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对以下两个话题进行探讨，一是香港法院裁决同性伴侣有权获得配偶签证，二是“亚裔性格” 会让你与哈佛无缘？
香港法院裁决同性伴侣有权获配偶签证
香港终审法院最近裁决，在该市居住的同性伴侣与结了婚的异性伴侣享有同样的配偶签证权，而该决定可能对在亚洲推进同性恋权利具有深远影响。
2014年，一名希望与伴侣一道获得签证的英国女性对该案提起第一次诉讼，同性恋权益倡导人士曾表示，香港一直未能认可此类权利，辜负了其“亚洲国际都会”的形象。银行和法律界开始推动让此类权利得到认可，以吸引和留住香港这个金融、商业中心的顶尖人才。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裁决是香港的里程碑，也是‘亚洲各地同性恋权利’的分水岭时刻”。那名涉案的英国女子（法庭文件仅称其为QT）在2011年以访客身份来到香港，此前几个月，她在英国与SS结成了同性民事伴侣关系，SS是一名拥有南非和英国国籍的女子，她接受了一份香港的工作。香港当局以香港婚姻为一名男子与一名女子结合的依据，拒绝了QT的受养人签证申请。没有这种签证，外国伴侣仅能持短期旅游签证留在香港，并且无法工作或获得公共服务。
QT之后将政府告上法庭，声称港府存在基于性取向的歧视。2016年，她在原诉讼中败诉。去年秋天，上诉法庭以签证政策为间接歧视为由，一致作出了有利于她的判决，该决定在最近终审法庭一致作出的裁决中得到了支持。在声明中，QT表示该裁决“重申了在这个美好、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数百万人知道的事实，即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歧视一样，都是冒犯且有损人格。”
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香港法院的裁决是件好事：
“因为性取向是人的基本权利，香港和欧美国家都可以接受同性伴侣的权利，我知道以前曾经有香港公务员因为当局没有认可他和同性伴侣的关系，而起诉港府。”
在中国大陆，同性恋被接受程度又如何呢？刘开明先生说，从政府和公众的态度，都是不接受同性恋的，目前只是在一些城市和少数人群中可以宽容这种现象：
“但从法律上来说，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公共法律政策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的确，在中国大陆，同性恋仍然不为主流社会接纳，人们对同性恋也大多持保守态度。今年5月份，欧洲歌唱大赛因为涉同性恋内容而在中国遭审查就是一例。那么，香港法院的这次裁决对中国大陆同性恋的合法化有没有推动作用？刘开明先生对此表示：
“我觉得不会有，因为香港还是香港，大陆现在仍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变化，更多的是由政府领导人来主导。显然，政府不可能认可同性伴侣的合法权利，只是不会像以前那样，把同性恋作为流氓或者是一种犯罪行为来看待，也就是说，可以宽容同性恋伴侣在一起，但从法律上不会给予保护，比如说像夫妻合法婚姻受到保护一样。”
刘开明先生举例说: “中国目前单身女性生育权利的问题，以及单身男性生育权利的问题，都没有保障，因此同性恋在中国还是一个超前话题。”
在中国，同性恋的权利为什么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刘开明先生说：
“因为政府领导人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合适的形式，即使是倡导女权的活动人士仍然受到打压和伤害，中国女性各方面的权利从法律和政策上面临很多障碍，更不用说同性伴侣这种更超前的现象。”
在香港法庭胜诉的QT的律师表示，该案的裁决对当地居民及侨居香港的人都有很大意义，对前往加拿大、美国及其他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结婚的香港居民来说，这个裁决可应用于住房、继承权及领养权等领域。
在香港法院作出这项裁决的前一天，香港大学公布了一项2017年民调的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香港居民中，半数以上支持同性婚姻，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38%。这项调查也发现，香港居民同样支持向同性伴侣发放移民签证。
我们就此还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他首先从宗教的角度谈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其实同性恋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之一，同性恋对两类人是大问题。第一类人是信基督教或者是有信仰的人，以往在他们的宗教教育中，对同性恋是严加排斥的。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基督教和其他信仰作为唯一道德惩罚的准则，其作用越来越小，而且基督教团体对于过去一些宗教上严厉禁止的事情也有宽容。比较典型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同性恋可以结婚。”
王军涛先生说，第二类人是属于传统意识比较强的，他们可能从生理上对同性恋比较反感，但只要不妨碍他人，同性恋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分析香港法院的裁决在促进亚洲的社会进步上，会有多大作用，王军涛先生表示：
