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播出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别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专访美国女权作家，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剩女》一书的作者洪理达女士。
洪理达女士出生于香港，从小随外交官父亲和语言学家母亲常驻国外，之后取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的学士学位，斯坦福大学亚洲研究学硕士学位，后又在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2014年，洪理达女士的《中国剩女》一书出版，并被翻译成中文。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书评称：这份研究既令人信服，又富有原创性。从记者转行学者的洪理达指控一九五○年代致力于提升女性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今天竟然逼迫女人回归厨房。
纽约大学学者柯瑞佳（Rebecca E. Karl）评议说：洪理达以生动浅白的笔调，直书城市专业女性在中国飙升的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对待。
美国有线电视（CNN）新闻国际网络主播及记者鲁可蒂（Kristie Lu Stout）的评议是：研究深入、引人入胜。来自中国『剩女』的亲身剖白扣人心弦。对中国或女性问题有兴趣者不容错过。
洪理达女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一开篇就直达主题，她开宗明义地写道：
“在紧要关头找到丈夫嫁出去，李芳终于松了一口气。李芳虽然大学毕业，曾经在北京任职人力资源主管，但她的父母仍担心独生女儿年龄渐长，会永远嫁不出去。同样地，李芳也担心自己会错过“最佳怀孕年龄”，未来也许无法生育。然而，她不过26岁。
才刚结婚，李芳就丢了工作，因为公司不同意她请两星期的假去度蜜月。她与丈夫没有联名户口，她也不知道丈夫户头里有多少钱。现在她失业了，为了不伤害丈夫的感情，她并不想和丈夫讨论到经济问题。她不问丈夫拿钱，只用自己的储蓄支付生活杂费，交通费和治装费。她也不觉得与丈夫同住的新房是她也有份的，毕竟屋主的名字只有她丈夫一人。
李芳说，‘我没有权利把别人家的财产据为己有“，所以，婚姻并没有为李芳带来财产，房产和收入的共有权-即使她正是因为结了婚才丢掉工作的。那么，为什么李芳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呢？答桉是，她避免了好友不幸的命运：一个跨国公司的高薪主管，却因31岁依然单身，而被贴上剩女标签。”
李芳，是洪理达女士在写这本书时采访到的280多人中的一位。
当被问到她写这样一本书的初衷，洪理达女士说：“写书是在清华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时候。首先我是看住房的市场，买婚房的习惯，观察中介人的工作情况，观察到很多关于性别的观点，影响到买房子的过程和习惯。
同时很巧，那时是2011年8月份，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他们对于婚姻法的新解释，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女性认为新解释是很不公平的。当时我就设立了我的微博帐号，希望人们对买房习惯和性别观点参加我的调查，这样起码有1000多人想要参加。我最后的研究包括了280多人，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人。
我问他们买婚房时谁出钱，出多少钱，全部用现金还是房贷，月付，是独生子女还是有兄弟姐妹。同时也开始在北京做深入访谈。
我很早就碰到一个房地产中介和管理人，是女士，她自己刚刚买了一套北京的房子，她出了一大笔钱付房子的首付，但房产证上没有登记她的名字，而且她还没有结婚，她是帮助她的男友买这套房子，准备结婚。听到她的故事，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哎，这真是有点傻。他们根本还没有结婚，为什么会愿意花那么多钱，因为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重要投资。后来我就在微博上专门询问，房产证上一般登记谁的名字，女的还是男的？后来我就发现，这不只是这位中介人女士一个人的故事，实际上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夫妻关系，就是这样买房子，甚至还没有结婚。买房子的时候女方会出钱，可是房产证上没有她的名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接着我又采访了一个女士，26岁，北京人，刚结了婚，她特别着急结婚，因为她到了这个年龄，就是剩女，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我接着问她，剩女和你买房子或结婚有什么关系？她告诉我，社会有这个观念，就是你到了这个年龄，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别人就认为你是一个很个别的人，以后就找不到对象了。
所以我就去做调查和研究，剩女这个词到底是从哪来的？我越做研究越发现，实际上这个词不是很自然地发生的。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些官方媒体，很激烈地故意地去推广这个词，就是要督促这个年龄的女人，去结婚生孩子。”
剩女一词，百度的解释是这样的：“剩女，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所认为的适婚年龄，但是仍然未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27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很多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的长相，但也有很多自身条件较差。多数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而变成“剩女”的大龄女青年。”
看来，剩女一词是官方率先提出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中国的剩男，或称光棍，是个甚至更为庞大的群体，记者向洪理达女士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回答说：“你看官方媒体经常会报道，即所谓的剩女都是因为她们太挑剔了，因为她们想找比她们条件更好的男的，所以就找不到，认为是她们自己的错而找不到对象。
可是实际上，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所谓剩下来的人，应该是男的，即那些所谓的剩男，或者也可以说是光棍。
不过，为什么官方媒体他们那么激烈地在注重剩女的题目，而不是要去催这些男人去结婚？我认为这与中国女性的教育成绩和取得的进步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近十到十五年来，中国人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比较高，而读学士或硕士的那个群体，女的比男的多一些，而且女生的成绩总的来说也比男生好，这是按照政府的正常统计，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这是她们自己报道的统计数据。
