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郑也夫教授，不久前发表文章，他称他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却斗胆谈一个天大的问题——中国的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不尊重孩子的生长规律，早就让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
郑也夫教授首先谈到素质教育，他说，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的“素质教育”都是空谈，是个根本不能完成的目标，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
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目前这种教育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任何愿望良好的能力训练，到最后都变成了应试工具。
素质教育提倡音、体、美，但只要不列入高考项目，根本不会有人重视；一旦列入高考，又一定会走向反面。郑教授打比方说，如果体育列入高考，学生一定会问：“考什么？”如果考游泳，那绝对不练跑步；如果考拉单杠，那绝对不练撑双杠。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所有素质教育都会变形。
郑也夫教授表示，中国家长最喜欢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多大岁数算是起跑线呢？十岁？已经晚了。小学六、七岁？也晚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识字，就要学英语，就要上补习班。
然而在发达国家是有立法的，幼儿园不准识字、不准教算数。为什么不准呢？是因为孩子的心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起来，而是要让他玩耍、让他自立。
外国的教育更重视另外一些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本幼儿园，小孩儿每天带着好几套衣服上幼儿园，随时训练孩子们脱衣穿衣，一个是为了不使孩子丧失自己皮肤和身体来调节温度的功能，二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自立。
郑教授说，我们中国的孩子，依赖性太强，唐诗能背几十首，英语单词认识几百个，可是自己不会系鞋带、穿衣服，这种依赖会对孩子的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他认为，孩子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民族都输在起跑线上。
在郑也夫教授看来，一个孩子不贪玩儿，比不爱读书更可怕。他说，日后有出息的人其实小时候都是比较贪玩儿的，贪玩儿是对某种东西热忱高涨，这是一件好事，如果都循规蹈矩那就完了。
什么叫兴趣？郑也夫教授说，兴趣就是把精力不平摊，把你的精力侧重在某些方面，不需要理性的算计要把精力主要投入在哪，你的兴趣就给你做了最好的指导。一般来说你的长项和你的兴趣是贴合的。郑教授的建议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和老师同心同德祸害我们的孩子，不要助纣为虐。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与郑也夫教授非常相熟，他赞成郑教授的许多观点：
“郑也夫教授分析的现象还是和目前整体的社会状况、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有关系。在中国，人生的轨道是要上好大学，上一流大学，非常明显的等级化，这与中共的统治有关系，也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读书没有其他的办法来量化，只能用考试来评判，素质教育等都是空话。你总得要有一个评判标准，但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大家能心服口服的一个竞争和评判的标准。结果搞来搞去，最后标准还是落实在考试上，就像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以及后来的高考等等。”
陈奎德先生说，其它国家也有考试，但是在中国，一个考试就可以决定一个人是人上人，中等人，还是下等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其它国家的考试有多种多样的标准，比如美国就有非常多的评判标准，而中国缺乏这种评价体系和多元的竞争体系。陈奎德先生接着说：
“中国年轻人除了考试外，其它方面都卡得很死，不像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充满机遇，所以很多人说，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国家，就是说有不同才能的人，通过各种机遇和机会，最后能冒出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共的统治，把很多机会都扼杀掉了。”
陈奎德先生认为，郑教授所说的很多现象都存在，也不合理，这是社会的大环境和制度使然：
“在中国，如果要让孩子成为上等人或在社会上成功，社会就逼着你不得不这样干，因为外在的力量非常大，即使你批评这些现象也没有用，因为在这样强大的制度环境压力下，人们一定还是会朝那个方向走，还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陈奎德先生说，我们不能埋怨家长无知或者愚蠢，因为家长不这样做，就觉得自己的孩子输定了，而且事实上可能也是这样。
中国的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创造性人才，这样会不会导致中国整个民族输在起跑线上？对此，陈奎德先生评论说：
