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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在上一集栏目，我们谈到中国军机3月31日越过海峡中线的问题，因为媒体大篇幅的报导，而忽略另一个重要消息，就是在中国军机越过海峡中线的前一天，中国空军7架战机以分批次的方式，经由宫古海峡飞往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期间在某海域和中国3艘军舰进行海空联合操演。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境外海空联合行动，是中国军力从本土防御向境外投射的能力展现，它的军事意义要比军机越界来得更为深远，对周边区域安全带来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从公开的数据显示，类似的行动最早出现在2017年12月7日，中国空军4架轰-6K轰炸机与1架海军运-8海上预警机，在宫古海峡东侧与1艘江凯-2型导弹护卫舰”益阳号”，进行小规模的海空对抗操演。当时，中国运用的海空兵力虽小，但能在离岸相当远的陌生海空域，以整合战力执行海空对抗演练历年罕见，日本和台湾军方都密切关注，并预测这次行动是一个开头，之后在海空演练的次数上会增加、在兵力的规模上会增强，由小而大，由近到远，直到形成一个战区战役级的联合打击兵力，在第二岛链海区之内进行有效的指挥控制为止。
这是解放军对前出西太平洋方向进行联合作战所规划中的理想状态。1年后，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在2018年12月18日从广东惠阳等基地陆续出海，飞经巴士海峡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并在台湾东南防空识别区之外的海空域，与中国2艘军舰进行海空联合操演。这次行动证实先前的预测，参与操演的中国军舰从2017年的1艘，到2018年的2艘，到2019年增为3艘。台湾国防官员指出，以往中国空军实施远海长航训练，除了在目标区海域安排海警船担任通信中继与待命救援等角色之外，鲜有与海军舰艇演练协同作战的案例，说明中国近年推行军事改革，从7大军区转型为5大战区，强调”战区主战”，同时加强战区内各军种的整合战力已获得一定的成效。不过，这些成效从”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角度来做检验，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才可能出现结构性的改变。讲到这，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好的。刚才谈到”一体化联合作战”，这是习近平军改的重头戏，也是”战区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美国智库「兰德」（RAND）公司的资深研究员库伯（Cortez A. Cooper III），他在2018年提出一份名为《解放军现代化的驱动因素》的评估报告，指出解放军向联合作战的目标迈进面对4项障碍，除了军改需要时间磨合、今后中国经济放缓可能削弱对军费资源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放军并未建立一种文化，使指挥官在信息饱和的环境中，指挥复杂的联合行动，所谓创建一个有“联合作战思维”的干部队伍仍是一种期望；还有”大陆军思维”虽在转变，但建构联合作战的专业军事教育体系和思维转变的过程会很曲折。库伯的研究评估不是偏见，而是实情。解放军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某后勤保障单位的一位女性总工程师，2018年4月向媒体表示，她手下有40多名来自各军种和院校专研信息技术的年轻硕、博士生，当他们面对新体制、新职能和新环境时，能够派上用场的技术骨干不多。
这些刚出校门的高智商信息新兵，理论很多，但如何向联合作战保障能力转化则摸不清路数，理论和实践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容易迷失自我。她说：这需要一个过程，让人才有足够时间和空间适应部队，也让部队逐渐适应人才。换言之，这些专业技术人员适应部队尚且不易，而部队指挥官要适应新的信息技术也同样困难。
在硬件方面，解放军各类作战平台的信息系统并不落后，关键是指挥信息系统的整体效能不高，主要是战区内各军种的信息系统互不兼容，因为各军种信息系统数据库的体制不一、技术标准不同、封闭独立，导致信息无法实现”互联、互通，以及相互操作”等问题。目前，解放军正在加快建立战区内各军种联合作战专用的数据链系统，并以预警机为中心，作为实时发送信息的统一指挥平台。由此可见，预警机在境外进行联合作战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至今，解放军在境外的海空对抗操演，派出的是运-8海上预警机，主要作用在于空中警戒和巡逻，指挥功能有限，除非派出空警-500这类专业预警机，才能对规模较大的海空兵力实施有效的指挥控制，而且指挥信息系统要做到互联互通，而这些条件都需要时间磨合，不可能在短时间一蹴可及。讲到这，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好的。我们再来看联合作战的法规问题，解放军开始从事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之后，直到1999年1月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战役纲要》，作为各军兵种实施联合作战的准则，随后在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进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改革试点，作战想定就是因应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总统上台后可能推动”台独”，而做出应急式的改革，当危机缓和时，改革试点也就落幕收场。直到习近平的军改，才真正执行结构性的改革，解放军近年在境外的海空对抗演练是在军改的要求下而展开的，带有改变地区平衡的强烈企图，但至今并没有看到相应的作战条令，可能是境外联合作战的演练不够，不足以推出新版的联合战役纲要。
前面说到解放军1999年颁发首部《联合战役纲要》，是累积1990年代在台海、南海、渤海湾，以及昆仑山腹地所举行一系列联合军演的经验综整而成，这和美军从实战中打造出的联合作战条令大不相同。美军1991年11月颁发《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作战》。这是美军首部被各军种一致通过，经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批准颁发的联合作战条令，内容直接取自1991年初美军在海湾战争的实战经验。此后，每隔一段时间，美军都从实战中推出新的作战条令。
美军作战条令的演进大致经历4个阶段：理论引导、法规界定、实战经验到条令制定，环环相扣，形成良性循环。不过，在实战中，法规赋予战区司令的统一指挥权，往往要靠司令的积极争取才能充分确保。比如，1986年经美国国会通过的《高华德－尼可拉斯国防部重构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明文规定联合作战由各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司令统一指挥，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负责；而各军种主官则扮演支持和顾问的角色，向各战区提供军队和各种作战物资。
由于联合作战司令部没有所属的部队，而必须向各军种”借调”兵力和装备，因此在协调的过程中，美军参联会的各军种首长都会趁此机会提出意见，往往干扰战区司令的作战计划而横生枝节。比如，2001年美国因反恐发动阿富汗战争，当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向各军种调兵，结果陆军参谋长坚持要用更多的地面部队、海军作战部长建议增派更多的航空母舰、空军参谋长则强调空中力量最具威力……，每个军种都希望力求表现，提高预算，为此在兵力上不断加码，气得弗兰克斯大声回应：「是我在打这场仗，不是你们！」接着，他寻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保证，必须确保他拥有通行无阻的统一指挥权。
美军况且如此，就可以想见那些法规不明、缺乏实战历练的军队，在实战中确保战场中所有的指挥关系是多么艰难。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亓乐义(本节目主持人为长期关注两岸和印太军事安全事务的军事评论员，文章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