的话，贺建奎就不会在人体研究的领域里走得这么远，走得这么邪。
美国纽约时报今年1月2日的报道说，贺建奎目前被隔离在深圳一所大学的招待所，并被十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看守。过去数周以来，关于贺建奎是否被软禁的传言四起。他所在的大学和中国政府都对他的境遇缄口不提，中国国内的媒体都遵照宣传部门的指示，在起初的一波报道之后，对贺建奎一事保持沉默。纽约时报援引共同创办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Vienomics) 的刘朝煜的话说，贺建奎给公司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对我们公司的员工、合伙人和投资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他在公布这个事情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我们都是突发处理。”
刘朝煜是2015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贺建奎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刘朝煜的话说，贺建奎有一种“先做后说”的风格，“他内心的真实驱动，我个人感觉是名利”。
贺建奎曾于去年11月底在香港的会上表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称他的目标是设计不会感染HIV的婴儿。但许多科学家指出，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可以保护婴儿免受HI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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