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一月，一个寒冷的早晨，8岁的王福满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学，他要走4.5公里（约2.8英里）的山路，还要跨越小溪，才能到达他读三年级的教室。
当王福满两小时后进入教室时，同学们爆发出一片笑声。寒冷的天气让他的头发、眉毛和睫毛结满了冰霜，他看上去像个雪人。他的两颊也冻得通红。
王福满就读的云南省转山包小学的老师把他的样子拍了下来，并把照片发到了微信上。微信是中国人喜欢用的即时通讯服务应用程序。这个男孩一下子成了网络红人，被评论者誉为农村人真实决心的象征。中国的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43%。
中国的官媒称他为“冰花男孩”。
“暖心！”一位用户在微博上写道。“一定不要忘了最初的梦想。”
有人称他为民族英雄。
“有人从小福憨厚的笑脸中看到了美好和希望，”一家中国报纸这样写道。“与我们相距万里的歪果仁们，也从这个小小男子汉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这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赫海威最近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的开场白。
但是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同时指出，王福满的照片也揭示了数千万中国的所谓“留守儿童”的困境。他们的父母离家去大城市工作后，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独自生活。随着几百万农民工为了追逐繁荣的梦想而离开家乡，曾经维系着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崩溃。
王福满和姐姐在云南与奶奶一起住。他们的奶奶身体不好，爷爷在监狱里，父亲在外打工。 与王福满一样，许多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留守儿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营养不良、住房破烂不堪，以及交通不便。近年来，许多农村学校关了门，迫使许多孩子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这些困难导致农村儿童中的高辍学率，失学危机损害了中国培养高技能劳动者的能力。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中国城乡差距的教授陈金永的话说，“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类似的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艰难事情。”陈金永说，政府本可以通过帮助他们一起迁往大城市，让家人在一起。但许多城市对谁有资格享受教育和医疗等福利有严格的规定，实际上将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对待。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类似冰花男孩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妇权在贵州作过儿童项目，很多家庭的很多孩子都是顶着冰花去上学的。头上结冰花，手上起冻疮，家里穷得要死，穿的鞋子脚趾头都露在外面。他们上学要翻山越岭。这次云南冰花男孩照片流传出来，这样的事情太普遍。”
张菁女士说 ，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儿童成长环境差别巨大。在习近平时代，不管是19大的召开，还是法案的制定，对农村孩子的保护仍然相当缺乏。社会有资源，但不会引起政府和中共领导人的关心。所以在各个大城市清理低端人口的时候，其中也包括孩子，他们也无家可归，造成社会悲剧，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张菁女士接着说：“生活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照顾，或者家里非常贫穷，他们没有办法，要走几公里路才有一个学校。这些顶着冰花尽自己努力去上学的孩子是很有出息很懂事的孩子，可是社会带给他们的条件实在是太差。而且这样农村的孩子占了中国的大多数。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让习近平政府引以为荣的孩子，都是在大城市里面经济条件好的。贫困的农村孩子是大多数，可是社会的注意力和政府的注意力不会集中在这些弱势的孩子身上。”
在张菁女士看来，当这张冰花男孩的照片流传在网上时，当这个故事被海内外媒体传播时，这是中国政府的耻辱，也是社会的耻辱。她说，中国社会目前大多数农村孩子，几千万的留守儿童，面临的就是这样的状况。一个个案出来后，有的给补助，有的捐款，但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留守儿童的艰难处境和悲惨生活也不会改变。他们长大后，怎么能带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留守儿童是中国的痛，当然这其中不仅是留守儿童，也包括留守妇女和老人，它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在人性、人道方面的一个缺憾。胡教授说：“造成6千万留守儿童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分割发展的模式。而分割发展的原因，又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还要坏，要打工证，暂住证，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也是按照户籍来分配，城市和农村是不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很多打工者生活在城市，又不能获得城市的福利；同时人没在农村，也很难获得农村的好处。所以现在存在大量的这种夹心人，他们处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他们不仅是物质上的极端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也是精神上的极端贫困群体，是最没有公民权利的群体。”
这个冰花小男孩的顽强意志，的确与很多中国底层小孩相似。胡教授说，象他小时候上学也差不多是这样：“可能要走很远的路，可能要历经风雪。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改革开放40来年了，为什么多数社会底层民众的状况，没有从改革开放中受益，现在仍然沦落为贫困群体边缘群体，在改革大潮中，他们成为被抛弃的人。”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去改变和废除户籍制度，促进城乡的沟通。此外，胡教授说，目前中国应当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国内，放在贫困地区，放在农村，放在青少年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上面，他说，中国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要忘记中国的基本国情，不要只看大城市的繁华，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甚至许多基础设施比发达国家还先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差距巨大，不像西方国家是城乡一体化。胡教授说：“不仅仅是城市要从农村抽血，包括让农村提供廉价劳动力，让农村的资金存款也都流向了城市，还有在农村征地后，城市人的住房价格提高，住房更值钱了，好处也大多归城市人所有，而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处于贫困。这样一种城乡隔离发展的模式急需改变。“
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称他自己是最早的打工子弟，他说，他小时候也是来自乡村，户籍是乡村，妈妈是农村户口，爸爸是城市户口，类似现在的留守儿童：“所以我在一些公共场合多次说，我是最早的打工子弟。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我是农村户口，在城市上学，所以我是最早的打工子弟。中国国内最早拍摄的一部反映打工子弟的影片，叫《弹球里的太阳》，当时开幕式时还邀请我作为最早的打工子弟去讲话。”
