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港警登机离港，旅居纽约自食其力，撰文千篇出书三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首任所长严家祺的流亡生活纪实。
被国家通缉而逃亡是一回事，在陌生领域安顿生活是另一回事。了解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首任所长严家褀的八九六四逃亡经历后，这一次我们看看这位以理论安身立命的政治学者，如何对应陌生现实中的非政治生涯。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我是北明。这一集内容选自严家祺先生半自传体的流亡回忆录《在人生的列车上》第二部分第一节，和第三部分第三节。
摆脱了大陆中国的追捕来到香港，安全无虞了。但作为偷渡客，他们不能出门、不能上街，等于在自由之地关了禁闭。在香港这个临时的隐居之地，他有什么经历？下一站要去哪里？严家祺先生写道：
<strong>从香港到巴黎</strong>
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天,出版我书的编辑林道群陪同我们一位老朋友来看我们,还给我带来了六本书,并送了一千美元。第三天,四通公司老板万润南来看望我们,他是六月六日到香港开会的,原定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但从六月十九日起,北京机场、深圳车站和许多地方都张贴了一份《七人通缉令》,其中有万润南和我,还有包遵信、陈一咨、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这样,他就回不去了。
在住处, 有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带着他女友,就像我在电视连续剧中看到的"大佬"一般,来到住处,记得他叫做向先生, 听他谈话,我不能肯定、但感到他是偷渡运送过程的重要人物。
我以为到香港就像到广州一样,在香港躲避几个月就可以回北京。我的儿子在北京上高中,为了不让他中断学业,因此,我带着妻子而没有带儿子一同逃亡。没有想到,我们到香港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二日,香港《明报》头版头条刊出了《乔石李鹏觊觎总书记,杨李力主处死严家其》的报道。这一天上午十时,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把我们三位"偷渡客"带到港英政治处的一个机构。我们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为我们是"非法入境",必须到其他国家去,法国政府欢迎我们三人去法国。
不言而喻，作为非法入境的偷渡客，还得非法出境一次。怎么出呢？大陆到香港一水之隔，藏在船舱里即可。香港到法国隔着欧亚大陆，总不能藏在飞机行李舱吧？严家祺先生写道：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在港英政治处,当时就照他们的安排,我们三人改了姓名,换上了一身他们要我们穿的衣服。我改名为"朱丰"、高皋改名为"白芳",另一位社科院同事改名为"史英",口语称"阿丰"、"阿芳"、"阿英"。港英政治处的警察将带着我们三个"假警察"在机场"执勤",我们每人手里拿一个"对讲机",做四处巡视的样子。经过一个单向转动门、一个铁门,就到了机场。所谓"执勤",不过是从港英政治处去机场登机前的一路上,如果有人询问或要检查,要求我们摆出的姿态。实际上,一路十分顺利,我们并没有扮演警察,我们三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偷渡客",想装成"警察",也神气不起来,只是装作大摇大摆的样子而已。
下午七时左右,我们三人在机场等候时,听到广播中刘宾雁在香港说,严家祺现在在香港,在一安全处,这是比刘宾雁本人安全还要安全的地方。在听到刘宾雁广播讲话後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人乘上了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印度新德里停留後,飞往巴黎。我的登机证上的名字是Yip Paul,后来我知道,这是法国一位精通中文的外交官的名字,曾任法国驻北京公使。
