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绿色情报员:中国非法渔业(上)一带一路的饥饿战争

0:00 / 0:00

一艘艘独木舟停泊在西非加纳的港湾旁,“渔民正面临无鱼可捕的窘境,因为根本竞争不过工业化渔船。”当地渔民Nana Kweigyah满肚子苦水说,过去木船满载沙丁鱼、马鲛鱼的丰收场景不复存在,对比中国远洋渔船“泰隆1”轮和“泰隆2”轮,在加纳短短两年时间,捕捞能力从每年1.5万吨提升至4万吨以上,“缺鱼”成了渔民的日常。

加纳只是一个缩影,冈比亚环境联盟秘书长Muhammed Hydara一语道出无声的饥饿战争,“西非粮食安全受到的威胁是没有国界的。”这一片大西洋沿岸的西非渔场引来渔业大国垂涎,拖网渔船大举横行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等海域,一网打尽大小鱼类,小鱼直接送进鱼粉厂加工,这些鱼本来是当地渔民糊口的生计来源,而中资鱼粉厂还扯上污染争议,从远洋船队到渔产企业,中国“沾腥”的指控层出不穷。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远洋船队,在“走出去”政策和“一带一路”战略下,远洋大军靠着巨额补贴攻城掠地,插旗全球主要的海上渔场,也被视为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简称IUU)的非法渔捞“头号罪犯”。总部位在英国的环境正义基金会(EJF)今年元月发布《一网打尽:中国远洋船队涉及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渔业活动之规模、性质与企业结构》中文版报告,透过全面的资料分析发现,中国远洋船队持续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海洋资源,危及其人民生计和粮食安全。

中国远洋船队的漏网之鱼

环境正义基金会东亚经理邱劭琪指出,在1987年到2019年间,中国远洋船队的年平均产量增加近14%,2019年被列为远洋渔船的船只数量增加了47艘,总计达到2701艘,不过,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官方资料似乎低估了中国远洋船队的总规模。

中国未把在黄海、东海、南海作业的船只算入远洋渔船,远洋船队的规模可能被低估。(法新社)
中国未把在黄海、东海、南海作业的船只算入远洋渔船,远洋船队的规模可能被低估。(法新社)

尽管国际上对远洋渔业没有共通的定义,普遍认为在船旗国的专属经济海域以外作业的船只属于远洋渔船。“中国对远洋船队的定义有所不同,邻近中国有多个争议性的海域,在黄海、东海、南海作业的船只都未被算入远洋渔船,另外,中国把悬挂其他国家船旗但为中国公民、法人或是其他组织所拥有的船只纳入中国的远洋渔船。”邱劭琪说明,“两者一加一减,官方数据和实际数量可能存在差距。”

中国远洋船队的黑数难以掌握,不过,环境正义基金会借由AIS卫星讯号的船舶识别系统追踪在海上作业的渔船,或是跟加纳、塞内加尔等地的家计型渔业合作,由渔民拍照或回报可疑的渔船情报,同时参照当地渔政资料,发现很多是没有被中国农业农村部列入的黑数渔船。

加纳的案例彻底打脸中国官方资料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邱劭琪表示,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资料,加纳在远洋渔业计划中占有重要角色,排名为第13的境外专属经济海域,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有13个计划执行,总共有13艘渔船,然而这个数字低估了在加纳水域作业的渔船真实数量,EJF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底,8家中国公司、实际拥有57艘渔船获准在加纳的专属经济海域作业,再检视加纳渔业和水产养殖发展部2020年6月公布的授权资料,实际作业的船只数量也和中国公布的13艘渔船存在明显差异。

位于非洲东南方、印度洋上的塞舌尔共和国是另一个例子,悬挂中国船旗的渔船在该国水域作业,但却未列入农业农村部已获准的远洋渔业计划中。邱劭琪指出,2019年塞舌尔授权44艘中国远洋渔船在专属经济海域作业,虽然无法找到2020年塞舌尔渔业管理局授权中国远洋船只的资料,但是透过船只发送的讯号,可从AIS系统中发现中国船队仍在塞舌尔水域内进行捕捞活动,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远洋渔船的数量或许可要打上一个问号。

拖网渔船是中国过洋性渔业计划中最常见的船只类型,图为停靠在塞内加尔的中国拖网渔船。(EJF提供)
拖网渔船是中国过洋性渔业计划中最常见的船只类型,图为停靠在塞内加尔的中国拖网渔船。(EJF提供)

相较非洲等渔捞地点受到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高度关注,“聚光灯”效应让更多非法渔捞案件被看见,公海却是真相拼图中缺失的一块。邱劭琪表示,由于公海地区较难追踪,同时没有强而有力的执法机关,导致这些区域在分析中的代表性不足,但非法和非永续的渔捞活动可能仍是非常普遍,没有记录到非法渔捞事件并不代表没有,反而很可能反映出缺乏监测,需要有更多的资源和政治意愿来投入监管。

“举例来说,日本的巡逻舰就常向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通报,没有注册纪录的中国渔船在委员会管辖的范围内捕鱼。”邱劭琪进一步说明,“这是因为中国渔船在这个区域非常活跃,同时也因为日本有足够的资金和政治意愿去执行公海巡逻、监看是否有非法船只活动,但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开发中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资源或政治意愿去做海上巡逻,所以它反映出来的案件和现实会有差异。”