可惜的是，胡教授说，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趋于固化，阶层的流动越来越难，不像他们小时候改革开放初期时，很多人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和社会身份。他说：“现在能够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少。比如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录取率逐年下降。即使上了大学，农村学生没有背景，难以找到好的工作。而官二代富二代则有更多的资源，更广阔的平台，他们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奋斗。农村孩子即使考取了大学，仍然是拿着低薪的工作。所以现在农村的孩子要改变命运，的确是难上加难，这是令人遗憾和痛心的。”
当然，胡教授说，这也昭示了未来的中国不仅仅要进行经济改革，而且要进行社会改革，比如说户籍改革等等，甚至还要进行政治改革，赋予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公民更多的权利，这样才能够改变越来越固化的社会阶层。
美国麻省大学波士顿分院社会学副教授邓晓刚对此颇有同感，他说：“中国当年的企业家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现在呢？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不好，上个世纪80，90 年代还可以，今天有多少？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变得更加固化，流动性明显减少。既得利益者把阶层控制和固定化，不愿意看到大的变化和发展。“
户口问题也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邓晓刚教授表示，城里人不愿意外人进来，怕造成管理问题。他说：“但实际上，所谓北漂者，最期望的就是户口，是能在城市体体面面地生活下来，做个堂堂正正的北京人。社会公正，社会流动很重要。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就很大，比如有个第一次去美国迪斯尼的一个三岁的孩子，问爷爷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在中国，一个乡村的孩子会有这样的梦想吗？中国能不能多给没有机会的贫困孩子多创造机会？”
邓晓刚教授表示，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罗斯高在中国研究农村问题多年，发现中国农村孩子的身心发展和智力水平都受到极大影响，没有足够的营养和适当的教育。中国政府应当在这方面投资，对城乡儿童的差别进行研究，这是社会问题，也是研究课题，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给农村孩子更多的机会。
谈到扶贫，邓晓刚教授说：“最近有马云等民营企业家出来捐善款，帮助农村的孩子走出乡村，而且他们坚持把钱确确实实地花在孩子身上，而不是被有关部门层层盘剥。中国花大钱在基础建设上，花巨款修港澳大桥，如果能把钱花在农村孩子身上，缩小贫富差距，这一点至关重要。”
邓教授还表示，在中国，留守儿童因为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父母在身边言传身教的关爱，受到的精神创伤也不容忽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邓教授说，如果这个八岁的冰花男孩能够有一个相对好的环境，不用一天走四个小时去上下学，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这对孩子一生会有好的影响。孩子在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情况下成长，非常可悲。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在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但这并不容易。许多家庭生活在远离现代化道路、学校和医院的偏远地区。虽然城市地区正在迅速富裕起来，但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约有五亿中国人每天只靠不到5.5美元（合35元人民币）维持生活，这些人约占总人口的40%。
虽然冰花男孩王福满的故事引发了网上许多令人振奋的评论，但也激起了一些关于中国消除贫困努力的冷嘲热讽。
“我们解决不了贫困，”一位微博用户写道。“但我们可以赞美贫困。”
王福满因冻疮肿起来的小手的照片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互联网用户表扬他字写得漂亮，还指出，手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到近乎完美的考试分数。
在王福满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告诉国家新闻机构，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而且，在他们长途跋涉的上学路上，头发冻冰的事经常发生。
王福满的故事促使不少人向该小学和青少年慈善机构捐钱，捐款总数目前至少已达33万美元（215万元人民币）。当地官员表示，他们将启动一个为该地区贫困儿童提供冬衣的计划。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说，习近平提到要解决中国的极端贫困问题，包括儿童在内，只是废话，因为他在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做到：“首先立法没有保护儿童的真正相关内容，中国的计划生育带给家庭和孩子的苦难太多，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改变罚款的政策。很多留守儿童的农民工父母在外面打工，还在交罚款费。所以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有40%的贫困家庭和儿童，拉低了中国老百姓的整体生活水准。”
在张菁女士看来，习近平其实很清楚，中国社会现行的贫富不均，是天渊之别：“但他还讲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大话，只是想安抚人心，稳定统治。大把的钱都花在国防和互联网网警上，教育经费极少，农村经费更少。再加上层层盘剥，到了下面少得可怜，师资又缺乏。习近平用纳税人的钱巩固自己的政权和统治。”
张菁女士说，中国刚刚被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中国人权的得分是14%，人权状况在大踏步倒退。所以，妇女儿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权益，根本就不在中共的议题里面。她说，现在中国政府有钱了，说话也财大气粗，到处去撒钱渗透。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从数据上来说，到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肯定会按时实现，习近平会对外宣布取得成功。当然，可能有人会质疑贫困人口的数据造假。因为在缺少应有的公民监督，农民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以及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只靠某些人的道德克制，良心发现，不造假是小概率事件，造假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而且可能会有一些贫困人口暂时脱贫，接着又返贫，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不健全，不足以使贫困人口或者是已经脱贫的人口维持最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胡教授说，未来可能还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对数据弄虚作假的官员要加大惩处力度。他说，现在中央反腐败已经深入基层，不仅仅是针对金钱方面的贪污受贿行为，也应当包括数字作假等官僚主义行为，以及欺上瞒下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鼓励更多的公民监督，媒体监督，以及赋予统计部门的独立性。胡教授认为，统计部门不能完全隶属于政府，这样其数字才有真实性。
胡教授最后表示，他也认识到，农村一些学校现在人数越来越少，村庄合并，因此学校也要合并，农村孩子上学远，这个趋势可能难以阻挡。但胡教授同时强调，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可以保证这些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改革户籍制度，鼓励孩子随父母一起，在城市接受教育。鼓励住校，且全部费用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胡教授说，政府做这些事情可能成本较大，但这是值得的。因为现在多建一个学校，就多挽救一名留守儿童，政府有义务来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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