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方式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息交绝游、终止生意、居家守门、网络教学、囤积日用、距离外交、不断洗手、草木皆兵、广告改版、订购寄货……这一切在人类毫无设防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仅仅是因为一个叫做“新冠”的病毒。这个不见行迹隐形病毒在短短三个月已经传遍全球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感染人数直奔百万而去，死亡如影随形，而这仅仅是开始。各国各种族各制度各习俗的人们全力抗疫之余，共同的感受是：文明脆弱如累卵，人生忽如远行客。这不可一世的妖孽何以能够来到人间横行肆虐？它的死亡意志是通过什么形成的？请听老康与主持人北明一席谈。
主持人按：
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看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和思想在人类社会传播的结果就能明白。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人类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人类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极权主义专制政治，导致全球近一亿人死于非命。如今，来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由于世界周知的认为原因蔓延世界，祸殃全人类。追溯这个灾难之诞生的思想资源是迟早的事。但是在新冠病毒猛烈爆发、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死亡病例如影随形、各国为此穷于应付之时，这确是一件奢侈的事。所幸我在上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直接涉及了这个话题。这个聊天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华盛顿手记老康秉烛的嘉宾王康先生。
王康：这场正在蔓延全球的中国病毒现在方兴未艾，人类面临空间艰难的选择和考验。天下大乱的局面超过所有人的预料之外。我非常荣幸地跟我的老朋友，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华盛顿手记”主持人、也是我在里面做了很多期的“老康秉烛”的主持人北明有个私下的聊天，我就用我一贯的风格，从宏观的角度对目前这个中国病毒做了一些我个人的剖析，我简单说就是认为它有一个双源头，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所鼓吹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一个是秦始皇以后的、东方亚细亚的、中国式的大帝国。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自诩的那个“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愿我的宏观的这种剖析，有助于我的朋友或者有关的听众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特殊角度的切入。我的结论根本上是要重新反省历史，重新反思、思考文明，尤其是要（反思）共产主义幽灵和中国大帝国结合起来所造成的这个目前的新型帝国对人类发动的这种进攻。不管他们是有意无意的，这个源头在我看来是一清二楚的。
北明：这次节目，我删除了我前期的大部分发言，保留老康的言论部分，并做了一些编辑，便于听众理解这位民间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下面就是这次节目的内容。
王康：我仔细的听了你的语音留言，受到很好的启迪。我呢是这样看这场瘟疫的。瘟疫当然始终伴随着整个人类的演变，最著名的是十四世纪蒙古帝国的向西边的扩张，然后导致的黑死病。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集聚的能量远远超过七百多年前的这个黑死病了。
北明：历史地看，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这场灾难——我不是问具体的病毒起因，是说人类在生存方式上，在价值观念上，有什么检讨的地方吗？
王康：我觉得有几种因素，共同促进了目前的瘟疫。第一就是整个的，就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人类的、轴心时代以后的、真正的一种全球化。物质的力量、经济的力量、生产力的力量把人类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个是来自欧洲，来自西方。同时产生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启蒙运动，更早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就是人类本身的力量不可避免的进化也好，演变也好，会增长，有时是飞跃式的增长，这个会带来人对人本身、对世界的重新的评价。为自然立法，整个这一套，总的来说就是对上帝、对传统、对人性、对文明进程本身的这种挑战。
北明：您认为这种挑战完全是负面意义吗？
王康：这种挑战很大程度是否定性和灾难性的，是末世意义上的。当然，它的这个后果是逐渐的显现的。然后就伴随其中的另外两大病毒，就是“激进主义”。十九世纪就是欧洲的各种异端的风起的那个时代。而其中最激进的、灾难最大的当然是“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一开始就宣称它是世界性的。它是跟工业革命啊，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一样的，它已经不是一个局部的、有限的，而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类性的、没有边界没有止境的这么一场社会（变迁），法国大革命就算很小的一个预演了。因为全人类的对现状的这种愤怒，这种否定和这种挑战。马克思主义它后来通过列宁，跟俄国的这个两厢情愿，建成了一种制度性的、这种新的文明形态。然后他对人类的整个的进攻，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最后转向东方，转向亚洲。中国当然就是完全被征服了。同时，另外一个病毒，就是工业化带来的整个唯物主义、无神论，人类最基本的认识的这个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不可逆转的变异。这种异化呀，就是完全把世界的任何的价值、可能性和前途，完全从上帝那里从移到人类自己的手上了。
北明：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这次病毒的肆虐跟人类的妄自尊大，放弃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有关。基督教有一戒，基督教有“十戒”，第一戒就是不可僭越上帝，或者是不可假冒上帝，原话我记不确切了。我们知道尼采当时有句名言全世界流行，现在依然时髦，他宣布说“上帝死了”。
王康：这个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尽管它带有一种谵语的（性质），他已经是疯狂了，但是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恐怖的代表了这个整个的进程。这个根本的进程就从上帝到人类。我这个“上帝”不是仅仅指基督教的上帝，是广义的来说，就是这个无远弗届的宇宙精神，在地球上的这种凝聚也好，推动人类的向善、向救赎、向光明演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特别和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相契合，尤其是适合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的蔓延。
北明：老康我插几句，你歇一会儿，喝口水。其实我是想说，人类历史的新阶段都是从旧阶段里生长出来的，笃信上帝中世纪，一些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已经就是人文主义者了，比如意大利就是这样，15、16世纪也出现了很多人文主义的教宗。这情形跟中国后来的五四运动有些相像，几乎当时所有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而且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恪守着儒家的传统价值，典型的是自由主义者胡适，他自己的行为方式甚至生存方式十分儒家。在西方，文艺复兴抛弃上帝成为主流之后，宗教信仰的力量并没有死亡，比方说纳粹时代教会甚至把十字架换成希特勒像，宗教信仰被严重地领袖化了，但还是出现了《巴门宣言》以及不少抵抗纳粹的神父、牧师，比方说神学家卡尔•巴特，他起草了巴门宣言、朋霍费尔牧师，试图刺杀希特勒、法学家也是基督徒弗兰兹•考夫曼、玛尔加•缪等等。后来共产主义兴起，信仰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可是东欧垮台，柏林墙的倒塌，我们却看到是东德莱比锡的教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假如历史一直这样此消彼长，我们本可以期待社会内部反制的力量出现，来抵制这种人类自戕、自我制造灾难的行为，人类妄自尊大的行为。但是现在似乎历史到了一个断崖上了，以中国为例，我们看到新一代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已经不再了解什么是传统，很多人连一本孔子的著作都没读过，就跟着批儒批孔，这基本上继承的是文革遗风，甚至把西方传入的共产主义思想归咎于儒家学说，说老实话，我当年也是这样。在追求民主自由方面，很多人虽然是看去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实际上习惯于取消责任和义务的内涵，把自由仅仅理解为利己主义或个人意志至上，并照此行事。此外，全球范围内，信仰在欧洲呈现式微的大趋势。美国算是最后一块净土，算是最保守的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代、新一代美国人，可能是第一代不再有清教徒精神和基督教信仰的一代。我的问题是，鉴于这种普遍的人类心灵和精神状况，面临人祸之大灾难，人类究竟还有没有可能自救可能？有没有自救的思想资源？
王康：俄国还有东正教，还可以抗拒，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抗拒一点。有索洛维耶夫、有索尔仁尼琴、有萨哈洛夫这些圣徒般的现代智者。但他们其实也是进入末期了。而中国是完全没有。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李鸿章天才的预感到跟东方文明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崭新的一种异域的文明正在影响东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