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二是程序员鼓励师职业是性歧视或者性消费？
听众朋友，您是否听说过程序员鼓励师这个职业呢？在北京，充满活力的中国高科技行业正在寻找这样的人。要求：必须漂亮，知道如何吸引不善于社交的程序员，会做放松性按摩等等。
美国纽约时报不久前登载了题为“程序员鼓励师？中国科技公司里的漂亮女孩”的文章，文章说，这一职业在中国被称为“程序员鼓励师”。这个职业兼有心理学家和啦啦队员的性质，这些女性被雇来与程序员搭讪，为他们做按摩，缓解他们的巨大压力。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固守性别刻板印象、相信男性程序员是“宅男”或没有社交生活的书呆子的社会里，这种工作正在不断增加。
现年25岁的申悦就是中国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鼓励师，她说，“程序员们真的需要有人时不时地和他们聊天，为他们组织活动，减轻压力。”
申悦拥有北京一所大学的土木工程学位，但她拒绝透露自己的薪水，但雇佣申悦的人力资源部表示，申悦的月薪约为6000元人民币。
申悦有着长长的黑发、白皙的皮肤，会化上红色的眼影上班，脸上随时带着微笑。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前台服务、组织社交活动、购买茶歇的零食以及与程序员聊天。她会把一个程序员叫到会议室里，问他，“你要加班吗？”，然后聆听他的各种不满。
申悦自己说，“我觉得挺新奇的，” “因为之前没有见过这种岗位。”
不过，中国科技行业对这种职业已经开始产生质疑。纽约时报的报道说，40岁的王捷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其他创业公司对女性的“物化”，他表达了不同意见。
一些科技公司使用“漂亮的女性”来吸引男程序员进公司，这让他感到困扰。去年十月，他在中国版的Quora问答网站知乎发帖称，如果西方公司也发布类似的广告，在他们的国家是会被起诉的。
但王捷发现人们的观点很难改变。有几个人回复了他的帖子，说他这是小题大做。
“男生说，这有什么，美女多工作比较开心有什么问题吗，”王捷说。“有女生说，我是女生我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在北京的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这一职业本身肯定是一种性别歧视：
“当然有的人可能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感觉到就不是歧视。按照联合国公约，对歧视的界定就是任何对妇女不利的，不利于性别平等的对妇女的任何排斥，都是歧视。所以象这样一种性别职业的分工，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再比如企业招聘时男性优先，都属于性别歧视。”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援引当事人申悦的话说，她不认为她的工作带有性别歧视。她说：“现在很多女权主义的想法都太偏激了，”“我觉得女性只要独立、自强、自重，就可以了。”
徐娇龙是该公司为数不多的几名女程序员之一，也会找申悦按摩。她并不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在她看来，这只是“一个分工”。但她开玩笑说，公司也可以考虑招一个男的来鼓励一下女程序员。
冯媛女士对此评论说：
“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歧视，并不说明其中没有歧视。这样一些职业的产生，明显是鼓励女性去做，而接受服务的是男性。这种非常僵化，非常鲜明的性别安排就说明，它只不过是过去那种老掉牙的性别分工的一种实质上的翻新，无非是披上了一个时髦的名词而已。”
冯媛女士说，中国的性别歧视表现在诸多方面，有愈来愈多的人能够识别，但很多招聘者包括受聘者本人却还没有意识到。所以本应当有坚定理念的管理者的水平，落后于社会的一般水准。
就此，本台记者还采访到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他表示，严格来说，这是把女性作为一种性消费，在工作职场上确实构成一种歧视：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和欧洲，可能会构成就业歧视的案件。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人把这个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因为性消费，性歧视和性骚扰，是中国职场上普遍存在的问题。”
确实，刘开明先生说，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性别差异非常大，男性偏多。在这种情况下有女性进去，就与当年战争时期的慰安妇类似，只是说这种叫轻色情，隐性色情，这在互联网公司里是普遍现象。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最近的一个周五，申悦找到了公司里的程序员郭振杰。28岁的郭振杰在办公桌旁放着一张折叠床。申悦问他，他的腰是不是还是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而疼痛。他说是的，在过去的几个晚上他都是10点、11点才下班。
申悦对郭振杰说，“公司的意思是要给你按摩一下，但是有可能我手法不太好。”两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郭振杰坐着，站在他身后的申悦开始给他按摩肩膀。
“确实很舒服，”郭振杰说着，申悦轻柔地用一个拍打按摩器打着他的后背。
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对于一些创业公司来说，职工里有一名程序员鼓励师是吸引男程序员的诸多福利之一。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圈中，程序员的岗位有着很大需求。
当被问到性消费与性行为的关系界定，刘开明先生表示：
