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缠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地河川也甩不开“药瘾”痼疾，国际最新研究显示，中国是河川药物污染的热区之一，香港单一采样点的药物总数更高居全球之冠，这一锅“药汤”炼出的不是万灵丹，而是环境健康风险。
由英国约克大学领导的全球药物监测计划，今年2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重磅研究，全球258条河流只有3条河流未受药物污染，而且超过四分之一采样点的药物浓度具有潜在毒性风险，亚洲以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的污染情形较为严重。
全球河川染上药瘾
“除了冰岛的2条河流和亚马逊亚诺马米村的1条河流，我们在所有的河流里面都检测到至少1种药物。”香港城市大学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赖荣盛说，这项跨国研究有全球86个机构、127名科学家共同参与，他是其中一员，因为冰岛的人口极少，亚诺马米村是传统的土著村落，“这证明了河流药物污染是严重的问题。”
赖荣盛表示，这次调查的河流分布在全球7大洲、137个国家和地区，不但覆盖了不同的人类活动地点，从城市到人烟罕至的地区，同时研究人员也在河流的不同地点采样，比如上游、中游和下游，总计收集1052个样本，相较过去研究，更能全面呈现出全球河川的药物污染情形。
这意味着河川药物污染已成为全球“通病”，长期投入新兴污染物研究的台湾大学环境工程学研究所特聘教授林郁真并不意外，她指出，尽管最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可以有效处理掉大多数的药物化合物，不过它所需要的成本很高，各国在处理污水时会考量经济层面，所以目前全世界普遍采用的是二级污水处理，但是二级处理无法去除绝大部分的药物。
在258条河流的总药物平均浓度排行榜中，赖荣盛说明，十大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主要是位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最高浓度的河流是来自于南亚巴基斯坦的拉合尔，而单一地点中检测到药物数量最多的则是香港的启德河，总计有34种不同的药物，整体排名则落在第29位。
大湾区汇集药命的水
中国珠江流域的两条支流也位居排行榜的前端，其中一条河流地处广州番禺区，名列全球第17位，另一条在广州市中心附近，排在第57位。台湾的采样点则挑选流经工业城镇的桃园大堀溪，排名第71位。
赖荣盛进一步解释数字，以百分比来看，广州番禺的珠江支流和香港启德河的总药物平均浓度，比80%的河流来得高，广州市中心的珠江支流则是比50%的河流要高。这反映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水生环境药物污染情况并不乐观，日后区域内河流、河口及海洋区域的药物污染应深入监测和了解。
赖荣盛分析，香港是人口密集地区，所以用的药物也多，启德河位于九龙地区，而且收集的水源包括沙田和大埔两处污水处理厂，这些都是二级污水处理厂，所以去除药物能力比较有限。
“河川药物浓度和人口密度绝对有直接关联性，香港、台湾和中国的人口密度都高，药物排出量就大。”林郁真从过去研究归纳原因，“不只是人类使用的药物，有些抗生素是动物用药，或是水产养殖用药，所以跟这些使用量都有关系。”
中低收入国家沦重灾区
到底全球河川广泛“吞”了哪些药？赖荣盛指出，除了人烟稀少的南极洲外，六大洲都能检测到止痛药、抗生素、镇痉剂、抗过敏药、降血糖药，而且这些药物浓度也比其他药物来得高。此外，药物浓度还跟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一般来说，中、低收入国家的河川药物浓度比较高，验出的常见药物为止痛药、抗生素，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则以降血压、抗抑郁药最普遍。
林郁真认为，中低收入国家的药物污染情形较严重，可能跟污水接管率有关，导致家庭污水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河川，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
从河川残留的药物可窥见各国用药情形，林郁真带领的研究团队多次在台湾进行水中医药类及其代谢之残留化学物质调查研究，在检测的100多种药物中，80、90%的药物都可在水体中验出来。她以“污水流行病学”打比方，“我们可以监测污水厂，反推出这个社区或环境使用了哪些药物，或是了解疫情蔓延状况，好比像现在流行的Covid-19。”
