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在中国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她15岁时就被人用铡刀铡死，被称为女英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泽东为刘胡兰写下的题词。
前不久，中国大陆一所学校开展学习刘胡兰的活动，一位家长强烈反对自己的孩子参加，并给老师写了一封信《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点》。
家长在信中明确告之，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刘胡兰一样，在上小学和初中的年龄就参与残酷的政治斗争，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那么小就被一些大人教导着去杀人，而后又被别人残酷地杀害。
老师也给这位家长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孩子这个年纪，不止需要童话，还需要英雄。你觉得刘胡兰不该是她学习的英雄，不知道谁该是英雄？让孩子去认识自己民族的英雄，并没有什么过错。”这位老师还在信中分析家长的心理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想说，这是自私。英雄的挺身而出，往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大家，才能称其为英雄。”
其实，对刘胡兰是不是英雄的讨论，在此之前就已有之。近代史学者章立凡，曾就刘胡兰其人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丫头比较二，人家偷驴她拔橛儿，搭上了小命儿一条。
还有相关评论刘胡兰的文章称，刘胡兰的故事是悲剧而不是英雄，因为刘胡兰的死，是两种她个人无法抵御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对她的利用、欺骗和无情的侵犯造成的。刘胡兰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所坚信并为之献出生命的所谓理念，事业，并没有她所看到或是听到的那样伟大。刘胡兰的可悲之处，是她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也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她的英勇和坚强，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人类普世的目的。 还有评论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声名显赫的人物，可这些人物并不一定就是英雄，有些人当时是英雄，那是控制他那个时代的需要，那个时代一旦成为历史，他就不再是英雄，还有可能是人类的罪人。
那么，刘胡兰是不是英雄？英雄在一个时代的定义是什么？英雄有没有普世价值？当今还应不应该对孩子进行有关“英雄”的教育？集体主义和个性发展的关系在现今又如何界定？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英雄？我们就此邀请到目前旅居德国的独立评论人士史明先生，以及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进行探讨。
史明先生首先评论说：“经过30年的变化，个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张扬得很厉害，英雄的定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个性主义不张扬的时候，英雄的定位是集体定位，即对某一个集体有利，个人做出贡献，牺牲自己，这叫英雄。但是在个性主义张扬的社会，不仅是中国社会，其它社会也是一样，假如个性很张扬，英雄的含义就是在张扬的基础上，一个人展示自己，发挥自己个性，或者是发挥自己一生中的最精彩的时刻，可以忘我，象这样的个性英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在这30年当中，城市社会是从一个集体行为向一个个性行为发展的过程，所以今天人们对英雄的基本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一点都不奇怪。当然，英雄的概念再套上一些意识形态，那就更复杂一点。不过意识形态大多也都是集体定位。比如说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象20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大家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是殊途同归。他们的英雄往往都是某个人，为了某一个集体去做。所以我想，关于刘胡兰或者之前还有董存瑞的讨论，大概都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基点。”
再说某一个群体，比如家长这个群体，家长也未必是真正否认集体主义。史明先生说，如果一个孩子将来成长为一个愿意为自己同胞，或者愿意为自己的家庭，或是愿意为自己的某一个认同感很强的群体做出一些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那么就不是每一个中国家长都会说你就不该这么做，也就是说，不是不赞成刘胡兰的就都是个人主义者。但是，史明先生说，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有很多家长，是愿意自己的孩子在个性张扬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英雄。他说：“就是假如你做这件事情对完成你的个性，发挥你的个性，让你一生活得很精彩，有好处，那我想有很多家长自己也愿意玩命，孩子玩命他也没意见。比如说，有些人愿意去蹦迪，那多玄哪，你说那是英雄吗？在个性主义定位上那就是英雄，即我克服我自己个人的局限。几乎所有的极端运动都有这个特点。比如一个人周游世界，大家为什么赞成，是个性张扬，我一个人淹死在大洋里，‘难酬蹈海亦英雄’，不过这个英雄，不是象周恩来说的‘面壁十年图破壁’，要救国救民，不是这个，而是你看我这个性多好，一人就敢干。”
