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人传统的婚姻方式。时代发展到今天，网上约会自然成为年轻人不可或缺的渠道，当然亲朋好友介绍也少不了，尤其是今日中国的所谓“光棍”横行和“剩女”危机，更让许多父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亲自到各种相亲会上为子女约会打前站。但令人关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共青团组织，也开始加入这个相亲大军。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成为年轻人相亲的媒介”的文章。
文章一开头这样写道：“蔡军(单身男)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相亲大会，他西服革履地早早来到会场，坐在第一排，扶正了脸上的眼镜。”文章说，历时4个小时的“杭州之爱”相亲大会，人群渐渐少去，为会场提供音乐和音响的人士也准备打包撤离，蔡军作出一个没有人能预料到的举动，他跳上台唱了一首爱情歌曲：“一个岛困住了一个男人，而我等待的船只还没有到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组织，想成为那样一条船，或者给蔡军提供一条这样的船，最理想的是船上还有他等待的妻子。共青团不想看到的是，象蔡军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单身年轻人。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在中国历史上，为蔡军找老婆这样的事，是家庭内部事务。虽然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禁止包办婚姻，但单位和组织一直在管这类事，直到80年代，中国开放了经济，也开放了婚姻市场。近40年过去了，中国年轻人的约会，相亲和结婚，已经放开，个人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同性婚姻是被禁止的。不过，中国领导人并不赞成全面开放婚姻市场，去年，他们开始觉得需要进行一些纠偏。
对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从上个世纪8、90 年代开始，中国年轻人对于两性问题有更开放的态度，结婚不结婚，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现在不象过去，你没有婚姻就不能有性，也不能有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现在是网络时代，很多事情很随便了，不但黄色产业很兴盛，象约炮都已经常有。所以我不认为共青团干预会对中国社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倒是因为这些方面的过度自由化导致家庭的解体，有钱人可以有小二小三，几十个。在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社会确实会处于不稳定。”
那么接着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青团在这中间会起什么作用？王军涛先生认为，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其实说得也不尽然，因为共青团在过去一直在承担这样的角色。他说：“当年共产党说要针对年轻人的特点，解决年轻人关心的问题，象组织舞会等。而且共产党也不是不管这些事，当年共产党就从湖南把几千个姑娘送到新疆给男人当老婆。当年在延安时也有包办婚姻，而且对女方是带有半强制性的。比如说，林彪看上谁了，就由组织做工作，轮番轰炸，让她嫁给林彪，或者某个中央领导要看上哪个女学生，那这个女学生就要嫁他。这种事情共产党一直在做。共产党所谓反对包办婚姻，是反对家长包办婚姻，但如果党有政治需要的时候，共产党帮你找老婆。而且有时你自己看上的，如果政审有问题，也不让你结婚，否则你得辞职才行。在这一点上，这篇文章对共产党解读得不太准确。”
王军涛先生说，中国是极权国家，作为覆盖整个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全部领域的国家来说，共产党什么都管。而且从前年开始，王歧山主导打压共青团时，说共青团四个问题之一，是其娱乐化，称共青团不务正业，不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不去把政治上的关。但王军涛先生同时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未来共青团的作用是否定位于中共今后又要重新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干预：“文章所说的大趋势是对的，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在改革开放中给了人们在生活和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自由空间，当然政治上思想上的空间始终没有放松，有时会听任自由有时又不会。但在习近平上台后，政治上思想上收紧的同时，对人们生活中自由的干预也开始抬头。如果放在这个大背景上来解读的话，共青团等于又重新开始干预人们的个人生活。年轻人在婚恋阶段，婚恋自由很重要，当然还有文化差异问题。”
王军涛先生说， 他在西方生活这么多年，西方人在这类问题上是不喜欢大家凑在一起的，你的恋爱婚姻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但中国人从历史上就有爱凑热闹起哄的习惯，有什么事，一堆人围着看热闹。不过，王军涛先生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否又开始全面干涉人们的社会生活，而共青团又在成为其工具，这是值得担忧的倾向。王军涛先生说：“因为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收缩，同时开展所谓扫黑，扫黑显然也是针对社会上一些他认为不规范的行为。扫黑不是不对，但习近平运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干预一些不该干预但他心里看不惯的事情，哪怕是合法的也要打压。共青团组织搞集体相亲，甚至搞什么集体婚礼，就意味着共产党又开始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来进行干预。”
