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遇见政治，政治学家严家祺笔下的科学家方励之。
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中国流亡者纪事，我是北明。这次节目，为您介绍已故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在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以及他的流亡生活。文章选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半自传体著作《在人生的列车上》第二部分，第23节。本节目对原作有删节，删节处在本节目文字稿中以省略号陈示：
……"六四"后,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间长达一年,这成了方励之的"标记",这一"标记"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忽视。…… "文革"结束后,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方励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会科学院来谈"天文学的哲学问题",我当时就对他说,天文学是科学,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是浪费时间。
方励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我在第二年进入科大当学生。我是放弃自然科学,希望把政治与科学相结合起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而方励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励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学之上。 方励之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后,他把政治和科学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为能切近理解严家祺笔下的方励之，这里为您介绍一下方励之的生平：
方励之1936年出生于北京，籍贯是浙江杭州，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被打成“内定右派”开除党籍。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曾参与创建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领袖。1986年因“八六学潮”，次年他因被定性为党内反社会主义、反党分子，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职务，并与当时全国知名的人民日报大记者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中共党内高级干部王若望一起，被中共高层视为党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中国全盘西化”的反面典型，遭中共全党批判。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再被以“反革命煽动宣传罪”开除公职。八九天安门事件结束后，经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帮助，他与夫人李淑娴一起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次年离开中国流亡海外，旅居美国，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逝世。
关于方励之当时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情况，严家其先生转述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回忆：
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是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与一位军事问题专家赵晓薇在华盛顿会见过李洁明。老布什与李洁明经历相同,老布什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来成了美国总统,而李洁明也加入过中央情报局和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遇到方励之,就从此断了他总统之路。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方励之时说, "六四"后一天,"方励之夫妇紧张地窝在使馆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间储藏室,并且是躲在里面一片行李箱墙之后,初尝此后十三个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们怕"中方冲进美国大使馆,架走方励之",因而用尽各种办法保护方励之。他们也制定了"必要时得把方励之夫妇偷运出大使馆"的多种计划。但"方励之抵达伦敦之后,这位我们辛苦保护的人,开始接受NBC新闻采访,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李洁明说:"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方励之后来脱险抵达伦敦，严家祺接下来记述了他在伦敦会见方励之情况。他写道：
在方励之离开中国四十余天后,一九九0年八月十日,我与高皋乘火车从巴黎到达伦敦。第二天,在剑桥大学会见了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方励之办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校园草地上放牧的马儿在来回走动。这次会见,是《中国时报》记者江素惠安排我们"对话"。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源头,就是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对方励之说,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船是方励之启动的,"你是第一推动力",我们都踏上了你这艘船。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山头很多,需要联合。海外民运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须修补后才能向前行驶。只有你方励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运。大家在船上,现在你方励之不能置之不顾,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方励之的回答是,他不愿被称为"民运分子",他要成为活跃的人权分子,他将继续呼吁释放大陆的政治犯。他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暂不介入任何组织。在江素惠结束采访并离开后,我留下来与方励之继续谈话,我希望方励之接替我担任 "民主中国阵线" 下一届主席,我告诉他,在自由选举中,他当选没有问题。方励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管惟炎可以做"民阵"下届主席候选人。
八月十五日,因为管惟炎到了伦敦,我与万润南 、陈一谘 一同去伦敦会见管惟炎和方励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导专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他在低温和超导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一九八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学潮时,他与方励之分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方励之因推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撤去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虽然没有推动学潮,也糊里糊涂地被撤去了校长职务。
……管惟炎听了方励之要他出任"民阵"主席的话后说,他马上要到德国一科研机构工作三个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属在国内,他担任主席,耽心对他们有不好的结果。我与陈一谘说,这两个问题都好办,只要管惟炎答应下来,具体问题不难解决。管惟炎没有说话。这时方励之说:"我了解老管,他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励之大声说:"行了!"