“中国如果基本制度有改变的话，也就是在社会控制上，与其它国家接近，情况会好一些。各种各样的人才只有在比较自由的社会里，才容易找到自己长处的发挥点，出现人才甚至创造性人才。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的路好走，就是考大学，然后到各个企业发财，或者到政府部门当官。真正有才能的人，很难找到出人头地的空间。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但却受到压抑。人们常说日本人善于模仿，但现在很多的发明包括诺贝尔奖，都是由日本人做出来。日本人过去并不擅长创造，但是二战之后，制度环境改变了，日本就冒出了大量人才。而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美国耶鲁大学的康正果老师认为，郑也夫教授澄清了一些问题，比如他强调知识不是能力，学了知识要转化成能力有一个相当的过程：
“读了郑教授的文章，我也在反思和回顾。比如他在谈素质的时候，我想与其用素质，不如用教养。一个人有没有教养，显然是和这个人的父母，家庭和所居住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所以父母要以身作则。”
康老师以他自己为例说：
“我的奶妈是农村人，基本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很有志气，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她教我从不羡慕或者嫉妒别人，也不去与别的孩子攀比。我的一位老校友也谈到，一个人要做好自己，而不是与别人比。”
但中国的应试教育毕竟是一考定终身，在这种教育下，老师和家长都没有多少选择，现在的很多孩子连玩都不会了。有位父亲在网上发帖说，他小的时候，做完作业后就出去玩，天不黑不回家，肚子不饿不回家，而现在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玩，让出去玩，还要家长陪着。对此，康老师说：
“在美国的幼儿园，不会教孩子去认字，幼儿园就是要让孩子在黑板上乱画，在纸上乱画，用胶泥捏一个什么东西，教孩子各种各样的游戏，这都属于能力的培养。我生长在50年代，当时家庭作业不多，放学后，基本上都去玩了，那时也很少有学校评比和排名次。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所谓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在康老师看来，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三大利益集团在控制：
“一个就是教育的官僚体制集团，从教委教育部，一直到省教育厅，教育局，指标就是这些人定的，怎么样排名次考核得奖，因为这都和这些部长局长校长能不能升官，能不能从中得利有很大关系。第二，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官僚体系来控制教育的话，改革开放以后因为一切向钱看，教育官僚集团与教育，商业体系联系在一起，比如出版社出版各种补充教材，还有课外的培训班等等。郑也夫教授说，素质本来是一个人天生的能力，但因为办这些班可以赚钱，所以孩子们的书包就越来越沉重，各种各样的补充教材和课外辅导也越来越多。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所谓学者和专家到处演讲去拿演讲费，都是和商业体系官僚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伪学者们对学生起了毒害作用。现在学生负担重，都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造成。”
不久前，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发表文章，分析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开始不爱招中国学生了。陈志武教授说，有件事再次引发了他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他说，他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时，这位教授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陈教授说，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因为这位金融教授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表现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后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表现都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陈志武教授说，虽然耶鲁大学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他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第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耶鲁大学的康老师在接受采访时也举例说：
“我们系的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曾经招了一个中国学生，这个学生当时GRE分数最高，甚至比美国白人GRE的成绩还高，但后来让这个学生退学了，原因是论文写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学生考试的成绩那么高呢？因为他花了很多学费参加了考托福和GRE的培训班，培训班的教师把历年的题收集在一起进行猜题且相当准确。中国的应试教育就是这种教育，虽然说没有作弊，但其实也是另一意义上的作弊，是一种投机取巧。这些学生获得了好的成绩，但毕业以后缺乏创造力。中国有大量学生到美国并不是来发明和创造什么，或者能给公司带来多大利益，他们来美国就是为了留下来。”
就耶鲁大学等美国名牌大学不愿招收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耶鲁大学不敢说不招中国学生，但可能是这2、30年来慢慢地对中国学生形成了一些看法，今后可能招中国学生会少一些，使得中国学生的入学不象以往那么容易了。不少教授可能觉得中国学生从概率上来说，有一些长处和一些短处，看来过去对他们的长处也许看得过多，短处没有注意到，以后招生时学校会更注意这一点，我相信这可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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