“性消费不需要有性行为，就像互联网上的裸体表演，美女照片，但不是色情行为或活动，可能仅仅构成比如性别歧视。如果女性愿意被消费，从女权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歧视，但是不一定会构成性骚扰。”
刘开明先生说，甚至有的女性愿意做程序员鼓励师这个工作，认为工资高，活也不累，他接着说：
“在一个以男性程序员为主体的工作环境里，有几个漂亮女性为他们端茶倒水，按摩按摩，因为有轻松的性消费，可能起到缓解工作压力和气氛的作用。但的确我们很难对此下一个明确定义。”
中国的色情互联网是最大的性产业，盈利也最大。 刘开明先生说，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通过各种隐性的性暗示，来吸引流量和用户，包括很多视频网站，也通过性暗示，性吸引，来获得广告和点击率，成为一种正常的性消费。他认为，实质上这也是一种性歧视，是把女性作为消费品。
在中国的关注女权问题的滑瑞女士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她说：
“这个事情我很关注，我非常反对某些职业，只能让某些人或者某个群体来做，或某些人从事特定职业。因为象我们残障人士特别是视障人士，大部分人都在做按摩，我就特别注意这种隔离式的就业。比如我经常坐飞机，我就觉得空姐大多都是女性。其实现在很多人坐飞机都是带着大包小包，很瘦弱的女孩子就要给人提东西拿东西，很辛苦。而且很多空姐容易受到性骚扰。这种工作只让女性来做的话，也不利于这一职业的发展。”
滑瑞女士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这个职业是开放的，谁愿意做可以通过考核、招聘等程序，而不是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觉得这个职业适合女性，或适合残障人，或者多大年龄的人适合，而觉得其他人不能做。这样会限制这个职业的发展，同时对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也不公平。
另外，滑瑞女士说，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是希望让女性来为自己服务的，应当考虑到一些少数人的需求，同时让市场来调节，她接着说：
“我觉得要看双方的权力关系，如果提供服务的人是被迫的，或者是感觉不舒服，那就是一种去消费她的性别的职业。但如果这个人只是提供专业服务，就没有关系。我之前是做推拿的，很多男性顾客就不太愿意让男性来做，那也不能说他们是来消费你这个女性的性别身份。如果你觉得别人在消费你的性别身份，你可以选择不做；对你有性骚扰的时候，你完全应当拒绝。”
滑瑞女士说，她的感觉是，如果你刻意引导让女性来做这一职业，那是有问题的。但如果女性愿意做，男性也特别希望女性来做，就可以。因为这是市场的调节，供求关系合理合法。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尚不清楚有多少公司雇佣了程序员鼓励师。根据百度运营的找工作网站“百度百聘”的数据，仅有七家大的公司目前在为该职位进行招聘，大多数都是在规模较小的初创公司，这类招聘启事曾经有很多。
在中国的高科技行业，男性主导着最高管理层。阿里巴巴由11人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一名女性。在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五人董事会中无一人是女性。游戏、社交媒体企业集团腾讯的董事会中也没有女性。与之相比，推特（Twitter）的九人董事会中有三名女性。脸书（Facebook）的九名董事中有两名是女性。
像其它行业一样，中国的科技公司在招聘启事中对性别偏见颇为直白。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 的调查，百度、阿里巴巴及腾讯均多次发布招聘启事，夸耀公司里有“漂亮女孩”。
据纽约时报披露，今年一月，阿里巴巴表示正在为旗下的电商平台淘宝寻找销售经理，要求最好是年龄为28至35岁之间的女性，“个人形象、谈吐良好。”
去年11月，百度为一个市场推广职位打出广告，要求由于会有“出差”及其它原因，最好是男性。
两家公司后来都在招聘启事中撤下了对特定性别的说法。
阿里巴巴表示，该公司对不论性别，提供平等就业有着明确指导方针，并且“将更加严格审核招聘启事，确保其符合我们的政策。”该公司还表示，阿里巴巴18名创始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并且女性领导人占该公司管理岗位的三分之一。
百度表示，该公司四万名员工中，有45%是女性，这在中层及高层职位中也得到了体现。该公司在一封邮件声明中称，“我们重视女性员工在各个层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腾讯也在一则声明中表示，该公司重视多样化背景，并为上述招聘启事致歉。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对此评论说：
“招聘启事中歧视女性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行业，包括政府部门，都有年龄歧视，地域歧视，性别歧视，相貌歧视，户籍歧视等等，在中国不当作回事。招聘广告中招35岁以上的几乎找不到，没有户籍也找不到工作，还有很多单位要求身高和相貌。”
刘开明先生说，近几年国际劳工组织和NGO组织，以及学术界做了很多推动工作，但收效并不明显，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没有这方面的平等就业观念。
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
众所周知的北大女学生岳昕事件发生后，岳昕遭到校方多种形式施压，还威胁不让她毕业。4月23日，岳昕在自媒体发表一篇题为《致北京大学师生和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一封公开信》的署名文章，称其在依法申请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性侵女学生事件详情后，不断受到校方施压，并严重影响到日常的学习生活，进而造成其滞留家中无法返校，其母亲情绪崩溃，家庭关系紧张。而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却删除相关信息，有中国用户将岳昕的公开信嵌入到区块链中，声援北大学生岳昕的海报开始出现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
