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发表题为“中国地下代孕产业日益发达”的文章”。
代孕，就是请人代为怀孕，生子。卵子，精子可以是本人的，也可能是一方或双方都是他人的，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性别，甚至可以选择是否要龙凤胎，即双胞胎。
而代孕服务，目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庞大的产业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联系到商家，花了钱就可以请人代孕，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租个子宫代生孩子。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这样写道：
从一间小会议室里可以俯瞰雾霾笼罩下的武汉城市轮廓。在这里，黄金来给没孩子的中国精英开了个大概价：受到精心照料但却由他控制的农村妇女可以代他们生儿育女。孩子可以有他们的血缘，性别也可以由他们决定，花费是一百五十万人民币。黄先生的“宝贝计划国际医疗集团”可以为此做出安排，该公司在中国四个城市设有办事处，每年有多达三百例这样的成功例子。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代孕代育在中国也违反法律，然而不孕比率的攀升和最近一胎化政策的放宽再加上传宗接代的文化传统引发了代孕代育黑市的繁荣。有专家说，每年代孕代育的婴儿远远超过一万。构成这个市场的是网上中介、可疑私人诊所和豪华出国游的阴暗世界。在那里，盼子心切的夫妇跟急需用钱的贫困妇女建立了联系。
本台记者上网点击中国的代孕机构，拨打了宝来代孕公司的电话，但无人接听。本台记者宏伟拨通了另一家代孕机构阳光代孕网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代孕机构不合法，他们最近就要闭门关张了。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在中国，受到更好教育也更为富裕，直到三十好几才成家立业的夫妇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使受孕变得更加困难，而这种现象也经常与代孕代育的攀升联系在一起。有学者宣称，不孕比率的上升与中国水土和空气的严重污染有关，尽管这种说法现在还没有被科学所证实。与在西方国家的情况相比，不生儿育女在中国无论如何都更不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中国的传统是夫妇一定要有子女，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些妇女认为，她们一定得有孩子，要不然丈夫就会离婚。还有一些寻求代孕代育的夫妇有着更悲惨的遭遇，有时是为了再要个孩子来代替他们已经失去的独生子女。
比如“宝贝计划”公司有一位客户是四十九岁的上海职业女性，只说自己姓张，她十八岁的女儿2012年自杀。由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这个女孩是张女士和丈夫的独生女。经过多方咨询，一年后夫妻俩都认为只有再要个孩子才能平复他们的创伤。但是医检显示，张女士的卵子已经不能受孕。张女士说，她跟丈夫建议采用另一位女性的卵子。
谈到她死去的女儿,张女士的双手颤抖起来。她说:"有我丈夫的精子,婴儿至少会有点像我女儿,有点像找回了我的孩子。她们俩有一半的血缘,这样我可以心安。"
张女士的代孕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她最近去见了那位妇女。她说:"这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
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程海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有这样的地下代孕现象，说明社会上有代孕代育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中国人繁衍后代的责任感特别深切，而代孕一般又不影响他人，还给不孕者带来希望和喜悦。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中国这个不受控制的市场在全国各地大约有上千名中介人员，而这个市场经常会出问题。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姓左的妇女的话说，她通过朋友联系到一位农村妇女，这位已经生过孩子的妇女缺钱花。另一位朋友推荐了北京的一家私人诊所，在那儿可以做胚胎移植和术后处理，而代孕妈妈需要打几个月的荷尔蒙让身体接受胚胎并防止身体对胎儿的排斥。
但这位农村妇女怀上孩子后却说她自己想要这个孩子，随即失去了踪影。左女士说：“我们出了三万元做首付，但什么都没得到，也无法找到那个妇女。”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在武汉，“宝贝计划”公司开的价要更高，但有时控制的很严。代孕代育在泰国是合法的，中国夫妇要坐飞机去泰国，在那里提供精子卵子。代孕的中国妈妈也飞过去接受移植。这三人回到中国后，代孕妈妈就与一名全职助理住进私人公寓。黄先生说，为确保她不会有带着客户胎儿逃跑的念头，会切断她跟自己家里的联系，而且心理咨询医师每天都会去看她。
如果一切顺利，就把婴儿在私人诊所生下来。黄先生说，这家诊所跟“宝贝计划”公司达成了协议，接受夫妇双方的身份证，把孩子合法登记为他们的孩子。代孕妈妈通常不跟孩子的父母见面。据黄先生估计，要是第一次受孕成功，“宝贝计划”公司就跟代孕妈妈一样，各得十五万元。黄先生说：“宝宝是有保障的，而且还要做一个基因检测，否则就不要你付钱。”
黄先生说，他们公司的代孕妈妈都是亲友从中国农村招来的，而那些上流社会的客户也不想要国外的代孕妈妈。他们认为，国外的代孕妈妈虽然费用低但素质要差。他说：“中国人不愿意给他们代生孩子的人来自更落后的国家。”
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程海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说，据他了解，在中国，代孕妈妈不都是农村妇女，有不少女大学生也在做代孕妈妈，客户还要看她们的长相，智商和情商水平也在考虑范围。