这次全球河川药物监测同时调查了附近的人类活动，赖荣盛指出，在药物污染较高的河流附近都发现不适当的垃圾弃置，垃圾里面可能有未服用完的药物；另外是来自化粪池或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水，如果技术不到位，这些残留药物的污水就会进入河川；还有一个是来自药品制造设施排放的废水，如果这些制药设施没有很好的管理，或是很好的处理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药物也可能排入河川中。
抗生素河蔓延亚洲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其他大洲，亚洲的药品环境浓度超过安全阀值的情况较为显著，其中，在13种研究检测的抗生素中，有8种都录得环境浓度超过安全阀值，以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最为严重，这类抗生素被广泛运用在人类和动物的细菌性治疗。
中国是抗生素生产和消费大国，2015年中国科研团队发表在《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的文章指出，中国河川的抗生素浓度远高于欧美，珠江流域的排放密度为全国最高。2020年中国河海大学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纳克/升，研究人员在中下游调查发现，畜禽和水产的养殖密度高，为降低感染发病率，养殖户常用抗生素，而一些长江支流交汇处有6、7家制药厂，废水含有高浓度抗生素。
“河川中残留太多抗生素，水中的微生物可能因此产生抗药基因。”林郁真忧心说，“我曾经跟药学系的教授讨论过，在河川检测到的众多药物当中，这位教授最担心的是抗生素，很怕哪一天出现没药可医的状况。”
近年来，抗药性细菌在全球迅速出现，甚至催生出多重抗药性的“超级细菌”。珠江三角洲也浮现祸害，在猪只、人类身上都发现抗药新菌，名字叫做“平行基因转移之多黏菌素抗药性”。林郁真表示，抗生素污染不仅存在河川环境，也会残留在猪、家禽身上，而在集约化养殖环境中，抗生素的使用情形可能更加严重。
赖荣盛指出，今年元月发表在医学期刊《刺肋针》（The Lancet）的一篇文章推算，2019年全球可能有500万人死于感染具有抗药性的细菌，世界卫生组织也估算到了2050年人数甚至会增加一倍，可能有1000万人死于抗药性细菌，所以再不付诸行动来处理的话，这些污染的水可能成为超级病菌的温床。
河川埋下危机引线
当河流变成药库，有如埋下火药桶，环境健康风险一触即发。“不同药物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降血糖药甲福明（metformin），在这次研究中有超过50%样本都含有这种降血糖药。”赖荣盛说，“有些研究指出，它可能让河川里有些鱼类出现雌雄同体的情况，雄性会长出雌性的生育器官，导致生育障碍，进而影响种群的发展。”
不过，更多未知的风险仍未浮出水面。“每一种药物的存在长期下来对河川生态都会有风险，但是什么风险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现阶段科学家还在评估研究。”林郁真提醒，“众多的药物同时残存在水里，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交互毒性，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
面对河川被下药的危机，林郁真认为，降低药物污染要从源头进行管控，尤其是制药厂、医疗院所，这些特别场所的药物浓度肯定是高的，不要让废污水直接进入一般的污水处理系统，或是排入河川水体，源头把关很重要。
赖荣盛建议，政府可以透过立法把更多药物纳入监管，比如将更多药物列入处方管理，医生也要控制给药量；民众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过期药物或不用的药物交给医疗院所或政府设立的回收站，防止药物进入环境；再者政府可以提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级别，从而提高对药物处理的效率。
河川药物污染不容掉以轻心，“这次研究也有一个空白的地方，我们只检测河川的水，河川除了水之外，还有一些有机颗粒。”赖荣盛说，“药物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水溶性常溶解在水里，脂溶性比较容易吸附在有机颗粒里面，而这次并未探讨颗粒物的药物浓度。”
这一场河川药害风暴有如拼图般，一块块慢慢浮现，一旦药物污染持续加剧，扑朔迷离的缺角只会愈来愈大。
撰文：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