所以，从这个背景下再来看，史明先生认为，今天中国社会对孩子英雄主义的教育已经开始变味了。他说：“中国社会还不太承认个性主义张扬，它只赞成个性在钱上的张扬，不过只有钱而要成为英雄很难。比如说几个大款，哪一个都算不上英雄，也没有人敢说他是英雄。你说王健林是英雄吗？还是哪个比他更富裕的是英雄？最多说你是富豪，但你不是英雄。为什么？因为钱这个东西共性太强，没有个性。你有一百万和有一个亿，都不反映你的个性。所以要说个性英雄，其实挺困难的。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让孩子做个英雄，大家有迷失的感觉：这孩子将来要不要做个英雄，还是做个很怂的人？起码你要成功吧，但成功了以后算不算英雄？不知道。什么叫成功？也不知道。你说，我在某个行业里顶尖了我就是英雄吗？那不一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成功不意味着牺牲自己，牺牲自己和现在成功的概念是互相排斥的。你牺牲了自己，你还有什么成功呢？那就是保全自己，然后成功。”
不过史明先生也表示，过去的英雄，那是要有点牺牲自己的意思，那才叫英雄：“要不英雄都象吃面条那么容易，谁都当了。中国社会流行很长一段时间的就是金庸先生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大概没有人把他当英雄，韦小宝里面有个台词，就是他的小老婆苏荃跟他说，小宝啊，你又要做英雄，不牺牲朋友，但是你又去玩妓女，那英雄也太容易做了。这句台词其实说得很粗俗，但是说明过去在集体本位下的中国人，认为英雄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自我牺牲。没有自我牺牲，就不存在英雄。在个性主义张扬，钱本位的世界里，牺牲自己是最愚蠢的事情。宁可不当英雄你也不能牺牲自己。”
因此，史明先生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你一方面要人家牺牲自己，而另一方面大家都不肯牺牲自己，都要牺牲别人，这个社会就是英雄遗失的社会，你不知道什么叫英雄，这是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英雄的理性，史明先生说：“说一发疯，我不要命了，这是英雄吗？你最多是愣头青，二杆子。也就是在知识程度，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社会里，英雄选择自我牺牲是个理性的选择，是深明大义，是对社会的理解，必须有理性作为基础。因此，否定刘胡兰的人，就是说，你看刘胡兰还是个孩子，没有足够理性，有理性可能不这样决定。因此，你把一个孩子说成是英雄，不合适。为什么？潜台词就是她还不够理性，她不能做出关于牺牲自己的理性选择。那么董存瑞算吗？有人说董存瑞也不能算英雄，因为反正在战争期间，谁也跑不了。在反正也跑不了的情况下，不存在理性决策或抉择，因为你没有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再看中国，关于什么是理性越来越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叫理性？为了发财不要命，这叫理性吗？我去炒股成功了，这是理性吗？很难有人说这就是理性。但是在没有理性的情况下说一个人是英雄，那就和说一个人是疯子是同义词。”
因此在史明先生看来，共产党宣传里面的英雄，无论是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一个是集体定位，一个是牺牲自己，一个是理性决策。中国目前社会对这三点已不认同。至于它认同什么，史明先生说：“我觉得很难有人说出中国集体社会里面或者大部分社会里面人认同什么东西，说那叫英雄。英雄还有最后一个层次，就是明代以后说，唯大英雄方显本色，那是英雄。说一个人知道自己天命所归，知道自己的个性，即我可以不实现我的意志，但我可以不改变我的本色，即所谓英雄本色。这是传统中国对英雄的一种特殊的理解。但是这种特殊的理解，共产党不认，现代的消费社会也不认。什么叫本色，嗜酒如命那叫本色吗？叫英雄吗？见女孩子就追，色迷，那是本色吗？不是。因此，在种种英雄层面的定义上，大家找不到北，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目前无论是刘胡兰或者其它的英雄大家讨论起来的一个动力所在，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英雄，你别给我念秧子，你那英雄我不认，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英雄，我也不想让人当英雄。”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师朱欣欣老师就中国大陆学校搞向刘胡兰学习的活动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教育界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的，它所组织的一切活动，尤其是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都是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在操纵。他说:“政协委员，作家冯骥才曾说过，应当让所有的党派政治都退出学校，不能在学校进行政治的宣传和搞政治广告。不能用强制或欺骗的手段让未成年人介入政治。这个家长的信写得特别好。”
