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上帝：走向古拉格的第一步
——索尔仁尼琴在伦敦“天普敦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词
原作：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83年5月10日
俄译英：A. 克里莫夫（A. Klimoff）
英译中：北明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循环。”
——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中引述的索洛维耶夫的诗句
主持人／译者北明按：
这是一篇发表三十七年之久，已经成为自由世界重要思想资源，但在“我国”依然讳莫如深的重要文章。作者是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文章他１９８３年在伦敦天普敦颁奖典礼上的获奖辞。
六年前,当我翻译此文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以广播的形式介绍给听众,因为对于一个把宗教信仰当作封建迷信来轻蔑的民族,这是一个很难攻克的话题。之后不久我却发现,此文被大陆网民转贴上了个人博客: http:tieba.baidu.comp3347303723 ,但是全文被大量删除。有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么做是为了通过网络审查而删除了所谓政治敏感部分。这导致全文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多一点。这次(2020年12月1日)的华盛顿手记,北明重新整理了全译稿,任何转载,请以这里(自由亚洲)刊载的版本为准。
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苏联灾难的起因。信仰究竟在人民生活中起什么作用？索尔仁尼琴研究苏联帝国的革命和灾难，如你将听到的：他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读了数百部书，收集了数百人的个人见证（经历），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动乱之后的废墟”，为什么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人们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要知道，这个起因，不是他的个人心得，而是老一辈俄罗斯人的结论。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苏联异见人士，国际知名作家，俄罗斯杰出的、有重要成就的哲学家、史学家，他也是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坐过斯大林监狱8年，期间患上医生预言3个星期就命归西天的癌症，后被流放3年。在恢复名誉后的1974年，再以叛国罪被逮捕，剥夺国籍，押上飞机，驱逐出境。出境前，他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归来”。他被驱逐到西德，接着流亡美国，那一年，美国政府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四年之后，当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补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站在瑞典皇家学院 颁奖仪式大厅里，他说：诸多的前来领奖和发表演讲辞的获奖者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他还说：直到1961年，他几乎不敢让任何熟人阅读他写的任何东西，因为他担心这会传出去。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人那样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历史悠久，民族传统厚重，以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傲视全世界。如果说，移民国家美国那些热情洋溢、助人为乐的人们形容自己生命中最珍视的东西的时候会说，他们什么都能借给别人用，只有两样除外：太太和车；那么俄罗斯人生命中最珍贵而绝对不能失去的是自己的国籍。剥夺国籍，对俄罗斯人而言，不是自己不再属于祖国，而是祖国不再属于自己，祖国是他们珍贵的私产。在其他国家，国籍是个抽象的概念，很难成为惩罚个人的手段，德国犹太裔作家茨威格甚至哀叹，近代欧洲因为国界鲜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徜徉并在各国随意定居了。对俄罗斯人而言，从贵族到庶民，剥夺国籍，让他们如丧考妣，失去国籍，等于失去生活的支点。这个民族之注重族群归属感和文化价值认同感，可见一斑。
索尔仁尼琴是幸运的，死神如影随形，黑暗笼罩他一生，他却没有死于监禁、没有死于劳改、没有死于癌症，没有死于流放，也没有死于远离故土的流亡——1994年，苏联专制政权解体三年之后，他踏上了归回故土的旅程，兑现了他的誓言。他认为，如此奇迹，是因为他负有上帝交给他的使命。
重温索尔仁尼琴这篇演讲，看他近四十年前对西方世界发出的警告，醍醐灌顶，他近四十年前预言的灾难，正在兑现；而面对大陆中国道德人伦全面崩溃的现实，他的警告如雷贯耳，打倒神明，亵渎上帝，选择马克思列宁、信奉物质主义和无神论，人们看到的是与前苏联历史同样的一幕：消灭信仰、拆毁教堂、迫害信众、打压神职人员……，灭神运动无情推进七十年，物质主义世俗化高歌凯旋四十载，绝大部分国人生命的精神维度一片荒凉。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个世纪先知般的人物，不过份。
