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听一段在YOUTUBE 上中国同性恋者表达他们心理感受的一段视频：
“像我们这种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打上了不幸的印记，注定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灰暗的…”
从这段视频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同性恋群体的艰难处境。虽然，中国早在2001年便将同性恋去病化，在医学教科书中，同性恋不再被视为是心理疾病，但目前在全国仍有多达130多家医疗院所提供性倾向扭转治疗。最近，有两名中国艺术家为了让社会更关注同性恋群体，他们决定开着三辆载着标语牌的红色卡车，巡回八座城市，他们就是武老白与郑宏彬。
武老白与郑宏彬或许从没想过做与性倾向扭转治疗相关的艺术活动。但近来目睹LGBT同志社群的言论空间逐渐被政府压缩，他们决定与其他异议人士合作，以艺术行动替同志社群发声。
武老白召集一些中国的平权活动人士集思广益，并以2017年的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为蓝本，想出了三句反对性倾向扭转治疗的标语：“为一种不存在的疾病治疗”，“中国疾病诊断标准仍保留性指向障碍”以及“19年了，为什么？”他们决定用三辆红色卡车盛载这个讯息。武老白说，这场艺术行动还受到中国一位平权人士燕子的启发。
燕子是谁? 他就是曾在2014年打赢中国第一个性倾向扭转治疗官司的人。燕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初为了迫使一家专门进行相关治疗的诊所歇业，他特地从广州飞到重庆，并花了500元人民币接受号称疗效显著的电击治疗。他说：“咨询师把我带进诊疗室后，便把我催眠到放松状态。他在我想起跟同性发生关系的场景后，就突然电击我手臂。整个过程虽然身体没有太多的疼痛，但仍是个很惊吓的体验。”
燕子在搜集足够证据后，便到北京控告该诊所。然而，由于中国没有条例禁止医疗机构施行性倾向扭转治疗，所以即使在开庭过程中发现咨询师拿的是假执照，该诊所最后也只赔了他3500元人民币，而该诊所目前仍在营业。
心理咨询师梦伤长期关注中国的性倾向扭转治疗，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大部分疗法都属于俗称的厌恶疗法。医生会通过各种方式，将原本与同性接触时的兴奋刺激转换成厌恶刺激。梦伤说：“很多所谓的疗法，无法改变同性恋。”
广州康宁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詹春云大夫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有很多误区，第一就是认为同性恋是天生而来：
“这其实是概念混淆的结果。有一种有同性行为的疾病是天生的，那是因为染色体畸形而引起的两性畸形，但同性恋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心理问题或者疾病。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很多个案都是因为人在性心理发育过程中、被某种力量所诱导之后而产生的一种行为，对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心理治疗，不需要电击、药物治疗和其它物理治疗，也不需要厌恶疗法。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的个案。”
詹春云大夫接着指出，尊重同性恋群体的选择，这没有错。但如果要大肆鼓吹，可能就会误导某些人，包括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
在詹春云大夫看来，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完全是一种误读。他说，人的性发育是在十几岁左右时，怎么可能是天生的呢？
“并且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个案，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环境影响。其中一个案例是妈妈和年龄较小的女儿一起冲凉；另一个案例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男孩被一个成年男人劫持并强迫口交，这些导致孩子长大后产生不同性取向”。
詹春云大夫说，这两个例子都可以进行心理治疗。他认为，西方国家把同性恋作为一个正常行为加以接纳，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同性恋治不好，二是因为西方国家是人权社会，只要不危害社会，就尊重你。
虽然治疗同性恋没有效果的例子并不少, 但在詹春云大夫看来, 治不了的只是那种染色体异常的两性畸形，那不是同性恋：
“所有同性恋都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只要愿意接受治疗，完全可以治好。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就是在动物实验中，可以把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连接起来。而男女本来就是异性相吸，连接起来怎么会难呢？”
詹春云大夫认为，现在有个思潮，就是要捍卫同性恋群体的权益。他说，即使同性恋不愿意进行治疗，这是他们的权利，可是他们没有必要去为壮大这一群体而摇旗呐喊，这可能会导致有些青少年跟风。
对于詹春云大夫的看法，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有不同见解，他首先提到2014年由挪威电影导演莫腾·泰杜姆执导的电影《模仿游戏》，这是一部关于英国著名科学家、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的传记片，图灵虽然在二战时因为破译了纳粹的密码而立下卓越功勋，但战后他却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迫接受药物治疗，后自杀身亡，年仅42岁。
（电影视频片段）
而对于詹春云大夫前面提到的巴甫洛夫动物条件反射学说，夏明教授说，首先，这一理论在西方国家早已过时：
