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妇幼论坛: 30年如一日 天安门母亲决绝抗争永不言弃(上)-“八九六四”30周年访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和尤维洁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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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起)

今年6月4日,天安门母亲群体将用血和泪呈现一个大写的三十周年…三十年前,他们每个家庭在北京屠城中都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这些亲人中有儿子、女儿,有父亲、母亲,有丈夫、妻子,有兄弟、姐妹…

30年后的今天,正义的阳光没有出现,亲人的冤案依旧尘封,年迈的难属仍然互相扶持、砥砺前行…

天安门母亲这个“六四”受难者群体,开始形成于1989年“六四”大屠杀过后不久。这一年的8月,两位在“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丁子霖和张先玲,因共同的命运走到了一起,尽管那时的北京仍笼罩在血腥与恐怖之中。从此,这两位母亲结成了患难之交。

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六四”遗孀尤维洁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与丁子霖和张先玲取得了联系,成为这个群体的第三位受难亲属。

“六四”后第29个“清明”:难属张先玲祭爱子(张先玲提供)
“六四”后第29个“清明”:难属张先玲祭爱子(张先玲提供)

在这次《妇幼论坛》纪念“八九六四”30周年的特别节目里,我们采访到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和尤维洁女士,但是82岁的丁子霖女士最近由于被官方严密监视并被迫离开北京、加之心脏不好,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过,天安门母亲网站在2008年5月28日正式开通前,丁子霖女士曾经接受了我的采访,下面我们就为听众朋友选播一段丁子霖女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的一段广播片段:

(广播片段)

“当然,这么多年在我们苦苦抗争的过程里面,我们得到了许多友情网站的支持。但是,我们总想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网站,可以集中把我们目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活动及时跟外界沟通。除了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想把我们这19年走过的道路收集整理出来,作为一个数据库,就是能留下我们足迹和印迹,留在人间,留给历史。”

“我们预计的过程至少要一年半载,争取能够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纪念我们的亲人,因为他们至今不得安息。我们真不知道能够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寄托我们的哀思,来纪念他们。所以,大家都想到了网站,想好好努力做好。没想到在爱抚思志愿者团队的帮助下提前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们说这是一份迟到的幸运。”

3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凶手未得惩处,逝者无法安息,天安门母亲群体也依然在为亲人昭雪而不屈抗争。迄今,已经有55位六四难属辞世...天安门母亲群体以永不言弃的坚忍卓绝,写下了拒绝遗忘的悲歌。

第28个清明祭奠爱子王楠(张先玲提供)
第28个清明祭奠爱子王楠(张先玲提供)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今年已经82岁高龄,最近因为高血压,医生嘱咐她多休息、避免情绪波动。但为了30年前遇难的爱子王楠,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让孩子的生命在父母身上延续,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采访。她告诉我,六四临近,中国当局加强了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她说,她开始以为当局只是把监视时间延长,监控人员好像并不多:

“结果我今天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监视我的人员多起来了。我只是一个老太太,记者来了说点真话,我说的都是我了解的,而且是六四惨案中很小的一部分。毕竟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寻找了这么多年,才找到了死难者两百多人,真正死去的人要多七、八倍。”

张先玲女士说,她相信在海外各种网站和平台上,都能看到很多比她所说的更加惨烈的回忆六四大屠杀的情景,她不知道当局为什么对她防范那么严:

“现在楼底下有两辆车,一辆国保的,一辆公安的,楼下是五个人,两个国保还有一个女警察。我们的楼门口,还有两个人,我的楼上九层也是两个人,一个守着电梯口,一个守着楼梯口,简直比对付恐怖分子还要厉害。我不知道他们怕我什么?你们做下的事情还用我说吗?”

张先玲女士说,目前她无法接受境内外记者上门采访,前两天有两个记者过来采访她,就被监视人员扣住:

“我说我不会去主动约记者,他们约我或他们见到我,什么时候我都会接受采访。我问监视人员,你不让我接受采访有什么法律根据?你把法律拿出来,说中国公民不能接见外国记者,有,我就遵守法律,没有,你就不能剥夺我的权利。他们说,那我们就要在你门口设岗,我说那你请便吧,你要愿意犯罪你就犯吧。”

张先玲女士说,现在当局采取的是所谓“和谐违法”方式:

“他们侵犯我的人权、自由,但态度非常好,基本上你上哪他都让你去。也许有的地方不会让我去,比如去天安门,也许我要去看丁子霖,他们也不会让我去,丁子霖已经到外地去了,也许有的人他们不让我见。但基本上自由还是可以的,但他们要跟着,这实际上就是侵犯了我的自由,他们的藉口是怕你碰见记者。”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张先玲女士心中永远的痛。爱子王楠遇难时只有19岁,作为一个母亲,她说,不要说30年,再过30年,她也不会忘记失去爱子的痛:

“我的孩子被你们无缘无故杀害,你们连一句话、一个表态都没有。而且30年前这些孩子们喊的口号是反贪污反腐败,你现在也喊反贪污反腐败,所以我觉得政府都不能自圆其说。学生有什么错?你政府下令动用军队、野战军,那是打敌人的呀,而且用那种达姆弹,用坦克车、机枪,来杀死和平的老百姓。”

30年过去了,中共还自称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伟大的党,对这个罪行都不敢面对、不敢承认,张先玲女士说: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内心为什么那么虚弱?你既然有那么多的自信,为什么面对我们这些老弱病残的难属、父母,就这样怯懦呢?派那么多人来看着我一个老太太,就是怕我跟记者接触,这不是很可笑吗?”