“香港有很多天主教徒，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一些事情，天主教徒是不接受的。香港法院的裁决肯定对香港同性恋群体有很大意义，但也不能把这件事情特别夸大，因为在21世纪的今天，困扰人类的问题太多了。”
不过，王军涛先生同时表示，由于香港代表了国际大都会在亚洲的形象，所以香港法院的这一裁决对留住香港的顶尖人才有益：
“从我对美国的观察来看, 对同性恋看法最宽容、最理解和最尊重的区域，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科技比较发达、特别是属于创新的地区，比如硅谷，以及美国一些大的科研公司和单位。而且，这些地方也是人们公开表达同性恋和维护同性恋权益最集中的地方，这可能对香港有积极的作用。”
王军涛先生认为，香港法院的裁决对大陆关注同性恋进步的人，肯定也有鼓舞作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开始积极思考这个问题。他接着说：
“但同时因为大陆人的宗教信仰不是很强烈，而且宗教在中国不似在西方国家那样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中国在传统上是严厉镇压和控制各种宗教, 不允许干预政治领域。所以，同性恋在中国不应当遇到特别大的阻力。”
其实，王军涛先生说，中国大陆对同性恋的看法可能更多的只是不喜欢，而不会强烈反对。他说，他接触过一些同性恋，个人感觉他们人都挺好，比一般的人更善良，服饰等也比一般人更文明。
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为同性恋人士创造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王军涛先生表示:“这个事情我认为政府就不要去管了。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和法院之所以要管这个事儿，是因为很多社会团体歧视他们，所以法院才通过立法，裁定同性恋有合法权利。因此在一些同性恋不是问题的地方，法院就没有必要做这种裁决。当然，如果立法承认同性恋的合法权利，那社会团体要尊重同性恋，不能因为他/她是同性恋而剥夺其工作机会等各种权利。”
但是在中国，王军涛先生说，共产党剥夺人的权利的机会太多了，同性恋的权利相对来说牵涉的人数比较少：
“共产党给人什么权利啦？美国人有选举权，有言论自由权，同性恋的权利也提到日程上。但如果在中国，同性恋连选举权和言论自由权等什么权利都没有的话，你仅仅给他一个同性恋的权利又有何用？在排序上，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有一天允许同性恋，而不许人们自由选举，那就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亚裔性格”让你与哈佛无缘？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所谓“亚裔性格”存不存在？它是否会让你与美国哈佛大学等长春藤大学无缘？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说，美国哈佛大学涉嫌种族歧视，亚裔申请者的“性格分数”在所有族裔当中的排名垫底，且该评比项目高度主观，成为滋生歧视的土壤。
早在2014年， 一个叫做“大学生公平入学”(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的组织，就控告哈佛在录取学生的过程中歧视亚裔，亚裔学生要表现比其他族裔学生更为出色才能被录取。随着原告及被告双方陆续公布多份资料，准备在今年10月上法庭，人们也得以从这些文件中管中窥豹，分析哈佛的录取政策是否涉嫌种族歧视。
与中国高考“一考定终身”不同，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私立名校，会通过学校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入学申请、课外活动、体育或艺术特长、高中老师或辅导员推荐信、面试官推荐信等多种因素，考虑入学申请。而负责审阅申请资料的名校招生办(Admission Office)，常被媒体戏称为“精英世界的看门人”。
长久以来，学生和家长怀疑这些“掌门人”对亚裔要求异常苛刻。例如在美国大学申请论坛（College Confidential）上，经常会看到网友回复“要是你不是华裔，肯定能进哈佛大学”。一个印度裔美国人（Vijay Chokal-Ingam）更是写了一本书（《Almost Black》），讲他如何靠自己黝黑的肤色，在医学院申请书上假扮非裔，以非常低的考试成绩进了医学院。2009年，两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就从数据里发现，在满分1600的SAT考试中，亚裔要比白人考分高140分、比非裔高450分，才能保证录取率一样。
哈佛一直否认其录取过程歧视亚裔，校方的说辞是，哈佛招生办不止考虑成绩，还考虑申请人的素质、课外活动、体育特长等综合条件。
而这次“大学生公平入学”和哈佛大学在法庭内几番周旋后，法庭要求哈佛大学向原告提供近20年的录取数据。原告的数据分析否认了哈佛的说辞——就算成绩以外的综合条件一样的话，亚裔的录取率也比其他族裔更低。如果根据成绩、课外活动等多重因素打分，亚裔的录取率是25%，但假如把族裔改成白人的话，录取率会上升到35%。如果再把族裔改成非裔，录取率会达到惊人的95%。
尽管目前哈佛大学校方提出不同的数据分析，显示校方并无歧视，但原告还发掘了哈佛招生办歧视的重要手段，即帮申请人打“性格分”。哈佛的招生官员会从“学术”、“课外活动”、“性格”三个方面打分，然后酌情录取。其中，亚裔的“学术分”远高于其他族裔，“课外活动分”和白人不相上下，但高于其他族裔。而在主观性最强的“性格分”上，亚裔的得分却是垫底。