关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这个中文译名一长串，原名原文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很难辨认的俄罗斯重要人物，为您做的暖身到这打住。下面就是他这篇影响深远、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将更加深远的演讲全文：
半个多世纪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听到很多老人提供他们对俄罗斯陷入巨大灾难之原因的解释：人们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
从那时起，我花了近五十年的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史；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数百部书，收集了数百人的个人见证（经历），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动乱之后的废墟。但如果我今天被要求尽量简练地总结吞没了约 6000 万我们人民的那场破坏性革命的主要原因，除了重复，我无法说得更准确：人们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
更重要的是，映衬着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俄国革命的事件只有现在，在本世纪末，才能理解。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过程。而且，如果我被要求简要地定义整个二十世纪的主要特征，依然，除了重复，我无法找到任何更精确更简要的总结：人们忘记了上帝。
人类意识的缺陷，剥夺了自身神圣的维度，在本世纪所有主要罪行中，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首先是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目前的很多困境都可以追溯到它。它是一场战争 （相关的记忆体似乎正在褪色），当在健康和富足中崛起欧洲陷入自相残杀的愤怒时，那是一场战争，使得它在本世纪以致于可能永远地削弱了自己的实力。有关这场战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是欧洲的领导者们丧失了有关超越他们自身的至高无上权力的意识，而导致的一次精神日蚀。只有不信神的苦毒，能够使表面上的基督教国家使用毒气——一种如此明显超越人性极限的武器。
同样的缺陷，一种缺乏所有神圣维度的缺陷意识，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这是西方让位于"核保护伞"的撒旦的诱惑所。这相当于说：让我们摆脱忧虑、让我们免除年轻一代的责任与义务、让我们不要努力保卫自己，更不用捍卫他人，不用无条件地捍卫他人 — — 让我们停止倾听来自东方的呻吟，让我们活着而不是追求幸福。如果危险威胁我们，我们应该用原子弹自我保护。否则，就让世界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在地狱里燃烧。由于这种致命的错误，当代西方已经在可怜无助的境地中大面积地沉沦了。这种致命错误就是：相信保卫和平不依靠勇敢的心和坚韧的人，而只依靠原子弹……。
今天的世界，如果曾被描述为前几个世纪，那么现在它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将发出呼喊：“这就是世界末日”。
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世界：身在其中，我们甚至觉得是在家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警告说，“伟大的事件可能临到我们，并在我们措手不及时抓住我们。”这事恰恰发生了。他预测“世界只有在它已经被邪佞的恶魔附体后才能得救”。无论是否真的得救，我们必须等等看：这将取决于我们的良心，我们精神的清醒，在灾难性的情况下我们个人与集体的努力。但现在邪恶魔鬼已经得势，像一阵旋风，得意洋洋地在地球所有五大洲巡弋。
历史上，俄罗斯确实有过那样的时候，社会的理想不是富裕或物质上的成功，而是一种虔诚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由此坚守着第一世纪的教会，浸泡在东正教中。那时候的正教，懂得在西方十字军刀剑的打击下抵御邪恶的同时，如何在外国占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枷锁中保护人民。在那几个世纪期间，正教信仰在我们的国家变成特别思维模式和我们人民性格的一部分、一种日常生活的形式、一种工作日历、各项事业的优先重点、每年每周的组织。信仰是这个国家民族的整体和凝聚力。
但在 17世纪，俄国东正教被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18世纪，全国遭到彼得强行引入的变革的震动，这种变革以宗教精神和民族生命为代价，崇尚经济、国家和军事。随着彼得大帝的这种片面的启蒙，俄罗斯第一次感受到世俗主义的味道。其微妙毒素在19 世纪渗透到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并打开了通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在此一革命时期，信仰在俄罗斯知识阶层和大部分平民中几乎消失，其健康受到威胁。
“革命必然首先发端于无神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法国大革命及其貌似的对教会的仇视中，一再总结的教训。此言完全正确。但世界以前从未经验过组织化、军事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实践的那种顽强恶意的无神论。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体系及其他们的核心价值里，仇视上帝是其主要驱动力，这比他们所有的政治与经济伪装更根本。在共产党的政策中，好战的无神论不只是偶然的或边缘性的，它不是一种副作用，它是其中心支点。