代孕妈妈的收入相对说来颇为可观，但大部分风险都要由她们个人来承担，而且也得不到多少法律保护。注射荷尔蒙和怀孕是身体方面的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遇到了心理方面的问题。
纽约时报援引武汉一名姓杨的二十四岁妇女的话说，她在“宝贝计划”公司是第二次怀孕。2012年她带着十五万人民币回家后，酗酒的男友偷了钱全去赌博了，那次怀孕是她付出的代价。这位杨姓妇女说，她为了患病的父亲而去当代孕妈妈挣钱，但父亲在她怀孕期间去世了，可是“宝贝计划”公司没有让她回家参加葬礼，因为那样她就会错过注射荷尔蒙。黄先生承认：“这是我们的错，可是假如我们让她回家，客户家就会失去孩子。”
杨小姐如今又回到“宝贝计划”公司，第二次为公司的客户生孩子，这次她是为患病的母亲挣钱。
黄先生说，公司更愿意招收已经做了母亲的妇女，她们不那么担心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其中包括控制生育周期会不会影响以后生育的问题，她们的心理也更稳定。
但黄先生说，为保险起见，公司雇了妇女去天天查看，以保证代孕妈妈跟她们怀的孩子不会有什么感情上的依恋，而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黄先生说：“我们的联系人每天都跟她们说，她们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这往好了说是精神安慰，往坏了说就是洗脑。”
即使对更加成熟的妇女来说，她们也会付出相当的代价。纽约时报的文章援引一位今年三十岁姓孔的农村妇女的话说，她也是“宝贝计划”公司的代孕妈妈。身怀六甲的这位妇女说，她的生活状况很好，她的明确目标是十五万人民币。她打算以后在长江上游的一座小城开一家保洁公司。
“宝贝计划”公司特许她给四岁的儿子打电话，孩子跟孔女士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孔女士说：“孩子拿起电话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他开始是生气，后来就哭了。”接下来她呢喃细语般地说道：“现在我打电话，孩子都不跟我说话了。”
黑龙江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廖诚在接受本台记者宏伟的采访时表示，代孕妇女缺乏法律保护是个严重问题。他说，就象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和房产中缠身，生存压力特别大，也就是为了生存他们都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方面中国人民牺牲的太多。在中国生存太（成）危机。代孕妇女和其他许多劳动者一样缺少法律保护，各方面的照顾都太少太少。
就这样，在这场代孕交易中，代孕妈妈这个群体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同时，承担着巨大的健康与经济风险，且很难受到法律保护。比如在签订的合同协议中，一般都明确提出：代孕方及需求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在代孕完成后不得再联系。
据中国相关媒体披露，中国的代孕妈妈年龄大多在２０到３３岁之间，一般都住在代孕公司提供的宿舍里。还有协议规定：代孕方服务期间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甲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此外，代孕方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外出散步需按甲方指定路线和安排专人陪同。
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程海律师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代孕方和需求方是一种经济合同的关系，但是代孕妈妈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而人们由于不孕不育症，以及失独等各种原因，需要代孕代育，中国应当制定相关法律，保护代孕方和需求方的权利。
早在２００１年，中国卫生部公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就明令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但其中，并未对代孕的含义作出权威解释。而有统计数字显示，包括晚婚等各种原因，中国不孕不育症发病率高达７％－１０％，地下代孕产业屡禁不止，日益庞大。
黑龙江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廖诚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历来不考虑人性化，制定政策一刀切，其实它限制也限制不住，只不过这种政策给极少数官员制造了敲诈百姓的借口。还因为中国一些人有这样的需求，在这方面就隐蔽一些不公开，再说官不举私不究一般也没有人查，除非有的当官的借这个机会敲诈一下子。
当被问到作为地下产业代孕对法律和伦理底线是否都是冲击，廖诚认为，代孕对伦理道德的冲击跟专制制度对伦理道德的这种冲击相比之下那是天壤之别。他认为政府应当向民主国家学习，在这方面制定符合人性符合道德伦理符合人类自然发展规律的相关法律，允许代孕。即使不允许，政府在这方面也控制不住，中国当官执法都是按利益链走，它不按照法律章程去严格执法，因为没有监督，所以对它有利就执法，对它没利就不执法，法就形同虚设，只能是作为当官的勒卡人民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美国，代孕是不是合法呢？本台记者采访了在美国纽约执业的项晓吉律师。他说，代孕在美国法律上是灰色地带，无论如何，孩子出生后，出生证上写的是生母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则可有可无，甚至可以更改。当然，项晓吉律师说，在美国，代孕方和客户方还可能引发法律纠纷，比如继承权问题，即使有合同，但如果有争议，执行起来也有问题。他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不孕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伦理问题和法律纠纷，因为这涉及到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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