而老师的信，是站在官方教育机构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教师本身也是党化教育的失败者，不明白英雄的内涵是什么。朱欣欣老师说：“王二小和刘胡兰虽然都是英雄，但刘胡兰属于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这一方所谓的英雄，完全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牺牲品。有学者和作家把刘胡兰这样的人称为‘政治童工’，因为孩子没有政治是非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王二小和刘胡兰不一样，刘胡兰是有组织在操纵，不是自己的选择，杀村长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去屠杀。而王二小作为一个普通儿童，不是别人强制他把鬼子带进包围圈，他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之心去做，他才是真正的民族的英雄。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而战的英雄，刘胡兰和他不能相比。”
至于说王二小这样的英雄应该怎样让孩子们去学习，朱老师认为首先是学习他热爱民族，热爱独立自由的精神，是一种个人的勇敢的选择。他说，我们不能强迫一般的人都去成为英雄。超出个人能力的事情，应该是人们自主的选择。可以宣传民族英雄的品质，但不能强迫孩子们去简单模仿。朱老师接着说：“在中国建政之后树立了很多的英雄模范，其实都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比如历次政治运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英雄，我小时候知道的刘文学这个典型，就是当时人民公社的产物和牺牲品。另外还有很多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中的英雄。比如说北京的黄帅，反潮流的典型，还有白卷英雄。之前还有黄继光，董存瑞。我们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都称不上是英雄。黄继光参加的朝鲜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战争，帮助了一个独裁的政权。董存瑞则是国共内战的牺牲品，完全是党化了的被宣传和塑造的所谓英雄，他们可以算共产党的英雄，在内部宣传，但不能把共产党认可的英雄当作民族的和全国人民的英雄。”
朱老师说，中共还一直利用宗教的形式来培养塑造和宣传他们所谓的英雄，就相当于基督教里面的圣徒一样，把英雄偶像化，不容质疑和讨论。朱老师说：“我们看到很多中共塑造的英雄，可以说是只能欺骗一时，作为政治偶像为老百姓洗脑。多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英雄模范的命运，特别是活着的，其命运就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比如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文革后完全被打入另册，落入人生低谷，很多都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现在能留下来的还是雷锋这样的形象，当然雷锋也遭到很多人质疑，包括雷锋如果能活到文革中，命运会如何？雷锋在文革中肯定会是大红大紫的人物，被当作政治斗争的棍棒。”再回到刘胡兰，朱老师说：“假如刘胡兰是成年人，她的行为是经过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作出的，那可以。但刘胡兰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所作的牺牲，既令人悲哀又令人遗憾，未成年就介入党派斗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中共历来唆使青年人介入政治，是一贯做法。“
朱老师说，中共对刘胡兰形象的宣传，就是要把人们分裂开，制造敌对，从中渔利，既缺乏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所弘扬的博爱，又没有超越党派分歧高度的爱，而灌输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和残酷的斗争，会危害中国的未来。让孩子学习刘胡兰，无疑是在制造杀手，宣传你死我活非黑即白的极端方式，一个阶级压迫或战胜另外一个阶级，而不是大家共赢共存，没有共和的精神。朱老师表示，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仇恨教育来伤害年轻人， 就无法产生真正有文明精神的现代公民。
那么，英雄的概念或定义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英雄，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对此，朱老师表示：“任何时代，真正的英雄不是为某一个党派和政治团体去服务的，待人应是平等的，为了他人出于爱心，去牺牲自己和付出，这样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有独立的意志和自由选择，不是被政治权力所强迫或欺骗和利用的人。这样的英雄热爱他人热爱正义，或者是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为了争取大家的权利去牺牲自我，冲在前面的，这样的人才称得上英雄。“
可是,朱老师说，官方的课本里就没有这样的英雄的位置。许多真正的英雄是在课本之外的，包括林昭，遇罗克，在专制黑暗中敢于挺身而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值得子子孙孙永远铭记。朱老师说，在我们青少年的教育中，的确需要培养这种高尚的精神，特别是在物质主义和犬儒主义遍地的现实中，这一代年轻人已经缺少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情感体验，也缺乏真正的偶像，这都与当前的教育有关， 真正的英雄得不到宣扬，这方面中国任重道远。他说，整个中华民族都需要补课。只有在中国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之后，才能补上历史的这一课，培养真正的英雄主义。
