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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
今天来谈”亚洲北约”的问题。
四方安全对话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NATO）1949 年成立，它由欧洲及北美洲国家为抗衡苏联及其为首的东欧集团，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性组织，由美国主导。苏联解体后，北约转型为以危机管理、集体防卫及合作安全为主的地区性防卫组织，假想敌是俄罗斯，美国仍然扮演关键角色。
可以说，冷战期间北约是全球最大的多边防卫体系。冷战后北约东扩，成员增加，以更强势的姿态牵制俄罗斯，继续维持欧洲地缘战略平衡。在亚洲，同样面对苏联及其解体后的俄罗斯，还加上一个中国，但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多边防卫体系。是什么原因呢？今后有可能出现吗？
目前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等4国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有可能形成亚洲北约。
今年2月18日，四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会议，在美国的主办下以电话协商展开。这是四国外长会议从2019年起的第3次会议，也是拜登（Joseph Biden）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四国外长就中国崛起及改变地区现状所带来的威胁和挑战达成共识，并且有意促成四国首脑首次会谈。
去年8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比根（Stephen Biegun）出席美印战略伙伴论坛时透露，美国寻求与印度、日本和澳洲等印太国家的防务关系更加紧密而正式化，类似北约组织，防范中国的挑战，其框架基础正是四方安全对话。
比根说，美国的目标是让印太地区更多国家团结起来，组建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带有决定性的多数集体，最终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呈现，包括越南、韩国、新西兰都能加入扩大版的四方安全对话。
马拉巴尔
由于印太地区缺乏强有力的多边结构，没有北约或欧盟那样的坚韧和包容性。美国暂时保留提出亚洲北约的想法。比根指出：” 这种正式联盟只有在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坚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不过，他希望大家注意，北约成立时并不抱以太大期望，最初一些国家选择中立，而不是加入北约。言下之意，成立亚洲北约，并非完全不可能。
去年11月上中旬，四方安全对话的4个成员国，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举行名为”马拉巴尔”（Malabar）海上联合军演，地点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指出，今年的演习意义尤其重大。该系列演习从1992年持续至今，最初只有印度和美国。澳洲2007年有参加，因北京反对，此后就没有加入。日本2015年成为该演习的“永久成员”。2017年美印日3国首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直到2020年澳洲重返加入，是2007年四方安全对话成立以来，四国海军首次同时参加联合军演。
报导说，2020年起，印度和美国、日本、澳洲等国海军分别进行多次演习，但大都属于增强互信的演习。四国海军联合演习则不同，演习课目从海上搜救、反恐转向反潜和防空等实战模拟，而且演习区域是中国潜艇时常出没的海域，具有针对性。
拜登政府上台后，新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ck Sullivan）今年1月底参加由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主办的一场线上对谈时表示，新政府会接续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一些做法，把”四方安全对话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执行政策的根基，强烈希望能让它往前迈进。”
取决印度
他还说，近几个月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等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他承诺，未来将举行更多演习。
沙利文没有提到亚洲北约的问题。就他所知，四方安全对话至今远未达到安全联盟的程度，其中一个问题是，二战后的日本宪法，限制日本自卫队执行国土防御以外的军事活动。换言之，日本若不修宪，自卫队没有法律依据，与他国在境外进行常态化的协防任务。
今年2月8日，拜登总统与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通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就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促进更强大的地区架构进行合作。什么是”更强大的地区架构”（stronger regional architecture），双方没有说明，外界不能就此认定，这就是成立亚洲北约的伏笔。
德国柏林罗伯特·博世学院（Robert Bosch Academy）研究员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是印度学者。去年10月他在《东盟邮报》（The Asean Post）提出印度视角，指出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将取决于印度，因为美日澳3国都有双边和多边联盟关系，日本和澳洲也都在美国安全包括核安全的保护伞下，而印度不仅与中国接壤，现在还以自己的力量对抗中国侵入边境。言下之意，印度的处境和美日澳三边关系大不相同。
惊动欧洲
他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并非建立亚洲北约，而是要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包括确保法律规范、航行自由，尊重领土主权和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以及维护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在印太地区实现稳定的力量平衡。然而，中国对这些原则的挑战越来越大，甚至惊动遥远的欧洲。
最近法国任命一位印太地区大使，表达对印太地区维持法律秩序的重要性。德国政府去年9月初通过《印太地区政策准则》声明，宣示以此促进欧洲的印太战略。迹象表明，未来几年，四方安全对话的四国成员将更多地与欧洲伙伴合作，建立一个能够在印太地区提供稳定与平衡的战略力量。
面对中国的威胁，切拉尼指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比以往更有可能，从磋商和协调功能转变为事实上的战略联盟，在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体系发挥核心作用。不过，这种联盟和冷战时期以美国为轴心，以盟友为辐条所形成的”轴辐体系”（hub-and-spoke system），如今已不能适用。原因很简单，像印度这样大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美国第二个日本。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努力劝说印度，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条约义务的”软性联盟”。
去年9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抨击美国，要建构全球联盟来对付中国的想法，是”痴人说梦，因为等不到这一天。” 切拉尼则认为，如果习近平对台动武，这一天即将到来，形成一个以四方安全对话为核心的国际联盟将不可避免。
之前提到冷战期间，美国为什么没有在亚洲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多边防卫体系。一般的看法是，印太地区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远超过西欧及北美地区，而且主要国家如日本、澳洲和印度处于不同地缘板块，有其各自的势力范围，相距遥远，联合困难。
高压攻势
这些固然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使然。韩裔美国学者车维德（Victor Dong Cha），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曾出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亚洲事务主任。2016年他写了一本名著：《高压攻势：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起源》（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分析美国早年不在亚洲建立多边防卫体系的来龙去脉。
冷战初期，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认为，当时东亚地区亲美国家如台湾和韩国，领导人都富有威权色彩，也都反共，制约他们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双边同盟，而非一个广泛地区性的多边机制，使他们无法以反共之名组成盟友，对共产国家发动攻击，把美国拖入一场世界大战。
车维德把“高压攻势”定义为“一种不对称同盟的建构，旨在对弱小盟友的行动施加最大程度的控制。”美国以双边同盟的方式，一方面遏制苏联和其他共产国家，另一面分而治之防止盟友冒进。美国若奉行多边主义，有可能面临被牵连的风险，盟友之间一旦串联，美国的控制力也将随之降低。
日本的情况特殊。美国原想把日本彻底非军事化。但冷战开始，美国反而把日本建设成反共堡垒的前线，控制她为美国的围堵政策效力。美国曾尝试将日本纳入多边机制，因亚洲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阴影，和日本并无意愿，最终未能成功。
根据解密档案显示，台湾、韩国和菲律宾等盟友曾提出仿效北约，建立”亚洲北约”的建议，美国断然拒绝，因为违反”高压攻势”的原则。美国只在东南亚实行多边主义，如《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对于东亚地区的军事强人盟友，决不松口，主要是出于对这些盟友可能冒进所带来的不安。
如今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台湾、韩国都成了民主自由国家，与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享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组成多边防卫体系完全可行，面对中国的威胁，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前沿地带组成多边防卫体系，更显其必要而紧迫。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撰稿人/亓乐义
(本节目主持人为长期关注两岸和印太军事安全事务的军事评论员，文章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