张先玲女士说,她一再讲,她如果对记者说了假话、或者有夸大造谣之嫌,当局只管把她抓起来,她一句怨言都没有:

“我说的都是真话,不让我说人家就不知道了吗?这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邓小平的名声。”

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美联社)
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美联社)

张先玲女士说,她曾经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以前 由于出身“不好”,从十几岁开始,心中就有了“阶级原罪”感的烙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卸去了“成份论”的包袱,改正了一些冤假错案,使她觉得中国有了希望,对于邓小平、胡耀邦、万里和一些改革派的领导人,敬佩有加。

直到30年前的六四屠城,那锥心裂骨的丧子之痛,使张先玲女士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开始从一个悲痛的母亲,走向寻求正义、讨还公道的公民。她说:

“我曾经说过,邓小平有功也有罪,杀人就是罪,功不能抵罪,该怎么办怎么办。”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日前在台北接受台湾中央社的采访时指出,北京使用“遗忘术”希望1989年的六四事件正在被中国人遗忘,但是中共自己却没有忘记,而且害怕谈论六四。

林培瑞说,“中共并没有忘记六四”,否则不会每年纪念日前夕就派那么多便衣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中共也依然害怕六四真相传播,否则已经82岁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也不需要连上街买菜都有便衣跟着。张先玲女士说:

“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愧,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比我们都紧张,这就是一种杀人犯的心理。”

失去亲人之痛,是六四难属永远不能忘怀的。张先玲女士说,她希望政府能和六四难属坦诚对话,把事情一点一点解决。”

当我问张先玲女士,今年六四有什么活动或计划,她说,六四当天上午,她会和另外七、八家难属去万安公墓,大家聚在一起,集体祭奠死难的亲人:

“这是我们每年都要做的事情。至于我个人,我有计划也实现不了,我有计划跟你说了,这个计划就破产了,因为我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而且我也不可能有什么计划,因为他们步步都跟着我,能有什么计划呢?”

张先玲女士说,即使这次六四祭奠,官方也曾经阻拦过,后来在难属们的抗争之下才争取到。

当被问到30年过去了,想和爱子王楠说些什么?张先玲女士说:

“我只是想跟他说,你走了,我们会继承你的遗志,为了历史的真相奋斗到底。儿子当时说去天安门广场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那我们现在就要还原真相,我们第一个诉求就是要真相。”

张先玲女士说,她相信早晚正义会战胜邪恶,她呼吁全世界都来关注天安门母亲群体,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与六四难属平等对话。

是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主张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在30年前的六四惨案中失去了她的丈夫,她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

“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一直寻求以法律来解决六四惨案,六四受难者沉冤的昭雪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开端。当年我们这些受难者一夜之间每个家庭都失去了亲人,这种痛苦政府给了我们安抚吗?没有,反而把我们监视起来,不允许你超出他们规定的范畴。30年了,我们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

六四3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尤维洁女士说,六四难属群体想做的许多事情却不能公开做: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因为“向钱看”无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尤维洁独家提供)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因为“向钱看”无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尤维洁独家提供)

“按理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有权利去公开悼念我们的亲人,比如,我的丈夫30年前在北京南池子被打伤,作为我本人,我很想去那个地方,白天不允许,哪怕晚上人少的时候我去献一枝花。但在国内现在的情况下,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们难属只能悄悄做,不能公开,社会上也看不到公开纪念六四的活动。”

30年前,尤维洁女士的丈夫在南池子受伤后,被一起送到医院的有七个人,五个人在送到医院时就已死亡,她说:

“只有两个人送到医院时是活着的,一个人在送急诊室的路上就死了,这个人是煤炭部的,被刺刀捅到后心,这是我忘不了的。因为子弹可以不长眼,但拿刺刀去捅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行为太残忍,我无法接受。面对面的是你的同胞,不是你的敌人,哪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你可以这样去下手?”

尤维洁女士说,她的丈夫中弹后在医院活了两天:

“我是在夜里3点多听到一阵枪声,我想我的丈夫就是在这阵枪声里面被打中,因为我到医院后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从公安部出来的军人,一边开枪一边往外冲,也不管马路上有多少人。我知道长安街上都是手无寸铁的市民,怎么竟敢用这种方式?至今我不能理解。”

尤维洁女士接着回忆了她在医院陪伴丈夫的痛苦的两天:

“6月6号早晨8点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血压没有了,我把医生叫过来的时候,我丈夫还是清醒的。然后医生用刀割他小腿,没用任何麻醉药,当时割开皮肤,我丈夫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也没有一滴血流出来。他被子弹打成骨盆粉碎性骨折,医生没有办法处理,当时我很天真,我那时30多岁也没有经历过战争,觉得骨盆粉碎性骨折,那么骨折长长就好了,根本不知道骨盆恐怕已经被打碎打烂了,像骨头渣子一样医生没办法处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子弹打入人的身体是这种结果。我的丈夫一边输血一边失血,腹腔感染以后导致胸腔感染,我看到医生用刀割他的时候一滴血都没有,心里很痛。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胞,我心里好痛。”

尤维洁女士说,如果她能在六四前夕到南池子献花,她更希望送上七枝花,以纪念这七位遇难者…

在下周同一时间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播出纪念六四30周年特别节目的下集,请您届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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