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即将上场，疫情反弹和外交抵制一波波逆风袭来，中国大动作封城宣告“社会面清零”，1月4日在冬奥会倒数一个月之际，官方高调宣布空气“清污”捷报，2021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微克，以首次“空气质量全面达标”为双奥之城助阵。
京城人心知肚明，空污和雾霾依然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挥之不去的隐忧，一连串的污染防治攻坚战赶在赛前全力冲刺，试图迎来奇迹式“冬奥蓝”。
备战冬奥会，钢铁重城唐山市打出铁腕，去年8月发布《唐山市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实施方案》，要求水泥、钢铁等产业限产或停产。10月国家工信部和生态环境部也发布《关于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21-2022年采暖季钢铁行业错峰生产通知》，这是首次针对排放大户钢铁行业实施错峰生产，涉及范围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山东等省市，除了往年2+26个城市外，还增加了张家口、承德等区域，以确保冬奥会准备和开展过程中钢铁行业对大气污染的压力减轻。
奥运会的“政治蓝天”
这种“运动式”大气污染治理，是大型活动或赛事少不了的红色剧码，昙花一现的蓝天白云，很快又褪色，换上灰濛濛的天幕。
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指出，中国历次大型活动都曾进行运动式清洁行动，包括2008年北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和2014年的APEC会议，这样的行动对改善局部环境会有短期的效应，尤其是空气质量，比如像“奥运蓝”“APEC蓝”都曾出现过，但由于是运动式的，并未从制度和经济根源去解决污染问题，往往活动结束后，空气质量又回到过去，甚至一段时间可能出现反弹，比历史上的平均值还要更加污染，到了下次赛事或活动，又需要一次运动式的治污行动。
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教授简旭伸表示，大气变动和时间有高度关联性，以中国的季节性错峰生产来看，某个程度是威权国家的特殊现象，由于钢铁行业牵涉一整串上下游产业，有些产业因为错峰生产出现连动效应，或是波及其他不同类型的产业，这种环境治理逻辑是以国家利益挂帅，大不同于民主国家以人民利益为优先的环境治理方式和策略。
打从2015年中国取得冬奥会主办权，为了改善环境陆续投入绿色行动，北京和周边的河北省种植了数千公顷的树木，并转移了数百家企业，不过，若未从企业污染管控入手，搬迁只是把污染源移转至其他地区。“河北省聚集了中国最多的钢铁厂，在奥运筹办期间，为了保证北京的空气质量，它会转移一部分厂到其他省份，但是污染源仍然存在中国境内。”陈刚点出问题核心，“所以有时候它只是进行一个地理上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污染。”
简旭伸指出，空污形成的关键在于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以及特定的大气条件（包括风、气压等），固定污染源和移动污染源都非常棘手，这里面还涉及地方的角力，大气污染防治是长期且复杂的工作，并非短时间可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空污数字的“含水量”
摊开京津冀地区的空污治理数字，2020年京津冀地区PM2.5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比2014年下降51%，2021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首次达标，降至每立方米33微克，而前一年的年均浓度为38微克，在冬奥会前夕，一路走降的曲线出现“破纪录”的历史交叉点。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承载超过1亿人口，单位国土面积燃煤消耗比全国高4倍，环境压力爆表。陈刚分析，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些年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治理污染，PM2.5年均浓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近年政府和民众对环境的重视，此外，这也和中国经济增长变缓有关系，因为环境污染有时和经济增长有正相关，所以经济放缓后，环境确实会有所改善。
不过，这些数字的“含水量”也引来外界质疑。陈刚认为，随着近年中国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环保方面数字的“水分”一定程度被压缩了，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完全取决于这些官员如何得出这些数据，包括监测点的设置都会影响数据的采集，而地方政府官员在升迁考量下也有可能美化数字，尤其在国际赛事邻近的时候，一些数据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极端污染也是衡量空气质量的另一个标准，在京津冀地区的污染排放基数偏高的背景下，遇到极端不利的气象条件，不时仍有重污染情形。简旭伸表示，空污治理需要长时间观察，2020年PM2.5的极端污染仍然以京津冀和周边地区为主，风也是影响空污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地球政治系统里面风还没有办法被人为操控，所以这个议题其实某一部份是政治措辞，也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巧妙挪用一些数据来支持论述。
根据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版的《空气质量评估报告》，2020年PM2.5极端污染以京津冀地区较为严重，其中天津为每立方米102.1微克，北京为每立方米94.4微克，北京的大气污染问题依旧不容乐观。
陈刚分析，中国对于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过度依赖，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长期以来占比约70%，尤其到了冬季需要大规模采暖，所以中国北方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因为短时间内很难大幅降低煤炭比例，转向风电和光电等清洁能源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短期难以避免极端污染。
经济挂帅的环境难题
此外，尽管中国由上而下大力推动环境改革，但尚未扭转地方政府和许多企业的发展模式。陈刚指出，这是根深蒂固的问题，虽然这些年政府强调环境治理，要求降低对GDP的依赖，但是地方官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维已经形成3、40年，再加上这些官员的考核仍然是以GDP为指标，这就导致地方官员更加注意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问题。
中国在疫情后经济复甦，工业需求强劲，陈刚表示，中国为了实现低碳的气候变化目标，希望大幅控制煤炭使用，不过，去年经济开始反弹，大陆境内就出现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所以很多地方又加大煤炭的生产和使用，空气污染情形势必会有所回升。
要取得长期空气质量的成效，公民参与和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简旭伸以台湾为例，民间团体在家户附近装设各式空气污染监测盒子，民众有兴趣就可以上网查询，从中可以看到是哪些固定污染源或移动污染源，或是某一些突发事件（如烧轮胎、大火等）造成污染，反而更容易让民众有感，民主国家的空污治理及数据不但在时间和空间解析度更精确，也更接近人民的生活经验。
“环境治理除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外，自下而上也很重要。”陈刚说，“国际有很多研究表明，环境问题是一个当地的问题，有时候政府上层不见得了解地方的环境污染，而且反应也不够敏感，所以如果能有更多的民间团体和声音去反应污染问题，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撰文：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