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10日，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大一学生吴昕怡，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4月30号，中国媒体新京报以“烧炭自杀女大学生最后的125天”为题，披露了这一事件。
据新京报报道，在吴昕怡的妈妈陈小玲眼里，女儿温顺乖巧；在校园里，新生吴昕怡爱听歌，喜欢读书，总和同学一起去图书馆。
在一次义务献血之后，吴昕怡发生了变化。
去年11月底，学校组织大一新生义务献血，她被确诊为大三阳，乙肝病毒携带者。
让陈小玲担忧的是，女儿的室友也知道了检查结果。
吴昕怡告诉妈妈，“室友不敢碰我的衣架，我的手机放在别人桌上，大家会把她们的东西赶快收走。”
高超是吴昕怡高中的同桌、最好的朋友。她鼓励昕怡多和同学沟通，告诉大家乙肝病毒携带者没那么可怕。
吴昕怡对高超说，她努力过，但有室友用短信回复她：“我们知道，但还是很害怕”。
同学张晴和吴昕怡住同一个楼层，她听说，上学期，吴昕怡的一名室友总到别的宿舍住，还悄悄告诉别人她得了乙肝。
陈小玲建议女儿请假回家，调整一下身体和情绪。
回家休养的吴昕怡按医生的嘱咐早睡早起，希望能好起来回学校上学。
临近开学，吴昕怡接到学校通知，要复查。今年3月初，陈小玲带女儿去医院复查，检验报告显示，乙肝病毒DNA下降了2个值。但身体的好转没能让吴昕怡顺利返校。
陈小玲回忆说，学院的领导在电话里跟她说，得开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影响正常上学”的证明。
“这个证明没法开。”林必定对学校的要求感到奇怪，这位福鼎市医院传染科主任回忆，吴昕怡曾找她请求开证明，“这不需要证明，2007年、2010年卫生部都发过文件，不得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职、入学。”
陈小玲的说法是：学院领导告诉她，如果孩子坚持要来，学校只能给她调单间宿舍。“还让写一个书面材料，说明她是自愿住单间的。”
4月20日，这份抬头是“父母说明书”的复印件显示，“吴昕怡同学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将单独居住，本人自愿承担一切关于‘由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产生的身体及精神问题的后果。”说明书的末尾用括弧补充，“在单独居住期间产生的身体及精神的后果自愿承担”。
但校方不认为这份“父母说明书”带有强迫性，认为住单间“是学生和家长自己的决定。”
在陈小玲看来，女儿被“隔离”了。
这让吴昕怡的好友高超觉得可怕，“她绝不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在高超的记忆里，吴昕怡是喜欢和同学一起爬山、看电影，扎在同学堆里说笑的姑娘。
起初，吴昕怡用读书去适应独居的生活。3月12日，她在朋友圈写道：每天要在必要时间关机去图书馆，“沉潜是为了更好的崛起。”
她曾试图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崛起”。但让同学们注意到的是，除了上课和集体活动，吴昕怡总是一个人。整个下半个学期，她都独来独往。
最后的时日，她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上下课。
4月10日那天，吴昕怡没有去上一早的英语课。
如同大学校园里一次正常的逃课，没人在意。
在单独的宿舍里，她用一盆炭火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她独居的第34天。
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吴昕怡的遗书：“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尽管深有感触，可是我觉得人生好长，看不到终点。”
一个19岁的花季女孩就这样孤独地走了。
在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歧视不是新问题。尽管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在就业，就学等诸方面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但现实中的隐形歧视仍然存在。有网友说，学校同学对吴昕怡的恐惧和疏远，以及学校强行要求其单独居住，没有提供必要的帮助，反而给了她二次伤害，都是酿成吴昕怡自杀的幕后推手。
中国社会活动家，维权人士胡佳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是这些年来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歧视的后果最严重的一个案例，而中国又不象海外，胡佳说，海外各种反歧视运动一般由民间组织来推进，而中国的NGO 组织则成了政府的假想敌，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无疑政府要负责任。同时，吴昕怡所在的大学也应当负责任，胡佳说，学生生病不是羞耻之事，不是犯罪，不应当被学校视为异类另类，校方对乙肝知识要么浑然不知，要么极端自私，将其隔离住单间，这是对一个花季女孩精神上的摧残。
