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对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甘肃一位女孩因为受到老师性骚扰跳楼自杀，楼下观者鼓掌欢呼；二是中国禁止非婚女性使用生殖辅助技术，是否涉嫌违法和歧视?
楼上女孩抉择生死 VS 楼下观者如啖盛宴
中国近代著名作家鲁迅，当年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憎恶至极，他在1919年写下的短篇小说《药》，对这一劣根性做了鞭辟入里和痛入骨髓的刨析：“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时过境迁，近100年后的今天，有的中国人爱吃人血馒头这个病，还是无药可医。
6月20日，甘肃省西峰市丽晶公寓8层，一个年仅19岁的女孩用跳楼的方式结束了她的生命。据媒体报道，女孩下午3点左右就在窗口张望，7点30分，女孩纵身一跃，潦草又急促地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这4个半小时，说短也短，说漫长也实在漫长。
对女孩来说可能是生死之间的一场对决，而对楼下围观欢呼的人群来说，看上去却是一场盛宴。
女孩跳楼轻生的全程中，围观人群不停地喝彩、起哄、吹口哨，向着楼上大喊“跳啊、快跳啊”，甚至还有人在朋友圈“直播”起了这一悲剧，一位叫“故作幽默的抖机灵”说：
"为了等你跳楼,老子晒了一个小时太阳你知不知道有多热?"
"怎么还不跳?"、"你倒是快跳啊!"
"快跳么,看完你跳楼,我还要去接娃娃"
甚至还有人冷血地写下:"够磨蹭的,可终于跳了。"
"这就对了,要不都对不起这么多人围观"。
人性之恶，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极限。
根据小女孩生前写给法院的控诉状，可以看出其班主任吴某与此次跳楼事件有脱不开的干系。
2016年9月15日下午，女孩因为胃痛被安排在教师公寓休息。晚上八点左右，其班主任吴某进入宿舍，开始还只是询问她的胃痛是否有所缓解，后来就变成了“他突然伸手摸我的脸，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他疯了般扑过来，抱住我不松开，我浑身无力，我很害怕，然后他抱住我，开始亲我的脸，吻我嘴巴，咬我耳朵，手一直在我背后乱摸，想撕掉我衣服，我吓懵了”，小女孩这样写道。
据女孩父亲透露，被老师猥亵之后，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开始变得有抑郁倾向，后被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这次出事之前，她已经多次尝试过自杀。
饱受抑郁症困扰的女孩也曾选择向校内老师和校方求助。然而在校方的“不当干涉”下，女孩的抑郁并没有得到缓解。
她也曾选择过报警，公安准备以猥亵及强奸未遂的罪名对其班主任吴某进行公诉，但吴某在接受检察官问询时却狡辩称那天的猥亵行为，不过是想要确认女孩有没有发烧。最终，当地检察方以“情节轻微”为由，决定不起诉吴某, 吴某只受到了刑拘十天的处分，而这位女孩还要以师生的名义，每天与他共处。也许这次起诉本是可以救下她最好的机会，可是没有。
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也开始孤立、质疑和嫌弃她，而罪魁祸首吴某却得到大家的同情，此后女孩的抑郁症更加严重，她几度选择轻生。
最后的这一次，在入夏的灼心烈日下，在消防员的哭喊劝解后，在围观群众的哄闹鼓动下，她最终选择了挣开拉住她的消防员，从八楼窗台跳下，结束了自己花季一般的生命。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说：
“这个女孩可能跳楼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教师的性骚扰，对女孩的心理形成抑郁症有根本原因。我们不知道教师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但是这样的人仍然留下来继续作教师，显然不合适。”
刘开明先生说，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围观者，不去责备和探究教师的责任，不去努力拯救生命，而是围观鼓励甚至嘲笑，这反映了确实中国人不仅是冷漠，而且是残酷：
“应该说，在过去2000多年，中国这个社会实际上是皇权专制下的社会，人命卑贱如草芥般的低微，生命不受到重视，人们对别人的生命也非常冷漠，甚至对自己的基本权利，也非常不重视，所以才形成被鲁迅所痛恨的和深切不满的这种国民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至今仍然存在于90%的中国人的身上”。
事实上，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如今的中国，并不罕见，在中国电影《老炮儿》里也曾有过类似的情节，老炮儿路遇群众围观跳楼，上前呵斥想管管那些围观跳楼的人，但大家却在嘲笑他。
再请听众朋友看看下面的例子：
2005年9月，辽宁，女子跳楼，现场有商户售卖望远镜以供围观，甚至引起交通堵塞；
2011年8月，上海，一女子跳楼，楼上男子拍照楼下群众围观，大喊：跳吧；
2013年3月，广东，男子跳楼遭起哄，称被围观不跳会被笑话；
2014年5月，柳州，一女子跳楼，众多市民围观拍照并在社交平台上传播；
2017年7月，嘉兴，大妈围观称跳楼者“死又不敢死，作死样”。
不仅是围观跳楼，围观偷窃、围观殴打、围观强奸、围观谋杀都屡见不鲜，整个中国社会似乎陷入了这样围观氛围严重的怪圈里。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说：
