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各国备感压力山大、积极寻找新冠病毒的解药，中国药方却让人跌破眼镜，从熊胆入药的中药注射液、安宫牛黄丸，到驴皮做的阿胶，国际保育团体痛批中国开倒车，药用动物俨然成为下一次瘟疫的死穴。
好大胆！熊胆制剂治肺炎
翻开中国打击新冠病毒的剧本，背后是回不了头的堕落。在官方高调推动禁野令之际，国家卫健委的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针对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推荐处方列入“痰热清注射剂”，成分包含熊胆粉、山羊角等动物药材。总部位于英国的“环境调查局”（EIA）的野生动物倡议专家怀特（Aron White）立刻说重话，“持续推广濒危野生动物入药，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径。”
“武汉肺炎爆发后，中国禁止野生动物市场，却未禁止对药用和毛皮动物的使用，这些市场都很庞大。”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执行长朱增宏点出矛盾现象，“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在价值观和政策理念上面是空洞、缺乏的。”
“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台湾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教授裴家骐频频摇头，“因为疫情而推荐大家使用熊胆药品，不但跟当前推动减少野生动物消费的政策相互矛盾外，中国养熊场的卫生条件不佳，如果鼓励取熊胆入药、来应付这波疫情，势必导致其他风险出现。”
夸疗效！中成药暗地成帮凶
根据《2013-2018年熊胆粉行业市场前景分析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合法药品中，含熊胆粉的中药制剂有243种，上海凯宝药业出品的“痰热清注射剂”是其一，随着药用市场看俏，东北林业大学副教授杨淑慧在“中国熊胆粉的生产和利用现状”报告指出，“2009年凯宝药业的熊胆粉采购量接近10吨，2012年将达到18吨。”
熊胆在中国是合法用药，“2000年，台湾禁止保育类野生动物入药，取消成份含熊胆、穿山甲、羚羊角等中药药品许可证，中医师早就不开熊胆药方。”临床经验长达20多年的中医师王丽香说，“中医着眼的是医理，并不是非要用哪种药不可，以熊胆退热痉挛、治癫痫的作用来说，其实有很多取代性药材，好比蝉蜕、竹沥、牡蛎壳都有类似的效果。”
过去临床使用熊胆制剂，曾有患者发生毒副作用、甚至过敏性休克。王丽香指出，古书对于熊胆的毒副作用记载并不多，不过，很多人会有过敏反应，由于“痰热清注射液”直接打入静脉中，若患者本身对熊胆过敏，产生过敏性休克的机率也较高。
1980年代活熊取胆技术诞生，中国也崛起为养熊业大国。朱增宏指出，囚熊抽胆长期争议不断，相较其他国家下令禁止，中国朝向产业化发展，同时强调对保育有贡献，可减少野生族群盗猎的压力，这完全是误导、是假保育，对中国政府而言，产业利益远大于整体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挂幌子！假保育的虐熊真相
裴家骐表示，中国约莫饲养一万多头黑熊，可能是目前唯一允许活熊取胆汁的国家，对照已颁布禁令的越南，过去养殖上千头黑熊、可在笼舍中自由活动，中国的做法非常不人道。
“黑熊被固定住，像穿上铁制衣服般无法动弹，然后在胆囊处开个洞，甚至埋入管子，长期引流胆汁，直到死为止。”曾造访中国养熊场的裴家骐提起触目惊心的场景，在保育人士大力抨击下，尽管养熊场做了些许改变，“不过，中国依旧采圈养模式，而且养殖密度非常大，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就挤了数十只至上百只黑熊，同时开放观光、允许游客喂食，卫生和动物福利条件都非常差。”