“西方国家没有人再用巴甫洛夫的动物条件反射学说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这种从人们饥饿和对食物的满足来考察人们行为模式的理论，非常荒谬，如果再以此来论证我们现代人的性心理、性行为和人的认知水平，就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其次，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现在很难下结论。夏明教授说：
“科学家基本认为，人群中大概5%的人有不同的性取向。也就是说，男女两性的秩序本身就没有涵盖更多选择，其中包括同性恋、两性人、以及无性人等等。那么男女二元的性别秩序是否完全有科学根据？如果有人无法适应这种二元的性别秩序、是否就应该被强制服从和适应？在这方面有很多科学讨论，而现成的秩序想对此做整齐划一，包括使用电疗、休克疗法，或者通过精神病院的惩戒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性别取向，这是对人性的扼杀，也没有科学根据。”
另外，夏明教授说，有不同性别认同的人，在社会中总是少数。怎样容纳这一部分人、使他们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需要认真考虑。他认为，主流社会在认识上有误区，而LGBT群体也有误区：
“主流社会的误区是认为，反正你们的人数很少，所以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你们必须改变自己，我们认为你们的这些选择，都没有科学根据、或完全是标新立异，是一种堕落和腐化的生活方式。一些专制政权比如中共，长期以来也会用社会镇压甚至是身体惩罚的方式，想把这些所谓脱离正统观念的人拉回正道。”
当然，这种做法在全世界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在发达国家，人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
夏明教授同时指出：“但是我们如果从一些社会运动、比如台湾关于同性恋的公投，你也可以看到LGBT群体走到了一个误区。他们的追求和诉求本身属于少数人的权利，基本上很难通过由多数人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少数人的权利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司法程序也常常保护少数人利益。此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精英的帮助来解决，因为政治精英往往在认知方面比民众会更具有觉悟或者前瞻意识，也更能容纳比较少数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性别选择。”
但是, 夏明教授说，毕竟我们生活的社会仍然非常保守，而这种保守带来很多邪恶，与邪恶作战的方式不是说你现在一定要以卵击石，以一个很小的群体去游行示威、刺激主流社会和绝大多数人，这种做法对LGBTQ群体来说事倍功半。他说, 与国外相比, 中国社会对LGBT的接纳程度还落后很多：
“这不是落后一两步的问题。随着美国价值观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 最近中国也出现一些松动，同性恋逐渐被非犯罪化。但因为习近平是一个属于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人，可以看到最近央视在准备春节晚会时，就不让年轻男性小鲜肉和有娘娘腔的人进入主流文艺节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府，对任何能够容纳LGBT群体的行为模式或者价值观都在进行抵制。”
那么，2014年中国的平权人士燕子打赢了第一个性倾向扭转治疗官司，是否说明中国的社会环境对LGBTQ群体的态度变得友善呢？夏明教授说：
“那时还是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公民社会在扩展的阶段，但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五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化。”
所以，夏明教授认为，现在中国LGBT这一群体的目标不是要争取更多权利，而是要守住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利：
“今天中共政权对学者、律师、访民、法轮功、以及基督教群体都下了手，我相信他们对LGBT群体也会下手，更何况政府认为中共在这方面有民意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性恋群体还去高调维权，就有点凶多吉少。”
在夏明教授看来，争取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与社会大环境连在一起的，他说，就像竹子，遇到狂风暴雨稍微躲避一下、弯曲一下，但是永远不会被折断，这也是社会活动人士应当思考的一个战略。
但中国平权人士燕子认为，只有更多LGBT社会活动人士通过行动发声，政府才有可能正视这个问题。燕子觉得艺术家武老白与郑宏彬推动的红色卡车艺术行动，便是一种柔和却又能直击人心的倡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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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14年由挪威电影导演莫腾·泰杜姆执导的《模仿游戏》，是一部关于英国著名科学家、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的传记片，2015年该片获得8项奥斯卡奖提名，并拿下最佳改编剧本奖。
二战期间，图灵受雇为英国情报部门破译密码，他研制的密码破译机，破译了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国著名恩尼格玛密码，图灵因此而获得1946年的不列颠帝国勋章。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二战取得胜利，盟国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图灵。但战后图灵却因为同性恋而被迫接受药物治疗，后自杀身亡，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