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东正教神职人员受害者和殉道者的不间断的行列。两个大都市遭到镇压，其中的一个，彼得格勒的万尼亚敏(Veniamin)在他所在的教区公众选举中已经当选。主教提克宏（Tikhon）自己，则经契卡——国家政治管理局（Cheka-GPU）之手，最终死于可疑境况。大量大主教和主教消亡，在契卡逼迫下，数以万计的被迫放弃神的话语的祭司、 僧侣和尼姑遭到虐待折磨、在地下室被枪杀、送往集中营、流放到荒凉遥远的北方，或晚年忍饥露宿，流浪街头……。所有这些基督教殉道者都为了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地走向死亡，叛教实例少之有少。对于数以千万计的平信徒而言，通往教堂之路被封锁，他们被禁止教育子女拥有信仰：信神的父母从孩子身边被扭送、扔进监狱，孩子们在威胁下放弃信仰，开始撒谎……。
曾经在一个短期时间里，斯大林为了聚集力量反对希特勒，玩世不恭地采取友好的姿态走向教堂。这种在勃烈日涅夫晚年为装潢门面而继续的骗人把戏，其表面价值不幸往往被西方看取。然而，根植于共产主义的宗教仇恨的固执，并未在最开明的领导赫鲁晓夫那里获得可能的调整：虽然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扩大自由的步骤，他同时也点燃了摧毁宗教的对列宁主义的疯狂迷恋。
在这片土地上，教堂被夷为平地；高歌凯旋的无神论不受控制地横冲直撞已达三分之二个世纪；神职人员尊严扫地、独立性被剥夺；仅存的教堂作为一种机构被容忍，只是为了向西方做宣传；及至今日，人们依然由于信仰而被送往劳改营；在那里，在复活节聚集起来祈祷的人们被送进了惩训室。
但是当局不可能想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在共产党的压路机下，基督教传统将在俄罗斯劫后余生。在官方强加的无神论下，我们的数百万同胞已经倒下，精神已经被摧毁，这确是事实，但是我们依然有千百万信仰者：只有外部压力使他们保持沉默。但是就像压迫与苦难时代总会发生的那样，关于上帝的意识在我的祖国已达致极广大而精深的程度。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无论共产主义如何以坦克和火箭耀武扬威，无论他们在夺取这个星球方面如何成功，他们注定永远不能战胜基督教。
西方国家尚未体验共产主义的入侵，（你们）这里仍然拥有宗教自由。但西方自己的历史演变表明，它今日也正在经历宗教意识的萎缩。它也见证了痛苦的分裂、血腥的宗教战争与怨恨，更不要说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世俗主义浪潮，正逐步淹没西方。这种逐渐动摇的内部意志，是一种对信仰的威胁，它可能比任何来自外部的、试图以暴力攻击宗教的危险更甚。
不知不觉中，经过几十年的逐渐侵蚀，生命的意义在西方已不再被视为高于"追求幸福"的任何事，“追求幸福”是以宪法的名义庄严保证的目标。已经被嘲笑了几个世纪的善与恶的概念，从日常生活中被放逐，取而代之的是短期生活价值的政治或阶级的考量。指出这个事实，已经变得令人尴尬，这个事实是，在邪恶进入一个政治体系之前，已经在人类个体的心中安家。而且，对整体邪恶日日让步，并不被认为是羞耻。
妥协导致持续的滑坡，审判就我们这一代眼前发生，西方正在无可避免地滑向深渊。由于西方社会不假思索地把他们的年轻一代交给无神论，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宗教本性。如果一部亵渎基督的电影在美国，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虔诚的国家放映，或主要的报章刊登了羞辱圣母玛利亚的漫画，还需要怎样的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们遗忘了上帝？
当外部权利完全不受限制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做出内部的努力来限制自己卑劣的行为？或者，无论基于种族、 阶级，或理念，人为什么应该抑制燃烧的仇恨？事实上，这样的仇恨在今天腐蚀着许多人的心灵。西方无神论教师们以其对自己社会的仇视精神，造就了青年一代。在一片谩骂声中，我们忘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代表人性的基本缺陷，它纵容人在各种权利中不受限制的自由；当每个人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确实获得了“平等”——穷困奴隶之平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那个制度（它也正在监督不稳定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温和的形态）下，相同的缺陷以最低的权威性扰乱任何人的心；热切地煽动仇恨之火正成为当今自由世界的标志。的确，吊诡的是，物质越繁荣或甚至丰富，个人自由越宽泛，——这种盲目的仇恨就变得越激烈。因此，当代发达国家通过自身就可以证明，人类的救赎既不是物质产品的富足，也不是仅仅去赚钱。
这种刻意培育的仇恨伴随其颜色、声音、形状，传播到所有活性物体，传播到生活本身，传播到世界，传播到人类体内。二十世纪痛苦的艺术，作为这种丑陋仇恨的一种结果，正在消亡，因为艺术无爱便会无果而终。在东方，艺术由于被打倒并任人宰割而崩溃。但是西方自甘失败，艺术家在一种降格到矫揉造作和自命不凡的追求中，取代揭示神之话语的努力，试图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位置。
在这里，在东方与西方的殊途同归中，我们又一次见证了那个世界性历程的唯一结论，并再次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忘记了上帝。