那么，这样的干预对青年人有没有影响？王军涛先生认为还是有影响的：“我曾研究过当年中共为什么聚集那么多人，我曾经去问过目前在海外的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他说，当一个人感到他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话，有一个政治力量或组织力量帮他解决了的话，就对其产生依赖感。我们从共产党统治的权术角度来看，它想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消除人们的不满和所谓能引起社会动荡的隐患。特别是年轻人，如果在婚恋期间，能比较早地进入正常家庭生活的轨道，社会就会稳定一些，对共产党统治来，它的挑战就会小一些。这是从消极角度讲。但如果从共产党的一个所谓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它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去控制人。
王军涛先生说：“就如那位司马璐先生所讲出的一个道理：当人们在一些个人问题解决无助的情况下，社会有两个方式可以解决。一是在给予人们自由的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多自发性的渠道，比如我们在美国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中介和社交场合，比如酒吧和娱乐场所，是帮助人们去更自由地选择对象。而共产党通常对这类场所进行限制，认为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犯罪，不能控制；二是提供一些组织化的渠道，使得年轻人更依赖共青团这样的组织，内心中更容易产生感激之心，思想上和精神上也就更容易接受党的奴役。”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还指出，由于中国实施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严重失调。据中国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35-59岁的男光棍将达到1500万人。担心男女出生比例失调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中共开始鼓励女性早结婚，并给大龄女性施加压力，而给她们贴上了“剩女”和“人老珠黄”这样的标签。现在，则到了开始举办大型相亲会的地步。去年，共青团浙江省委就曾在浙江举办有10万人参加的相亲会。而最近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杭州的郊外，几百位单身人士参加了“杭州之爱”集会，“光棍”蔡军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说，”你整天在家坐着，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共青团浙江省委宣传部已婚的王先生组织了这次单身青年的聚会。去年，省共青团领导宣布要帮助年轻人解决婚姻问题，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从那以后，王先生就开始组织周末相亲会。王先生认为，共青团组织做这样的事很合适。当然，王先生说，民间的约会网站也非常流行，但没办法与共青团组织相比较，因为共青团员成千上万。他要求年轻人使用民间约会网站要小心，因为完全商业化的市场会存在问题。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虽然共青团浙江省委负责组织年轻人相亲活动的王先生从来不会承认，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曾经很有权势的共青团组织已经被边缘化了，而组织相亲会这样的事也许更适合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作用。王先生将此用一句经济术语道出：需求爱和婚姻的市场永远存在。当然，王先生说，如果你通过共青团组织认识了你的爱人，会有一种自然的亲密的感觉，一般通过注册登记和安检识别，使用者就可以开始在网上搜索。他们还可以学习到相关的恋爱课程，比如网站鼓励成年人尽早结婚成家，男人被鼓励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提供者，而女人则是要尽快找到这样的提供者。其中有一条建议是，“只要这个男人愿意为他所爱的女人花钱，他就是女人应当嫁的男人。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看法：“人口比例失调问题，原因很多，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共长期以来实施的一胎化政策。第二是随着人口流动，农村女青年到城市要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无可厚非，她们想嫁给城市里条件更好的男青年，这样一来，城里的女青年就相对多一些。另外，中共团组织现在来作一些工作，作一些好事我们是欢迎的，但其中是否有其政治目的？”
这些年来，共青团象其它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一样，是务虚，在老百姓心中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了。朱欣欣老师指出，就如中共自己的报纸批评的，共青团现在都是组织一些务虚活动。他们现在想通过帮助大龄青年找对象，由此来恢复在年轻人中的一些声望，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朱老师接着说：“替人找对象，看似意义不大，但让我想起上世纪5、60年代，组织帮助解决婚姻对象，还要政治上把关，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婚姻都是政治上的婚姻，所谓革命的结合，谈不到个人愿望，都是组织上来干预个人婚姻生活。”
现在共青团又出面来以帮忙的形式，来帮助大龄青年，特别是女青年解决婚姻问题，这里肯定有政治目的，就是笼络人心，博得年轻人的好感。而且，朱欣欣老师说，任何政治权力都是通过人来实施的，如果年轻人通过共青团这样的权力组织解决婚姻问题，就和共青团组织有了脱不开的关系。借着这样的网络和关系，再给这些年轻人输入其它党文化，以扩大影响：“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是这样，首先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仅靠组织的关系是不行的，建立了关系后，其他一些事情就好办了。就像搞营销一样，要让人接受你的产品，首先要接受你这个人。我想现在中共是越来越开始向社会渗透，向年轻人渗透，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更加专业，更加狡猾了。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给人一种软化的印象，使狰狞的中共专制统治，蒙上一层带有人情味的包装，让人觉得共青团，党的预备队，对我们年轻人这么关心，爱护。共产党可以说是把古今中外的厚黑学发展到了极致。”
