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诞生和应用，造就了现代媒体的多样化。当传统媒体受到审查控制，无法充分回应社会对媒体监督政府、保护弱势的期许时，公民记者和公民新闻应运而生，并站到维权活动的前沿。中国的公民记者进行公民调查，披露真相，这本是对社会和谐的促进，却不料遭到各种打压和阻碍，他们除了需要有勇气，承担人身安全自由方面的风险外，更需要面对政府全方位的网络审查和封锁。长期从事公民新闻报道的民间人民监督网主编朱瑞峰介绍说：
他一般都是采用封杀，关你的服务器，取消你的备案号，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见不得人的手段，现在一般都不跟我们见面，就是通知服务商，打比方我们的服务器设在江苏，他就打个电话通知江苏的服务商说，马上把监督网的服务器给它关了。
服务器被关闭是许多在中国设有网站、进行公民监督、举报和评论的人士所经常遇到的问题。各地网管部门通过网站备案制度，直接监管网页内容，并时常下达行政指令，要求网站删除一些不为政府认可的内容。这种做法从根源上使网民的言论空间受到限制。有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之称的周曙光介绍说：
网站审查就太严重了。国内的网站他们需要备案的，然后要求删除一些社会性话题。光一个非盈利性网站备案的制度就已经让这些网民失去了很大的言论空间了。
政府的删贴关网，封杀服务器等网络封锁手段给网络民众包括公民记者带来极大不便。不过，这并无法彻底阻挡信息的流通。人们在网上借助博客、微博客、推特、饭否等交流网站以及各种留言版发布信息、获取信息，虽然这些网文、信息、评论等在一处可能被删被封，但他们马上可以在另一处重新张贴。这种做法被网民称为“打游击战”。朱瑞峰针对自己的服务器被封的情况，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对应。他说：
他们想方设法对我们进行封杀，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磨练，现在练的技术已经还是比较可以的，就是运用伟人毛泽东先生的游击战跟他们打。可以说现在已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你关了我江苏的服务器，我马上再转到山东，关了山东我马上转到黑龙江，就是慢慢转圈，你封杀一个服务器最低最快也要几个小时，我只要15分钟我这边就能开通。我觉得我们反腐败之所以能成功，还是因为我们是正义的。
尽管“游击战”的做法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但它客观地显示出在网络不自由的情况下中国网民的无奈。这种“游击战”与政府“网络封锁”的抗衡往往还因政府的强制性行政及司法手段而处于劣势。与此同时，网民本人受到的压力也普遍存在着。周曙光说：
我觉得所谓的公民记者还只是行使自己的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但是网络审查还是始终存在的，在中国的话，做这样的公民报道还是有一些压力的，比如说这个传播平台就容易受到打压的限制。据我了解，有一些BLOGGER会把社会事件记录在自己的BLOG或自己的饭否上面，都会受到压力的。
因调查揭露四川大地震中的豆腐渣校舍问题而被判刑的四川维权人士黄琦，早年曾主持天网寻人网站，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但因网站论坛上有网民登出不受政府喜欢的批评文章、而网站没有进行及时删除，结果黄琦率先成为中国互联网审查的受害者之一，被当局以“煽动颠覆罪”判刑入狱。他的妻子曾丽说：
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互联网上出现这样的文章就要被判刑。所以当时也是一直拖拖，拖了三年多才给判下来。黄琦也算是因互联网而获罪的先例吧。其实我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网站，上面出现一点点这个方面的文章，只是没有及时的删除，就会认为你会去煽动颠覆国家的政权，就几篇小文章就能够把这个国家给煽动、给推翻了吗？
为回避网站受到网管部门的挟制，有些网站主持人设法把网站设在国外，不过，这时他们又会遇到来自政府的更强力的封堵，那就是被业界成为GFW的审查系统，也就是中国政府引以为豪而又密而不宣的网络防火长城。周曙光说：
技术不是障碍，主要障碍是在于GFW审查系统，导致一些网友不得不把网站放在国外，但又不得不承受可能被GFW屏蔽的风险，他们会过滤掉一些社会热点新闻的网站。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目前，中国政府为强化升级网络审查和监控，还加大投入资金、人员和技术力量，相继开发、推出金盾工程和绿坝软件等，过滤屏蔽那些当局认为是不合适的内容。面对这种情况，一些网民和公民记者只能采用“翻墙”技术，也就是使用互联网上的破网软件以阅读信息或发布公民新闻。由此，破网软件与中国网络防火长城之间也打响了一场网络战。美国罗格斯大学计算机信息专家、全球网络自由联盟副执行长周世雨教授说：
我们自由联盟总共有5个软件系统，除了自由门和无界之外，还有3个，一个叫世界通，一个叫火凤凰，一个叫花园。中共一般不对这三个下手(封堵)，或者说封堵的力度远远低于那两个（自由门和无界），因为那三个软件的用户比这两个要少得多。所有的软件它突破网络封锁都基于这样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代理服务器。但是一旦其用户增长到中共认为对它形成威胁的时候，它一下子就把你封掉了，你一点办法没有。但是我们为什么只是流量减而它却封不住呢？就因为我们的代理服务器一直是在变化中的，它几秒钟就能给你变一个出来。也就是说，中共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抓我们，我们每花一块钱，中共得花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去堵我们，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你要想把这个GFW给推倒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中国）那边有无穷的资源在堵我们，而我们现在根本就没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用户有时会感到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网络审查制度、防火墙等对信息自由流通进行控制，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曾针对中国的网络封锁和防火墙提出批评。今年以来，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谷歌与中国政府就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所起的争执更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阻碍信息自由流通的不满推向高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今年一月就世界互联网自由发表演说表示：
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一部分网络。他们从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中删除字词、名称和短语。他们侵犯了那些发表非暴力政治言论的人的隐私权。这些做法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同时针对中国的互联网自由状况指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源泉之一。中国现在有如此多的人都在上网令人惊叹。但是，限制自由获取信息或侵犯互联网用户基本权利的国家面临着使自己与下一个世纪的进步隔绝的风险。美中两国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不同，我们希望在两国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之下坦诚和持续地处理这些差异。
公民记者关注社会、采访报道、反映问题倍受打压，公民新闻流通的渠道平台又受阻碍，使得作为传统媒体有效补充的现代公民新闻的发展之路崎岖不平，一波三折。那么中国公民新闻、公民记者的生存空间何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为您制作的六集特别报道公民记者与公民社会的第4集，介绍当前中国的网络审查对公民新闻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