去年秋天，由美国好莱坞发起的ME TOO运动受到全世界关注，当时中国显得格外安静——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有些中国人甚至趁机吹嘘，官方《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篇评论文章宣称，中国就没有类似的指控，这反映了文化差异：“中国男人被教育要保护他们的女人。”
但是，没过多久，中国女性就开始发声。
岳昕并不是第一位遭到中国政府打压的女权主义者。三年前，著名的女权五姐妹就因为反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而遭到当局拘禁。
最近几周，在北京大学的一些关于岳昕和她的请愿的学生聊天群中，有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大学的党委认为整个事件是一场政治运动，校内学生已经开始串联，也有和校外势力的串联。”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将抗议活动称为外国思想影响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经常使用的一种贬低策略，但说它是一场政治运动并没有错。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六四民主运动的诞生地。北大三角地的海报上有人这样写道，岳昕是在践行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精神，号召学生们鼓起勇气，质疑那些只关心维持稳定的当局和管理人员。
在北京的妇女权利工作者冯媛女士表示：
“我觉得首先，确实在中国说出ME TOO的代价很大，这篇报道说的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例子，还有很多没有报道的ME TOO以及遭遇的困难，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正常的现象是社会的管理者应当欢迎这样的声音，因为只有这样的声音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对于性骚扰的重视，对于性骚扰在文化上的反思，以及健全反性骚扰的政策和机制。”
冯媛女士说，北大学生岳昕实际上是走在了当局和管理者的前面，中国的ME TOO运动始终是从行动者和当事人走在前面的角度在进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西方更严重，中国实际上还是个男权社会。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面，应该说这种性骚扰，包括性侵害的问题都比较普遍。我们这两年看到很多恶性事件，象老师性侵幼女，少女，都不少见。”
但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大维稳”的环境里，刘开明先生说：
“在这个环境里，任何所谓要站出来说‘我也是’ME TOO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比如北大这个事件，它就可能影响到北大在处理教师过程中他们的作为，影响到学生对北大的评价，因此当局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考虑。”
刘开明先生说，中国官方整体上在看民间这种运动时，更多是从维稳的角度，即只要你不给我惹麻烦就行。官方觉得岳昕事件还是在惹麻烦，比如之前政府对一些女权活动人士的拘留，也是如此。在政府看来，惹麻烦的不是女权主义本身，而是所谓他们认为给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北大学生岳昕事件引发了多少社会震动？刘开明先生表示：
“这个事件不仅是个ME TOO的问题，更是一个师德问题。 在中国，师德问题比较牵动神经。北大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中国的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非常关注这类事件，包括我自己，我特别关注我女儿在学校是否受到性骚扰的类似问题。这样的事情一旦曝光，学校没有作出很好的处理，显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不满，因此北大必须面临这种压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看来，各方似乎已达成某种和解。岳昕在发信声称她受到骚扰几天后，宣布自己回到了学校，但她提出的公布沈阳强奸案真相的要求仍未得到回复。
刘开明先生对此表示，岳昕回到学校，肯定是受到很大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导致。
中国渐渐抬头的“我也是”运动在不断取得出人意料的结果。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被指控强奸、后来到南京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教授沈阳被开除，学术界的其他一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指控而丢掉了工作。这场运动能蔓延到校园之外吗？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这很难讲。但这不会是学生第一次发起反抗。
请您收听节目并发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的推特 (TWITTER) 地址是:HANQING8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