史明先生就此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觉得其实在个性张扬主义的社会里，英雄倒不是要紧的，主要是榜样问题。不是所有的英雄都可以当榜样。比如说一个敢于玩命的英雄，过去讨论狼牙山五壮士，不管真假，那是英雄。但如果你现在要号召全社会都去学习狼牙山五壮士，恐怕连领导都不敢。也就是说，有一些榜样未必是英雄，但他是榜样。比如说拾金不昧，是榜样，但是不是英雄？不一定。“
史明先生说，过去说学雷锋，雷锋是英雄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雷锋宁可是个榜样。宗教宣扬诚实，忠厚，但不是诚实忠厚的人都是英雄，但他可以成为一个榜样。因此，史明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讨论英雄的时候，经常忘记英雄的社会功能，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是他有榜样的作用。所以过去有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史明先生接着说：“现代社会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以自己作榜样，别人要成为榜样那很难。最多就是你发财你是老师，比如巴菲特，我们学他股神，但是，巴菲特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榜样。因此在现代社会，就是英雄迷失之后，榜样的社会功能定位非常空虚，不知道榜样的方向是什么。比如说关于节约问题，有节约的榜样，但不能使劲号召节约，都号召节约那消费找谁去？那浪费是不是榜样？浪费也不是榜样。说锻炼身体这应该是个榜样吧？但极端运动造成猝死也不行。但都中庸了，不温不火的那还能是榜样吗？那就不是榜样了。”
所以英雄遗失后，榜样的社会功能也开始逝去。史明先生说，这也是为什么进入21世纪以后，连中国的官方媒体都不宣传榜样了，因为不好宣传。比如，过去说见义勇为是榜样，现在则建议打报警电话，不建议个人往上扑。为什么？因为你都往上扑，就成了个人司法了，不合适。而这在法治社会里不一定是坏事情。史明先生说：“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刘胡兰，这就涉及了榜样的作用。家长说，你让我的孩子没事净仇恨别人去？一命顶一命，这不合适，因为有法制在管着。即别人杀了人，有法制管着，也不需要你去。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榜样找不着不一定是坏事。大家按照法制来做，没有榜样的社会也许是更幸运的。就像著名作家布莱希特说过的一句名言，‘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个悲剧的时代’，因为需要英雄的时代是没有规矩的时代。乱世出英雄，治世不能出英雄，出了都是枭雄马上就要乱世。”
在史明先生看来，现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大家觉得榜样不好找，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不是退步。都有很明确的榜样就要坏事情。他说，这么多元的社会，哪个是榜样？不好说。只是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不能低于底线，底下要有托着的，上面不封顶：“所以我觉得，这种讨论不是没有意义，但它的意义不在于一定要树立个什么榜样，而在于这种讨论本身展示了社会的一种进步。有人说我们找不着北，找不着榜样，找不着正好，找着就坏了。过去人民公社宣传榜样，一个人为了救公社的一个电线杆子，被洪水冲走了淹死了，当时很多人宣传是榜样，保护集体财产。人命重要还是财产重要？今天人们都说，人命重要。别说一根，一百根电线杆子冲走了也不能救，人命要紧。”
所以,史明先生说，除了英雄的讨论以外，我们是不是应更多地注意所谓社会功能设置的榜样。即社会功能需要平安，维护平安就是榜样；社会功能如果需要创新，创新就是榜样。但是社会功能这么复杂，彼此都冲突，你一定要设立一个榜样让大家学，一个是做不到，也不会成功，另一个是也缺乏意义，只能说可以向哪个方向努力更好一点，这还要允许大家有不同的标准。史明先生最后表示，现在讨论刘胡兰，更多的意义是展示我们这个社会在渐进中，开始发生一些质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在多元化社会里面找不到北，这是正常现象，是常态，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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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家长给老师信如下:
老师你好，不论是哪个领导人倡导别人学刘胡兰，我都以常识和是非来理解发生在60年前这件听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这些人让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去参加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当同龄人还在草地上天真烂漫地追逐嬉戏的时候，她却和一群大人杀了她们的村长。而后不久又被对方捉到同样残忍的把她的头铡了下来。从这里面我看不到有任何值得称赞的品质和任何值得坚守的理想。相反包括后来那些心智和谋略非凡的大人物对她的嘉奖和称赞都将是耻辱的记忆。我也同样是在这种斗争、仇恨教育中长大，所幸我最终挣脱。
当女儿还是抱在怀中婴儿的时候我就担心她的心灵被这个社会的阴暗所裹挟。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孩子是在一个原谅、包容和关爱等等散发着人类自然天性的环境中成长。当一个人的心里从小被种下了血腥、残忍和仇恨种子的时候,长大后精神扭曲的果子就会跟随他一辈子。