这开始让外界怀疑，这个“性格分”并非是为了筛选出德智双全的申请人，而是学校招生办为了控制族裔人数所使用的手段。
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哈佛招生办的性格打分不仅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其有效性也十分可疑，但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性格特征对学生在校园里的表现有影响。
就此，中国深圳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评论说：“这方面还是对亚裔有歧视，亚裔考试成绩优秀，为什么不被录取？常青藤学校在考虑问题时可能角度不同。”
亚裔学生成绩优秀的非常多，刘开明先生说，如果只按成绩录取，常春藤学校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亚裔学生。他接着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亚裔、特别是东亚的亚裔，受儒家影响比较多，很多学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比较容易表现出沉闷的性格，似乎独立思考能力也不够。而这实际上是对一个族裔的传统刻板印象。因为我们知道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大城市孩子所受教育非常好，自身也优秀。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对亚裔特别是东亚的亚裔有歧视。”
那么，亚裔自身有没有问题？有相关评论说，特别是从大陆来的学生，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应试教育，似乎不少学生高分低能，性格内向，不像印度裔的学生善于表达。对此，刘开明先生表示：
“印度裔整体表达能力一直很好，他们比较愿意与人沟通。确实，不仅是华裔，包括韩裔、日本裔和台湾、香港，我们整个东亚文化圈这些人，应该说从传统上和文化习惯上都是比较保守和退缩型的，在沟通和表达上不如非洲裔和白人，也不愿意做领导者出头。传统的东亚人更多的是内敛和保守，跟从性比较多一点。当然，这种传统习惯也可能正在改变。中国的应试教育确实对人才有一定的摧毁，但总体上很多中国孩子还是非常优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美国大学要保障在种族上的多元化，这些问题在别的国家都不是问题，比如说在日本，而这在美国就成了问题。因为美国的大学要保持种族、文化以及人民的多元性，这是他们维持大学活力的手段之一。在美国，一个顶尖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会保证它的族裔和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保证各个族裔的比例，这对考分比较优秀的亚裔学生是打击和压制。否则，美国的顶级大学恐怕就要被亚洲学生差不多占满。”
而反对的人陈述的道理也很简单，王军涛先生说，他们要求发展机会平等，不应因为人的出身和种族受到歧视。但是，要保证一个学校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那肯定就会对一些优秀学生有歧视和不公平的现象，录取分数就不那么公正：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就认为应当对中国人有一个更好的标准，但在现实里，这确实伤害了中国学生。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教育也确实有很多偏差，如果教育机会完全由亚洲学生占据的话，这也是个大问题。”
王军涛先生说，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大学，但是从办大学的宗旨来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要保持一流大学的一流，确实需要多元化。事实上，王军涛先生承认，我们亚裔确实被牺牲了，但他接着列举美国南北战争为例：
“南方必须要缴械投降，是不是屈辱呢？南方要独立，要保留奴隶制，而如果当时13个州的独立理由成立的话，那为什么当时就是不许南方独立？这就是现实，否则就没有今天强大的美国，人类在保证其和平和进步上，就失去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如果允许南方独立，美国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人要牺牲，也总有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那么中国的应试教育造成不少中国学生高分低能，是否对形成所谓“亚裔性格”的说法有所贡献？王军涛先生表示：
“其实我倒觉得这是对中国学生的歧视，说亚洲学生高分低能，你可以看看日本，日本人在很多方面的创造性也是很强的，只是表现领域不一样。中国人在南韩和日本都有一些出色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济表现也很靓丽，但在美国就是不能生存，这其中也包括王永庆、李嘉诚和霍英东等名人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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