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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
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2月11日正式宣布，把武汉肺炎定名为「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对媒体表示，世界必须「醒来，要把这种病毒视为头号公敌。」他还说：首款疫苗要等到18个月以后才有。
生物武器
就在同一天。中国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办公室，接受《路透社》独家专访时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预计在2月达到高峰。他：「希望这次疫情或这一事件能在4月左右结束。」报导指出，由于受到钟南山讲话的影响，全球股市攀升达到纪录高点，道琼工业平均指数（DJIA）、标准普尔500（S&P 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均创出新高。
钟南山之所以抱持乐观，是因为在广东、浙江以及中国其他一些省份，新增确诊病例的数量正逐渐下降。钟南山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世卫组织周二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已有42,708人感染，死亡病例达1,017例，并且扩散到至少24个国家。我们在此衷心祝愿，疫情防控能够尽快取得圆满成功！
今天我顺着疫情的发展，来谈一个敏感的话题。2月7日，美国社会科学家、现任美国非营利组织人口研究所（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毛思迪（Steven W. Mosher）。他在英文版《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耸动，名为〈冠状病毒是生物武器吗？〉（Is the Coronavirus a Bioweapon?）。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生物战（又称细菌战）的意图与能力。
四级实验室
这篇文章开头，就引用美国细菌战专家博伊尔（Francis Boyle）的话说：「我们正在面对的这种冠状病毒，是一种进攻性的细菌战武器。」在谈到位于这次疫情中心的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时，他还补充一句：「以前就曾有报导称，该实验室存在问题，而且有东西从那里泄漏出来。」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导，2004年曾发生「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逃出北京实验室的纪录。西方一些生物安全专家担心，由于信息透明度不足，而且中国对相关研究单位的监管比起欧美松散，病毒外泄的问题令人担忧。不过，有关病毒外泄的报导或评论，至今未得到中国官方证实。
博伊尔的说法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他曾起草美国《生物武器公约》，该公约1989年被称为《生物武器反恐法》，获得美国参众两院批准，并由老布什总统（Bush Senior）签署成为法律。他在1月30日接受《地缘政治与帝国》（Geopolitics & Empire）广播媒体采访时，就提到武汉新冠状病毒是一种「进攻性生物战武器」。就他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里的四级实验室（BSL-4）是新冠状病毒的来源。他猜测（guess），实验室里正在研究SARS，并通过功能突变（gain-of-function），使病毒具有武器化的特点，意味着它更具有致命性。
博伊尔说，他不认为病毒是故意外泄的。但是，以前有过关于该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和外泄的报告。为此，他为病毒外泄的事情感到担心。
先进而致命
毛思迪在文章中说，在盗取西方技术和病毒样本的情况下，中国的研究人员正在竞相开发致命的生物武器。这就形成了一个合理的推论：由于大力研发一种致命的生物武器，使得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里的安全标准被忽略了，导致致命的冠状病毒外泄，进而爆发疫情。我想，这样的推理很有问题。因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任何说法不管多么「合理」或具有经验法则，如果没有直接证据，都只是一种推论或猜测。
针对同样的问题，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官员、生化战专家肖翰（Dany Shoham）1月24日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说，病毒外泄，有可能是研究人员在实验室被感染后，在未被注意的情况下而带出实验室。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无证据或迹象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了这种事。
武汉四级实验室里的病毒是否外泄？至今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不同意见的专家都有一致的看法，就是中国正在积极研究先进而且更具致命的生物武器，并且是在生物安全达到四级水准的实验室里，才有可能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
万事俱备
毛思迪指出，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发展致命性生物武器的相关技术、设施和原材料。在技术方面，中国掌握基因编辑技术（CRISPR），这种技术可以把基因进行编辑拼接，使它成为制造超级生物武器的材料。2018年11月，当时在深圳担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公开宣布实现了全球首例对爱滋病先天免疫的新生双胞胎婴儿，说明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除了技术，中国还需要一个最高安全等级的实验室，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就像SARS、埃博拉（Ebola）和各种冠状病毒，并试图使病毒变得更加致命。正巧，目前中国唯一的四级病毒实验室，就在武汉。
有了设备和实验室，中国还需要原始的生物（细菌）材料。毛思迪指出，2019年7月，加拿大联邦警察以“违反相关条款”（policy breach）为名，把知名华裔病毒学家丘香果和程克定夫妇，以及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带走。该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微生物实验室，它与中国在武汉运作的实验室类型相同。据加拿大联邦警察调查显示，邱香果夫妇多次往返于武汉四级实验室。
军方接管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导，2017-2018年间，丘香果曾经连续两年受邀前往武汉四级实验室，一年两次，每次停留时间最长达两周，其中包括一次在4级实验室培训科研人员。当然，这些不能直接证明丘香果夫妇把相关的病毒技术或知识产权带回中国。目前，该案仍在调查当中。不论实情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确定：就是中国在研究先进生物武器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
肖翰指出，「就研发而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某些实验室，可能或至少说是以附属的性质，从事中国生物武器的研究。」生物武器的研究是军民融合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属于绝对秘密。
2019年7月，肖翰在一份国防专业期刊上指出，武汉四级实验室研究许多的致命病毒，包括SARS、埃博拉，尼帕（Nipah）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Crimean-Congo hemorrhagic fever）等病毒。目前，并不清楚该研究所的冠状病毒，是否已经列为生物武器计划之中。他估计，这是有可能的。他还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但该研究所中的某些实验室与解放军有关。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月8日报导，中国首席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日前已经接管武汉四级病毒实验室，由此印证该实验室与军方有一定的关连。消息说，陈薇现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在武汉10多天了。她是治疗埃博拉病毒的专家，曾经在SARS疫情期间参与防治工作很有成效。
除了病毒研究，解放军有8支国家级应急专业救援队，除了抗洪抢险、地震救援，还包括两支与生化和防疫有关的专业队伍：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和医疗防疫救援队。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特大爆炸事件的隔天，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的两百多名官兵进入爆炸现场，进行有毒气体的检测和清洗消毒的工作。
被动防御
除此，解放军各军种都设有相应的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另外，在陆军各集团军中都设有防化兵，编制为团或营。比如，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站发生沙林（Sarin）毒气事件后，北京军区派出防化团在北京地铁站进行化学毒剂紧急救援演习；2003年SARS疫情期间防化兵也参与救援任务。
这次武汉疫情的病毒异常凶险，防控疫情的难度也最大。目前，外界并不清楚解放军的应急专业救援队，是如何进行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解放军是否有专业的细菌战部队？它们的编制和教战准则是什么？外界更是无从得知。
根据多种迹象显示，中国发展生物武器的思路可能与核武原则类似，不率先使用，而且是被动防御，作为一种威慑性武器。因为，没有人可以担保，不受到生物武器的恶意攻击。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撰稿人/亓乐义
(本节目主持人为长期关注两岸和印太军事安全事务的军事评论员，文章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