“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不罕见，我看过类似的视频不下10个。有时候小孩子被车轧，旁边的人就围观看着也不报警。看到这新闻确实很心痛。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菁女士接着由此又引申到海外华人：
“美国华人来到这个自由的世界，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文化，但在华人聚居的地方，有中国女孩被强奸，或者被打死，没有人报警：
“我在纽约法拉盛就看到一例, 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男子争吵有人从头到尾拍下视频，至少持续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包括这个女孩最后被这个男子开枪打死，放到网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报警。这在美国社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美国的中国社区都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还有一例在纽约法拉盛华人社区，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西语裔男子争吵，这个男子打她并强奸她，到最后一棍一棍地把这个女孩打死。张菁女士说：
“这个女孩一直在呼救，但没有人管，最后还是一对白人夫妇打电话报警。因为华人怕报警后，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又要去警察局对口供，耽误工夫等等，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认为反正也不是自己死，就算了，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在中国，甚至在海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张菁女士说，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缺失：
“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不尊重生命。比如实施计划生育人命不值钱；有钱有势的，随便杀了人走后门就过去了；强拆的推土机就把人压死，人们也只是在网上议论一下。在中国，政府并不爱老百姓，老百姓也是尔虞我诈，你告我，我告你的；运动一来，只为保护自己。当官的是这样，老百姓在利益关头也是这样，见义勇为的事情少而又少。人们对生命的态度非常冷漠，就导致有人围观，鼓励自杀的人往下跳，我不知道这些人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对这个花季少女的自杀，他们这一辈子会不会安心？”
尽管张菁女士说，她希望通过这个视频，有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觉醒，但在她看来这在中国比较难：
“因为在中国普遍不尊重生命，已经是自上而下。比如说象堕胎引产，人们都觉得这不是生命，而是一种义务、法律，是遵纪守法的一种行为，没有认识到人有基本权利、价值和对生命的尊重，加上中国每每发动政治运动，轻视生命，久而久之，人们就分不清楚。所以尽管中国经济起飞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在道德上有什么补救。”
张菁女士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和海外华人在看了这一惨案后，会自责会难过，下次会主动做些事情：
“就像美国人这样，如果有人要跳楼，消防警察会马上去。在警察未到之前，老百姓甚至会组成人墙去接住，还会去找毯子等各种物品在底下接住。而在中国呢，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在下面起哄，真的不可思议。”
在这场悲剧中，还有一点非常值得提及，那就是性骚扰在中国的不被重视。本台6月28日的报道援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的话说，“中国社会尚未形成真正尊重女性、反对性骚扰的公共文化及权利保护意识。”
禁止非婚女性使用生殖辅助技术涉嫌违法和歧视? 上海女律师提请审查
在中国，非婚女性一直被禁止使用生殖辅助技术，上海的李珺律师日前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法制司提出《规范性文件审查申请书》，建议修改于2002年下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并落实对于单身女性生育权的保护。
该规定导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允许单身女性使用辅助技术生育的吉林省，可以合法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医院，不能开放相关辅助生殖技术给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群体。
李珺律师说，“作为一名律师，作为一名女性，我认为单身女性生育完全符合人权，符合法理，也符合社会现实，这体现了法律明确的性别平等原则。”