朱欣欣老师说，真正有经验的人，对历史有了解的人，绝对不应当上当，中共没有任何可信度。当被问到共青团组织这样的相亲活动，对年轻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朱欣欣老师表示：“共青团这个组织，当然渗透到各个机关单位学校，层层有。但这些年来，别说共青团，连共产党组织都涣散，有的地方甚至瘫痪。共青团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年轻人比较集中的行业，比如学校，国有企业。共青团已经不像上个世纪5、60年代一样，在毛泽东时代，共青团有很大的号召力。现在随着向市场经济发展，大的国营单位越来越少，共青团的影响力变小，除了在带有国字号的单位还有一些影响力外，起不到什么作用。”
此外，朱欣欣老师说，共青团组织也不应当贬低其它约会网站，因为社会形形色色，各种婚姻网站和婚介所，有好的有不好的，不能一概而论。他说，“共青团是想把策划组织集体相亲活动，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突破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乘人之危乘人之难，利用年轻人急于找对象的心理去抓住他们。”
朱欣欣老师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讲，一旦人为干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其造成的恶果，再努力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社会问题很难彻底解决。他说，政治权力越干预什么，往往什么就越做不好，特别在中国，只是表面上控制住了，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就全部被限制住了：“婚姻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对社会婚姻家庭问题，一是要加强法制，保护人们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多渠道的民间去解决问题，尤其是个人问题，减少干预，多提供服务帮助。政府的作用就是象个守夜人一样，维护好法制和秩序，该管的管起来，民间能做的事情让民间去做。多扶持婚介所和机构，为年轻人交往的文化娱乐场所，多提供方便。”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还指出，尽管中国的男人实际上最容易打一辈子光棍，但共青团组织攻关的重点却集中在女人身上。在王先生去组织”杭州之爱“相亲会的路上，他在电话中建议他的女同事早点结婚，不要太挑剔。他说，女人们要求男人要“三高”，高学历，高工资和高个子，但这样三合一的男人可不好找。他说：“当女人年龄增长，地位也提高时，她们想要更好的男人。如果共青团能够在这些女性年轻时，比如25岁左右就开始帮助她们找对象，事情就会容易些。”
王先生来到周末“杭州之爱”的相亲会上后，坐在单身男蔡军旁边的是25岁的曹斌，和另一位29岁的女性。曹斌参加这个相亲会，是因为主办者之一是他喜爱的电台，看起来他找老婆的意愿并不迫切。不过曹斌说，最近他打篮球时受了伤，想到如果有个女朋友就好了，“我想有人能照顾我。”曹斌在会上呆了一天，他曾问一位也参加相亲会的女孩：“为什么你不能直视我的眼睛？是不是我太英俊了？”那个女孩没有理他，他就又问道：“难道我太外向吗？”
而蔡军旁边那位29岁的女生看起来更为严肃，她对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信心。她说，“他们是专业媒婆吗？不是。”她来只是想增加认识男孩子的机会。29岁的她，认为自己有“年龄问题”，结婚生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她说：“我想让我的家庭看到，我确实是在努力。”但问题是，她自己引以为豪的经济硕士学位和海外工作经验，在这样的相亲会上，不但对她没有帮助，反而有负作用。她说，男人们都喜欢“更女性化的女孩”。
蔡军对单身女孩所面临的压力没有争议，他说，科学似乎证实，男人不象女人那样老得那么快。他喜欢参加相亲会的人中有许多是白领阶层，但他说，事业成功不是他找女朋友的首选条件，而是温柔贤惠。
谈到中国年轻人男光棍多和“剩女”现象，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说，现在的年轻人在找对象时都很挑剔，而且女孩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不过，最主要的问题是，年轻人现在压力特别大：“因为婚姻问题牵扯到很多方面，为什么城里相对女孩子比较多，就是农村孩子愿意到城里追求幸福生活，不能指责他们的价值观，比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很多婚姻问题牵扯到经济状态和社会的公平。如果这个社会能给年轻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渠道和环境，那么他们在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减轻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文化娱乐活动和社会交往。”
在朱欣欣老师看来，有休闲才有文明，文化，年轻人搞对象也一样，需要时间和金钱。他说，如果年轻人整天疲于奔命，哪里有精力和心情去谈恋爱搞对象？在着急又缺乏了解时，就容易造成闪婚闪离现象，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另外，朱欣欣老师还建议，中国社会应当为年轻人的跨国交往提供方便：“韩国的喜剧电影里说到韩国组织旅游团，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去旅游相亲，我们可以通过跨国婚姻解决一些问题。越南有很多新娘被拐卖到中国，我们为什么不把她们合法化？专门组织正规渠道让两国青年去相亲？或者放开空间让民间组织去运作？这就是政府的工作和服务没有跟上。只要有市场，就会有发展，关键是政府要提供好的服务。”
听众朋友，让我们以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的结尾，作为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结束语：
“无论如何，共青团浙江省委组织的‘杭州之爱’这样的大型相亲会，都令人感到怪怪的。单身的曹斌和那位29岁的女孩都没有找到约会对象；而勇敢地上台高歌一曲的蔡军，也是同样下场。尽管如此，当被问到他的感受时，蔡军引用了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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