<br/>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清是谁具体帮助我从广州"逃亡"到香港的全部过程。香港《前哨》月刊总编辑刘达文在二0一二年出版的《黄雀行动》一书中,有谈到我"逃亡"的一节,刘达文说:"如今写黄雀行动,许多过程已支离破碎,许多记忆已被历史湮灭。严家祺的逃亡就是一个谜。""我也想解开这个谜,也无能为力。" 刘达文说:"严格来讲,六哥(陈达钲)与岑建勋、邓光荣和高世昌在尖沙咀香港酒店聚首,标志着'黄雀行动'正式启动。在此之前,吾尔开希、严家祺、怀德已逃亡成功。"但我後来知道,陈达钲在"黄雀行动"前就参与了救我们的行动。"黄雀行动"的名字是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所起。"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说,这是根据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首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而起名。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是"黄雀行动"的组织者,陈达钲(六哥)指挥成功地营救了一百三十三人,其中七十多位是陈达钲对弟弟陈达钳(七哥)亲自到内地安排营救的。❸
人生转折,渡过难关,要有"贵人相助"。我也开始相信命运。我多年来知道,直接策划、安排我们三人逃亡还有其他人,我知道陪同我们从广州到海边的是香港朋友林道群和李志华两位,感觉到他们另有联系,但这些人二十四年来还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公开谈参与救助我们一事。我会永远记着陈达钲、陈达钳、岑建勋、刘千石、朱耀明、何俊仁,以及林道群、李志华,没有他们无私的营救,我一定是与包遵信一样,被捕监禁。……
接下來严家祺结束了逃亡旅程，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在法国滞留了一段时间，后转到美国大都市纽约。他笔下记述了他和自己同是学者的夫人高皋在纽约生活的经历。
<strong>布鲁克林的生活</strong>
纽约市分五区,即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史泰登岛。曼哈顿本身是一块巨石形成的岛屿,数以千计的摩天大厦挺立其上,不会有陆地下沉的危险。从巴黎到纽约后,我们住在曼哈顿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一栋大楼里。住了半年,我们就搬到布鲁克林区。
我家住地离布鲁克林华人区"八大道"很近,离戈扬家也近。一九九四年,我们刚住下时,八大道商店不多,没有银行。十五年下来,华人人数增加了几倍,商店林立,有五、六家银行开设了支行。现在,"八大道"已成为纽约第三大华人聚居区。这一带的楼房,一栋又一栋从白人、西班牙人手中转到华人手中。我们的房东是学对外贸易专业後移民美国的,他们刚到美国,住地下室,到一九九四年,买了一栋二层楼房,不到三十万美元,我们是第一个租户,后来增加到四、五家。到二00九年,这栋楼房房价已达八十多万美元。房价增高,房租也增加,但我们的房东後来成为美国东部"牛仔裤大王",有几千万资产,因"老住户"关系只增加了我们很少房租。这样我们一住就是十五年。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中,高皋到美国半年就取得纽约卫生局助理护士证书,又经过一年半得到LPN护士和RN护士证书,这是由纽约州立大学和纽约州教育部颁发的证书。同时又得到纽约针灸师证书。她每星期为一个犹太人诊所工作一天,犹太老板问她要多少,她只说了一半数字,就认为很多了。一九九六年起,开始在曼哈顿十九街的Cabrini医院工作,开始时,边当巡访护士,边做病房工作。Cabrini医院就在《第三帝国兴亡》中文译者董乐山的哥哥董鼎山家对门。
我在美国没有长远打算,总盼望几年後回到中国,申请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当访问学者、申请威尔逊基金会资助、申请做精神病院的清洁工,都没有成功。一天《世界日报》广告栏上说,"锦绣餐馆"送外卖底薪一千四,我决定开车送外卖,老板对我送外卖十分欢迎,不要"绿卡"和任何证件,就可以工作。到晚上十二时,我准备回家,老板说,你送最后一个吧,我就开车前去。到目的地街道,竟然找不到门牌号,当时街上只有游荡的几个人,只得打电话问"锦绣餐馆"老板,最后才送出。一天下来,老板给了我二十五元工钱,我另外得到九元五角小费。回家时为找停车位又费时。在深夜一时後到家,见门口两位警察站在台阶上。我开门时,我老婆正好出来,原来她因我送外卖晚上近一时没有回家而报了警。第二天,我就没有再送外卖,因为写文章的稿费比送外卖多。更重要的是,在我心目中,在自由的土地上,取得时间的自主权,是最大的自由。我继续为巴黎、东京、洛杉矶、纽约、香港中文报纸、杂志写稿,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後的第一年,仅仅为香港一家报纸《苹果日报》就写了五十篇文章。我老婆在医院工作,收入已经不少,我为了自己挣钱,为了每年报税能够得到四个"工作点",也成了我写稿的动力。