就乙肝病毒的传染途径，我们请教了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行医的金福生大夫。金大夫说，乙肝是通过血液，性交及母婴传染，完全不影响就学就业，这位女大学生应当得到校方的帮助，而不是采取隔离让其住单间的做法。他说，中国有大约10%的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把这么多人都隔离。时至今日，金大夫说，中国高等学府对乙肝病毒携带者采取这样的歧视态度令人吃惊。
胡佳说，原来中国在录用公务员时要查乙肝，后来由于民间组织的强烈呼吁，表面上取缔了这项检查，但这样的歧视仍然暗中存在。
胡佳说，在天津师范大学这样的公立高等院校，对乙肝病毒携带途径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普通民众更可想而知。他说，政府有责任来向公众宣传乙肝病毒的传染途径，消除人们不必要的顾虑和恐惧。
作为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胡佳说，他尤其对这一悲剧的发生感到心痛，并深深忧虑这个花季女孩的悲剧不是最后一个。
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现在美国的陆军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乙肝歧视十多年前在中国特别严重,当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它关乎到有一亿人左右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陆军说，这种情况一方面与行政部门揽政以及他们没有真正把法律政策落实有关，另一方面在政府之外缺乏民间公民社会的监督。但现在的情况是公民社会发展在最近这一两年里严重倒退，而这主要来自于政府政策的变化，导致公益组织被封，公益人士被抓。陆军说，这样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陆军说，从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政治现状看，中国政府不会去主动关注弱势群体的权利，而主要把重点放在GDP上，因此反对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主要还是靠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最近河南信阳市救助站的一个化名为乐乐的13岁男孩疑因遭受虐待后饥饿死亡成“干尸”的事件。
新京报的报道说，据男孩父亲称，孩子走失半年，看到救助站的死亡公告后到殡仪馆认尸时，见到的是皮包骨头的“干尸”，且身上多处伤痕，疑为遭虐待被饿死。信阳民政局回应称，男孩系因病抢救无效死亡，救助站无责。
4月29日上午，中国民政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已向河南省民政厅致电了解情况，并督促调查、核实。
男孩父亲王新红称，乐乐于2001年出生，智力比同龄人较低，但识别家人和地址并无问题，且身体一直无碍，“他不太爱学习，爱和同学打闹，只好休学在家。”
王新红说，去年10月2日，儿子乐乐离家后未归，家人一直寻找，并于10月4日报警，但始终杳无音信。
事件发生后，乐乐的父亲除了质疑乐乐曾在救助站受到虐待被饿死，还质疑警方发现孩子后为何不联系他们，同时质疑救助站为何不帮助寻亲？救助站称他们在救助乐乐的过程中没有过错，并称男孩由于有“智障”，无法提供姓名等信息。
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理事陆军评论说，中国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有很多问题，政策少，机构也少，儿童的权利和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当侵害儿童权利的现象发生后，又没有有效的追究机制，因此缺乏震慑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救助站就是形同虚设，今后悲剧还会发生。
中国社会活动家，维权人士胡佳说，中国的所谓救助站本身就值得质疑，他说，中国的救助站多由政府设立，与收容类似，利用救治之名干其他勾当。来自政府部门的冷血，视生命为草芥，因此出现这样的事也并不耸人听闻。
胡佳认为，如果救助站由民间和慈善团体来办会更好，因为他们更有爱心。而政府开设的救助站只拿此当饭碗，为了编制和解决就业问题。有些人既没有专业技术，也没有服务的意识，还经常发生殴打和虐待孩子的现象，非但不能救助，反而造成伤害。所以在胡佳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体制造成的问题。
据悉，近年来，中国各地不断曝出救助站的负面新闻，而此次涉事的信阳市救助站也曾在去年被曝一名受助者“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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