李珺律师在审查申请书中提到，卫健委的《规范》与中国《宪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多部法律、部门规章等文件相抵触，且其规定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内容，不能满足公民的合法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与对中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相违背。在医学技术可以提供生殖辅助技术的情况下，不应该基于性取向或婚姻状态做区分，政府有责任给予女性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权，至少不应剥夺其实施生殖辅助技术权利。
中国妇权网负责人张菁女士就此评论说：
“禁止同性恋或者是单身女性使用辅助性生育技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歧视，这个歧视打着法律的名义，是不公平的，这位上海女律师的呼吁非常及时，特别是在当下中国，人口出生率这么低，中国政府不应当再坚持用这样歧视性的法律来对待这些育龄妇女。不管她是什么性取向，都能一视同仁，因为生育是人的天性和基本权利。”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
“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生不生育，什么时候生育，单身女性也有同等权利。但东方的一个概念是，你的生育权，不仅属于你个人，在传统的观念上是属于家族家庭，是家族姓氏血脉延续的一个大事。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出台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非常严格地限制人的生育权利，就是只允许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后来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政府并没有承认人的基本生育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这种法律和规范。”
刘开明先生说，虽然这两年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最近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仍然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动摇。
据中国人口专家预测，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中国可能会全面放开生育，这样是否会对单身妇女生育有好处？对此，刘开明先生表示：
“可能还是有难度，因为哪怕是完全放开，它也是以家庭为背景来放开。在中国传统上，女性的个人生育权不受尊重，女性未婚先孕，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传统道德里面，也不被鼓励。”
就中国禁止非婚女性使用生殖辅助技术，是否涉嫌违法和歧视，我们还请到美国纽约执业律师项小吉：
“中国对这方面的一些法律规定，对单身女性或者未婚女性，会限制她们想通过科技手段成为妈妈。上海女律师要求提出审查违法规范审议，这是对的。”
人的生育权，纯属个人的选择权，或者是隐私权。在项小吉律师看来，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已婚状态才有做父母的资格？如果我处于一种未婚状态，我为什么就不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成为父母？他说：
“比如说未婚先孕，虽然不是通过科技手段或医疗手段，但她是和她的性伴侣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应当可以自然生育。中国的婚姻法也好，刑法也好，并没有通奸罪，没有说要惩罚有私生子的人，或者是婚外孕的人。那么同样，如果我通过精子银行去购买精子，或者是通过其它方式人工受孕等等，是同一个道理。我们不应当对人的正常要求进行限制或禁止。”
回过头再来看美国的情况，项律师说，在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它有隐私权这一条。尊重隐私权，包括现在的堕胎权，同性恋的婚姻权利，都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肯定，而且受到法律保护：
“一个人的隐私权包括哪些东西？我觉得性取向也好，个人的生育权利也好，都是隐私权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事情，我既不影响他人， 也没有妨碍公共道德，没有影响国家进步。我只是不想通过婚姻来生孩子，不想通过私通或者通奸来生孩子，我只是想通过一种特殊的医疗手段来生孩子，这完全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那么同性恋的夫妇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情况又如何呢？项律师说：
“在我的客户中，不管是同性恋夫妇还是单身女性，她自己想生一个孩子，就在精子库登记，买一个精子，然后还有很多保密协议和选择范围，比如想选一个什么人种等，这在法律上受到绝对保护。”
项律师说，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医疗部门能不能做这一类手术，另一个就是户籍管理部门承担不承担孩子的户籍登记，因此一个是生育前的问题，一个是生育后的问题。项律师认为，没有婚姻状况在中国就不能生孩子，这很荒唐，上海李珺律师的呼吁完全合理，是站在人权和人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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