在这像山一样，不，像整座山脉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全球化的事件中，记住那个关键也许是不合时宜的，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是否安身立命于(being or non-being resides in)每个人类个体的心灵中，是否安身立命于具体的善恶优先的心灵中。然而，这在今天依然是事实，而且实际上，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可靠的关键。承诺了很多的那种社会理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把我们置于一个死胡同。有理由期待，自由的西方人能够认识到自己被自由培植的大量谎言所困扰，而不允许谎言如此轻易地强加给他们。
所有试图寻找出路，走出当今世界困境的方式都无果而终，除非我们在忏悔中改变我们的意识，归向万物的创造者。此外，我们将在虚妄中寻找而找不到出路。相对于我们的任务，我们留给自己的资源非常贫乏。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严重的失误并非来自外部压力，并非来自阶级或民族的敌人，而是来自我们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社会内部。对于一个自由的和高度发展的社会，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为自己带来所有的事物。是我们自己，在日常的、习惯性的自私中，正拉紧那个绞索。
我们生活的构成，并不在于追求物质上的成功，而在于寻求精神成长的价值。我们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朝向某个更高层次的过度阶段，我们绝不可蹒跚或跌倒，也不可在这个阶梯的台阶上徒劳地流连。仅仅世俗的法律并不能解释我们的生命或指引其方向。物理学和生理学规律也永远不会泄露那无可争议之道。这是造物主所持之道：持续不断地，日以继夜地参与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经久不衰地提供我们生存能量。当这种能量离开我们，我们便死去。而且在我们整体星球的生命存在中，圣灵的能动力肯定没有减弱，在黑暗与可怕的时刻，我们必须抓住它。
最近两个世纪考虑欠周的希望，使我们变得贫弱渺小，并把我们带到了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死亡地带的边缘。我们唯有坚定地追寻上帝的温暖之手——我们曾如此轻率而自信地唾弃的上帝之手，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不幸二十世纪的错误，并使我们的方向调整到正确方位。
滑坡的山体涤荡一切：所有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整体愿景都归于无。我们五个大洲都被卷入一阵旋风。
但这是一种考验，在此期间，人类的精神作为最高礼物，意义深远。如果我们消亡并失去这个世界，只能是我们咎由自取。（全文完）
注：“天普敦奖”（Templeton Prize）是天普敦基金会1971年设立的一项年度奖。此奖授予那些“通过洞察觉悟、研究发现或实际工作，对肯定生命精神维度做出杰出贡献”的活着的个人。此奖以美国出生的英国企业家约翰•天普敦爵士（Sir John Templeton，1912–2008）的名字命名，因其慈善事业，天普敦爵士1987年被伊丽莎白女王封为爵士。2001年前，这个奖项的名称是“天普敦宗教进步奖”，2002年到2008年称为“天普敦精神现实研究与发现进步奖”。其颁奖仪式通常在白金汉宫举行，奖项由菲利普亲王颁发。自1973年迄今为止获奖者共有43位，以职业而论，占比例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神学界或宗教界人士（16人），如各宗教界领袖、神学家、信仰团体创始人等，其中有2013年获奖的图图大主教、2012年获奖的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1982年获奖的美国基督教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以及各地天主教红衣主教、拉比、穆斯林和平运动活动家等。比例居其次的是当今世界科学家（12人），如宇宙学家、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数学家、海洋生物学家、化学家等，其中包括2011年获奖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前院长和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天体物理学家马丁•瑞斯（Martin J. Rees）、2010年获奖的美国加州欧文分校生物学教授弗朗西斯科• J.阿亚拉（Francisco J. Ayala）、2009年获奖的法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勃纳尔德• d’艾斯帕格纳特（Bernard d’Espagnat）等。再次是神学、哲学与科学综合学者或跨学科学者（9人），如宇宙学与神学家、神父与哲学家等，其中有2008年获奖的波兰宇宙学家和天主教神父米歇尔•克拉尔（Michael Heller）、2002年获奖的英国数学家、 物理学家和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 C.波尔金霍恩（John C. Polkinghorne）、1978年获奖的苏格兰新教神学家和科学家托马斯 • 托伦斯（Thomas Torrance）等。1973年首届获奖的是特丽莎修女，本年度（2014年）的获奖者是罗马天主教神父、神学家和社会学家托马斯•哈力克（Tomáš Halík）。本文作者、演讲人索忍尼辛是迄今为止41位此奖得主中唯一的作家。（北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