高皋在当巡访护士时,每一次都是我开车。有一次,她在晚上接到医院一个电话,让她明天五时去皇后区牙买加地方看一位病人,到凌晨五时稍过,医院又来电话问,怎么还没有去?原来"明天"就是晚上零点以后。我急急忙忙开车,因天未亮车少,沿278号高速公路开车到牙买加只花了四十分钟,平时要花一个半小时。正因为早到半小时,挽救了病人生命。高皋因学医出身,熟悉医学、药品各种英语单词,但在医院病房工作,经常听不懂病人家属提出的要求,她的同事就主动帮助她。为此,高皋为同事尽可能多做一些事,她的工作量大约比别人多百分之二十。美国护士与中国的不同,工作量大得多。二00二年七月,Cabrini医院给高皋颁发了奖状,表彰她"在体现医疗中心的使命和理想中杰出的服务和工作(译文)" 。她的几十名同事写贺卡祝贺她得奖,说她"You are Great!"、"应该每年每月每日都得奖"。然而,正是Cabirini医院的过度辛劳,加上Hospice的工作环境,损害了她的健康。
高皋在Cabrini医院上的是下午二时到十时的班,经常要十一时下班,开始时都是我开车接送,来回要两小时。送她上班比较容易,但接她回家,必须在医院附近停车,在曼哈顿,就是到晚上十一时,都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后来,就由她自己乘地铁上下班。当在晚上十二时到布鲁克林地铁站,步行到家,还要走十五分钟。在布鲁克林,不时听说抢劫事件,我就几乎每天午夜十二时前在地铁站前等候她下班回家,她一次一次反对我在地铁站接她,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接她,总数有一千次以上。问题是深夜十二点前后,在布鲁克林地区的地铁站周围也有危险,我就在地铁站附近来回不停走动,避开可能的危险。
居住在纽约,由于交通方便,很多朋友从中国、欧洲、澳洲、美加其他地区顺道来布鲁克林,见面聊天。……
在纽约著名律师潘綺玲的努力下,我的儿子终于在二00一年办成来美国的移民签证。纽约生活似乎没有多少高兴的地方,唯一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与儿子,多次开着林肯牌特大号老爷车,当我儿子出现在Cabrini医院门口时,我老婆的内心喜悦真是无可形容。在晚上十二时左右,我们一家三口,开车经过布鲁克林大桥,沿着278号高速公路回到家中。二00三年在儿子生日前夕,我们为他买了一辆新车。在登记车主时,我儿子不同意用他名字,非要用我名字。没有想到,这正是他第二年到巴黎与他女友结婚的前奏。由于我儿子在法国工作,生儿育女,我与高皋作了十九次申请儿子签证失败和一次申请儿子移民成功的努力,也就失去了意义。我儿子每年来美国看我们两次,到二00六年,他的"绿卡"终于失效。
不可选择谓之"命",不可控制谓之"运"。安命的人,命运指引他走,反抗的人,命运拉着他走。我不停地反抗命运,但最终还是被命运拉着走。我一直以为"个人意志"不是命运,没有想到,儿子决意留在法国的意志,我们无法反抗,这就是命运。就这样,我家变成了"一家三国",在我家中,同时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角色身份如何变化，严家祺作为八九异议人士和学者的本色不改，回顾自己参与民运的经历，他写道：
一九九三年"民阵"、"民联"合并以"大分裂"告终,我不再担任民运组织领导职务,只是一个普通成员,但又经过几次组织合并分裂,我所在组织的主席王策被关进了中国监狱,王策出狱到西班牙後,这个组织依然没有任何活动,我也没有加入其他组织,只是每年在纽约或其他城市参加悼念"六四"的活动。
回首在纽约的流亡生活，他总结说：
在纽约十五年,我老婆在曼哈顿的医院上班,我写了近一千篇文章,挣了一些稿费,另外出版了《霸权论》、《生命树的分叉》、《普遍进化论》三本书,为高皋多年前写的《三头马车时代》一书修改编辑。❶我总是希望看到中国象对"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那样,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翻案。
年近迟暮，人在纽约，严家祺的生活时钟围绕着妻子服务的医院的原点旋转，兢兢业业、认认真真、艰辛备至，不过他们夫妇生活的严峻时刻尚未到来。下次这个时间，我们看严家祺先生命中突如其来的一场“临终关怀”，看他从中共缉捕中死里逃生30年后，如何再度死里逃生，以及他在者期间的体验和感悟。中国流亡者纪事，严家祺先生的逃亡回忆。这一集介绍他在纽约的流亡生活。这是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我是主持人北明，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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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❸(此注释数码接上集:严家祺回忆:逃亡)刘达文:《黄雀行动》,第37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
❶高皋:《三头马车时代——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2009年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