一带一路掏空海上粮仓

中国将远洋渔业区分为在公海捕捞的“大洋性渔业”,以及在他国专属经济海域内作业的“过洋性渔业”。环境正义基金会分析2019年和2020年农业农村部获准的远洋渔业计划,有33.6%是在特定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其余66.4%则是遍布印度洋或北太平洋等区域,而非洲是中国远洋船队的重要版图,占获准远洋渔业计划的78.4%,在发布的公告中提到29个专属经济海域,非洲国家就占了20个,亚洲位居第二,占19.7%,再来则是南美洲,占了1.9%。非洲许多渔业资源已遭到严重剥削,若持续开发下去,贫困的沿海社区无可避免被推向灾难命运。

以过洋性渔业来看,毛里塔尼亚是中国远洋船队最活跃的地区,在该国渔场作业的船只约占所有过洋性渔业计划的30%,紧随其后的是缅甸、几内亚比索、塞内加尔和摩洛哥,此外,拖网渔船是过洋性渔业计划中最常见的船只类型,超过五分之三的渔船使用这种渔具,而中国拖网渔船经常采用底拖网捕捞,造成更多混获、栖地破坏以及相关碳排,带来显著的生态冲击。

“这些国家都是跟中国有签署一带一路文件的国家,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远洋船队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来执行所谓的走出去、一带一路或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政策的重要一环。”邱劭琪点出过洋性渔业的“政治特质”,“这些国家刚好都比较缺乏资金和监管能力,中国渔船在这些海域捕捞会不会有一些非法或是侵犯人权的问题,这也是让我们很担忧的一个部分。”

中国远洋船队和跨国企业前仆后继入主非洲,当地渔民有如小虾米无力对抗大鲸鱼。以环境正义基金会在西非的调查为例,毛里塔尼亚是生产鱼粉和鱼油最重要的西非国家之一,大部分的鱼粉和鱼油会出口到中国、欧洲或其他富裕地区,作为养殖渔业的饲料或其他产品,这已经改变当地小型渔业的作业型态,迫使渔民要跟大型工业船只和跨国企业直接竞争,而这些跨国企业又运用大量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来获取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家计型渔业根本无力招架。

环境正义基金会长期关注加纳的中资拖网船队,这种破坏性渔捞严重威胁当地小型渔业社区的人权,“我们2021年的报告显示,80%至90%的渔民和处理渔获的工人回报过去5年的收入减少,75%的渔民回报与拖网渔船的冲突增加,不少人反应渔具被拖网渔船给破坏了。”邱劭琪说明,“这个研究也发现更深远的连锁效应,50%的渔民和60%的渔获处理工人表示他们去年没有足够的食物,15%至20%的儿童在完成小学教育前辍学,因为他们可能要帮忙分担家计,而70%至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过去5年其实是下降的。”

西非陷入非法渔捞重灾区

西非渔民成了大型工业船队掠夺下的牺牲品,粮食安全问题浮上水面,雪上加霜的是,西非也是中国远洋船队IUU非法渔捞事件的热区,让当地的渔业资源和人民生计更显得脆弱。

环境正义基金会分析2015年至2019年与中国远洋船队相关的554件IUU非法渔捞事件,西非就占了28% ,成了头号重灾区,而在西非国家当中,发生在加纳的违法数量最多,接下来是塞拉利昂共和国(又译为狮子山共和国)和毛里塔尼亚。事实上,他们也在加纳发现多个与中资拖网渔船有关的可疑船只活动事件多次涉嫌入侵禁捕区,但是这些事件未被列入这次的分析之中。

面对挟带国家力量的中国远洋船队大肆捕捞,加纳的家计型渔业毫无招架能力。(路透社)
面对挟带国家力量的中国远洋船队大肆捕捞,加纳的家计型渔业毫无招架能力。(路透社)

到底中国远洋船队在西非的捕捞量有多大?邱劭琪表示,加拿大学者Daniel Pauly曾经在研究报告中估算,中国的底拖网渔船每年在西非地区的渔获量约235万吨,估计约占中国远洋渔业捕捞总量的50%,价值超过50亿美元,但这是大约10年前的数据,现在的状况肯定已经不一样,而且这个数字跟中国官方纪录有很大的矛盾,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远洋渔业捕捞总产量为231.7万吨,两者的落差投射出透明度不足,同时缺乏监管能量,甚至是没有政治意愿去处理远洋船队的问题,导致无法确实掌握真实的数据。

西非海域日渐枯竭,与此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最新报告又捎来噩耗,受过度捕捞、污染和管理不善等因素影响,渔业资源继续减少,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范围内的渔业种群比例从1974年的90%,下降到2019年的64.6%,其中57.3%达到可持续捕捞的上限。

停泊在港湾的独木舟失去了活力,出海捕鱼的日子愈来愈少,西非的饥饿危机不断扩大,渔民低头无语补破网,茫然的眼神透出殷切的渴望:这一场无烟硝的战争何时能终结?

撰稿、制作和主持:麦小田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