现在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尤其是城市的女性，想去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还想念硕士，有的念博士，以前的中国女性没有这么高的教育程度。就是因为在教育方面有这么大的进步，我觉得政府就把这个看成是一个问题。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这说明中国的妇女有所进步，她们的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洪理达女士说，众所周知，近年来有一些所谓主张妇女回家的运动，就是有些人认为要解决失业问题，应该叫女人回家，让男人去工作，女人可以不工作。她接着说：“那我觉得对剩女这样广泛做报道，目的就是要吓唬女人，念书不要念得太仔细，成绩不要太好了，要不然没有男人要你，所以有各种各样侮辱女性的这种报道，甚至于有画面也有电视台的故事都是夸张这些比较成功的，在城市受过教育的女性，肯定找不到男人会愿意跟她结婚。
所以这是一种宣传，就是第一，这些女生一般不愿意那么早结婚，这是非常自然的。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一个趋势，那就是女人受的教育越高，越不想那么早结婚，这是非常自然的。另外，她们想追求她们的学业或者事业，想成功，她们为什么要那么早结婚？
可是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那么大量的所谓优秀的高素质的女性，越来越推迟婚姻，甚至拒绝婚姻，那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严重的人口问题。就是要看总的人口趋势，就是老龄化是很严重的问题，生育率又下降了很多。所以最近政府又终止了一胎化政策，现在是两孩政策。
这些政策和宣传，都是因为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在2007年, 中国国务院有很重要的一条关于人口问题所颁布的一份文件，说中国的人口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必须要提高人口素质，因为总的人口素质太低，所以他们也说，性别比例失衡也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就自己去分析， 我觉得正好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人口的政策，就是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国家必须要提高人口素质。
但同时，你又开始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大量地推广剩女这个词。剩女的定义根本就是所谓的高素质的,优秀的,成功的，城市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越来越不希望生孩子，越来越不愿意那么早结婚。所以我就把这些因素都联系起来，我觉得这都是有关系的。
这些宣传，可能那些年轻的20多岁的女生，自己可能不看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报道，可她们的父母肯定会看的。所以最直接的结婚压力可能是来自父母。所以政府也是通过父母，父母的观点比较传统，就让父母感到很着急，着急要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然后就给这些女儿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么，政府把剩女问题说得很恐怖，背后有其原因？中国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是受到政府宣传和社会舆论的左右，甚至是恫吓？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洪理达女士对此表示：“对， 因为婚姻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政府也经常说，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很重要的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是一方面。
不过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婚姻那个制度，也是这些女人要生孩子，因为要解决人口问题，而且他们的宣传也大力注重这些城市性的成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高素质的女性，因为就是这个群体要推迟婚姻，她们不太想结婚生孩子，农村女性结婚生孩子会比较早，可是政府不要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妇女生孩子，多半是低素质的孩子。所以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不仅考虑到人口的数量，也非常注重人口的素质，所以就是要鼓励所谓高素质的人的群体多生孩子。
所以显而易见，现在中国的二胎政策，专门影响的是城市的群体，因为在农村，人们一直都不只是生一个孩子。所以有关剩女的舆论宣传，与人口问题和政府要提高人口素质的目标，有密切关系。”
洪理达女士在《中国剩女》一书中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晚婚，在中国为什么是一条不归之路？年满二十七岁的未婚女子为何被冠上剩女污名？她说，在中国，一个单身女子只要符合以下的条件，即大学以上学历，居住于大城市，中产阶级，就是官方认证的剩女。她们又依照年龄区分为“危险等级”，被戏称婚姻的“剩斗士”、“必剩客”、“斗战剩佛”和“齐天大剩”。媒体舆论与官方极尽所能地羞辱她们的单身处境，并将“剩女现象”从社会话题提升到国家危机的层级。
在买房与房产登记不利于女性的社会结构下，原有的经济优势瓦解，极欲脱离单身的「剩女」反而陷入新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社会威胁，并配合国家提升“人口素质”的政策，官方倾全力迫使高学历女性“别工作了，尽早结婚”，为国家生出“优质”的婴儿。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年轻女性因感受到来自社会舆论、父母与另一半的压力，恐惧晚婚，为了早日摆脱“剩女”身分，容易接受不适宜的婚姻。
洪理达女士说，“剩女”们“积极”向往婚姻，却在买房与财产分配上做出“消极”的妥协与配合：她们被传统社会观念与不公的法律制度剥夺了房子的所有权，情愿让不动产登记在丈夫名下，就算她们或她们的父母在买房中有很大贡献，也是如此。失去了经济优势，更容易造成夫妻关系不对等的局面，在婚姻因家暴与外遇而解体时，更凸显她们所面临的困境。
她们该如何在“三分之一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的中国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
面对压迫，她们能够找出方法，反击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吗？
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出对洪理达女士的专访。请您届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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