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家长都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像刘胡兰一样,在上小学和初中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参与这些残酷的政治斗争,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那么小就被一些大人教导着去杀人,而后又被别人残酷的杀害。所以想到我的孩子被教导去学刘胡兰,我心如刀绞。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我本能的想为孩子去抵挡可能对她心灵带来的戕害。望老师理解,以后这个活动请允许我们放弃。
谢谢！
——孩子的家长
附件2:
老师的回信:
这位家长你好。很高兴能看到你的言论,这至少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而且很多人为之赞同,甚至进一步提出应该把刘胡兰王二小之类的"少年英雄",都悉数请出课堂教育。我只想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每一个英雄都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有人说，刘胡兰杀死的村霸，应该交给当地纪委或公安局；王二小带进包围圈的敌人，应该交给八路军的侦察员……你在信中也说，刘胡兰出现在“同龄人还在草地上天真烂漫的追逐嬉戏的时候”，可这，并不符合事实。当时山河破碎，并不是所有“同龄人”都有追逐嬉戏的幸运的。绝不会有“纪委”或“公安局”去帮你除恶霸，王二小也是被鬼子抓去带路的。
我想你没有搞清楚到底是谁“让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去参加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可能你认为孩子天然就应该是与政治隔绝的，应该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童话世界中。但这并不现实，一张图就可以说明一切。
我们的孩子虽然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是谁也无法保证他们永远生活在和平年代。大家都想远离是非，远离暴力，远离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离不开政治，也无法让战争之类的伤痛绝迹。有些人为的灾难，躲也躲不了……或者，你躲了，但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没有躲过去。
你孩子这个年纪，不止需要童话，还需要英雄。她早已到了可以有偶像，会去欣赏、仰慕一些人的时候了。你觉得刘胡兰不该是她学习的英雄，不知道该会是谁家英雄，在填充着她的精神世界。这些英雄，真的都不关政治，不带血腥？是屠恶龙的王子，还是蜘蛛侠呢？
学校从来不会把刘胡兰的英雄事迹,说得多么血腥,多么残忍,也从未播洒仇恨的种子。我想这些,都在你这成人的脑海中。你有这样的思维,大概跟最近"污化英雄"的社会环境有关。
让孩子去认识自己民族的英雄,并没有什么过错。没听说过比利时会因为"撒尿男孩"年纪小,而去移除他的雕像。刘胡兰无疑是个英雄,让这么小的英雄牺牲了,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英雄,甚至要让孩子"远离"。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我想说，这是自私。英雄的挺身而出，往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大家，才能成其为英雄。你觉得孩子不应该去承受“英雄”的义务，这其实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只是在教育她学习英雄的“义”，你觉得这是对她心灵的“戕害”？你让她从小拒绝这样的教育，可有想过，实际生活中，如果没有面对邪恶，面对危险敢于站出来的勇气教育，那么这个人的发展必然是不健全的。这个世界并不总是阳光普照，当狂风暴雨，疾雷闪电，冰雹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必须有抵挡的勇气，义无反顾的迎击精神。
如果孩子从小不能明白善恶是非，如果像你这个家长一样，永远就等着别人牺牲，自己坐享其成，那得到的命运必然就是抗战初期的那种悲剧：日本人不费一枪就拿下了某城，几十万人被几十个土匪赶得到处乱跑，同样就像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情：昆明火车站，四、五个人把二百多人杀的伤亡惨重，某几个城市，街头小偷一声呐喊能导致几千人拼命奔逃。这样的例子不是唯一，也绝不是最后。
贪生怕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本能，没有人天生下来就勇敢的，天生就不怕死的。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死亡，害怕血腥，那么当血腥和死亡来临的时候，就越没有求生的机会。生活中无数的伤亡惨重的重大事故，往往都是因为人们最怕死，不想死，或者根本就死不了，结果因为害怕，因为没有受到相应的抗挫力，结果就像温室里的花，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早早地凋谢了。
最后说一句,你这样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不但会毁了自己的孩子,而且错误的观念和态度,还将影响许多人。让孩子远离自己民族的英雄,这是可耻的!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