我听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说"不太行",而是说"太不行"。管惟炎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信任方励之、顺着方励之的人。
事情后来并没有按照方励之的构想进行：管惟炎没有参与第二届中国民主阵线主席的竞选，严家祺先生回忆说：
……万润南在一九九0年九月,与朱嘉明 两人竞选"民阵"主席,……万润南取得了胜利,出任"民阵"主席,朱嘉明被选为"民阵"理事长。
严家祺先生接下来回忆管惟炎，尤其是方励之的流亡生活，他写道：
……方励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 待过很短时间,后来,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又兼任美国的"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主席。方励之到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兼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 这两个基金会,规模很大。"中国人权"设在纽约帝国大厦。前一个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问题上的分歧而分崩离析,彻底瓦解。后一个因刘青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方励之退出了这个基金会。
方励之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到达退休年龄后,他没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在炎热天气下,有时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烧,严重咳嗽,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他留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主要时间还是用在天体物理学上。在美国期间,方励之主要投身于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使他退休后也不愿离开亚利桑那,这也许是他患上"亚利桑那山谷热"的原因。
方励之学术成果简介：
作为科学家，方励之的研究领域跨核物理学、激光物理、理论天体物理、宇宙学多个方面，发表研究性论文350余篇，著述、合著、编著著作24种。他曾经担任的相关职务有：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理事、国际纯粹及应用物理联合会C19(天体物理)委员会主席、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联合会主席、美国物理学会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权共同主席等。他同时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Fellow）、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纽约科学院终身荣誉会员；亚利桑那艺术、科学和技术学院奠基人之一。方励之先生获得的奖项有： 引力研究基金会论文一等奖、1989年肯尼迪人权奖、1991年美国纽约科学院“终身会员及科学家人权奖”；1996年美国物理学会尼科尔森（Nicholson）奖、以及罗马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多所欧洲及北美大学荣誉学位。
严家祺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的民主运动，“方励之是‘第一推動力’”，他总结道：
方励之一生可以划分为两阶段,一九八九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峡谷"。在中国期间,他是一位科学家,但热衷于政治。方励之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成了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因邓小平听信薄一波、邓力群,加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增刊》之类"内参"大大夸大了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严重性,致使邓小平废黜了他一手提拔的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励之又成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李鹏、陈希同的恶意挑拨和传言蒙蔽了邓小平头脑,致使邓小平又一次废黜了新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后,他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对天体物理学的投入远远地在中国政治以上,科学压倒了方励之的政治。如果方励之得了"亚利桑那山谷热"病后早些离开"亚利桑那",也许他的病会好转,但为了留在"亚利桑那",他为天体物理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中国流亡者纪事，这次主要根据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的个人回忆，为您介绍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已故的中国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的政治生涯和流亡生活。我是北明，方励之的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请期待下次节目。
本系列选自严家祺著述《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注释：
[1]万润南，中国四通公司创办人和四通前总裁，中国计算器软件工程师、企业家、异议人士。因支持八九学生运动遭中共通缉而逃亡，曾当选海外“中国民主阵线”第二和第三任主席，现定居法国。
[2]陈一咨，受中共高层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器重的中国经济和体制改革智囊团首脑，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主席，八九六四后辞职、退党明志，被迫流亡美国，2014年在纽约病故。
[3]朱嘉明，中国经济学家，曾与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合称“改革四君子”。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出走美国，一度担任海外民运负责人，1993年退出。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
[4]普林斯顿中国学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接纳 六四事件 流亡海外的 知识分子与学生的组织和研究机构。1989年 六四事件后,经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史学家余英联系和推动,由普林斯顿大学五十年代校友、亚洲艺术收藏家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捐助,在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成立。1992年后,再得助于余英时,从 中华民国政府预算中得到赞助,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得以继续维持并脱离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自1989年到1993年间,这里庇护了26位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知识分子与八九学生领袖, 刘宾雁、苏绍智、阮明、 苏晓康、 陈奎德、 郑义、柴玲等都曾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成员或主席。本节目主持人北明曾应邀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快讯《大路》的编辑。
[5]参阅《方励之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