中国养熊场囚痼积弊，也暗藏防疫破口。裴家骐认为，养熊场无可避免隐藏各种病原，为了满足中药材市场，还有类似概念的老虎养殖场，而这些大规模野生动物养殖场在中国方兴未艾，甚至政府机构也投资助力，在这种管理之下，爆发大规模疫情，或是成为新兴疾病的温床，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裴家骐说，由于活熊取胆过程残忍，加上取胆汁的农民缺乏兽医训练，黑熊健康状况非常差，常导致胆囊高度感染，伤口感染机率也很高。在业者不当投药或滥用抗生素情况下，王丽香认为，所有药物都会经过肝脏，而胆汁是由肝脏生成，且属于脂溶性，一旦药物有脂类成分，会溶入胆汁当中，有可能残留在熊胆粉里面。
太离谱！从救命药到化妆品
“根据养熊户的说法，取出来的胆汁品质很糟，后来反而用于化妆品和保健品市场，甚至加入牙膏当中，浮滥扩充用途，而这些用途和生命无关。”裴家骐看见囚熊的无辜牺牲，“这次疫情又把它当作仙丹般刺激市场需求，这是一个灾难。”
裴家骐提醒，中国对非法野生动物市场的管理非常差，从全球走私到中国的数量就可一窥端倪，中国合法野生动物市场混充大量的非法动物，在管理不上轨道的情况下，中医诊疗方案推荐熊胆制剂，不但对中国和亚洲地区黑熊带来很大伤害，也会加速熊胆走私进入中国。
人类的救命药方，残酷成了动物的夺命符。裴家骐指出，亚洲黑熊是最主要用作圈养取胆的物种，因为牠体型大、胆汁产量高，且普遍被认为中药成分较好，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皮书中，亚洲黑熊被列入易危等级，下一步就是濒临绝种，当动物属于易危物种，绝大多数国家早已展开预防措施了。
在越南退出熊胆业之后，2014年韩国也宣布为国内养殖黑熊实施绝育，中国的脚步显得格外迟滞。“我们曾经参与韩国的熊胆运动，当年政府花了很长时间跟业者沟通，慢慢采取绝育措施，拟定出政策和落日条款。”朱增宏说，“只要政府有决心，产业问题并非无法克服，中国却拿出各式各样理由，把熊胆视为民族传统用药，其实只要有替代品，不应该坚持非用这个药不可。”
真祸源！滥用动物死路一条
不只熊胆，中医诊疗方案还推荐了“安宫牛黄丸”，传统配方含有犀牛角，中药企业甚至强调阿胶可提高患者、医护人员免疫力。朱增宏表示，这几年来，中国民众的环保观呈现自我中心、大中国主义，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以阿胶来说，光是非洲肯亚，每天有上千头驴子被屠宰，把皮卖掉送往中国，很多驴子都是偷来的，而当地人倚靠驴子维生，这种不是以地球为中心且不尊重生命的环保观，并不是真正的环保观。
中国肆无忌惮的药用动物思维，同样逼得犀牛、穿山甲陷入濒危命运。“华盛顿公约和联合国相关组织早已有共识，犀牛角等濒绝动物药材应积极寻找替代药方，中国的犀牛族群数量极少，同时被高度保护，大多是从其他国家走私进口。”裴家骐无奈说，“中国需求已经导致多个物种灭绝，过去10年，中国流行吃穿山甲，他们已经把亚洲4种穿山甲吃得差不多了，非洲有4种穿山甲，现在也都往中国大量移动。”
“基本祸源是我们没有善待动物，这次武汉肺炎给人类社会这样一个教训。”朱增宏语重心长说，“从SARS以来，很多新兴疾病都跟人类对待野生动物和看待动物生命的方式有很大关系，野生动物也许带有病毒，当人类破坏牠们的栖息环境，或是大量食用、利用牠们，病毒就有机会溢出原有环境；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则是跟农场动物的大量饲养有关，由于数量庞大加上圈养环境紧迫，感染病原的机率也跟着增加。”
美国公共卫生局（PBS）指挥官艾塔爱莎（Aysha Akhtar）指出，“制造紧迫和生病的动物，就是在伤害我们自己。”朱增宏表示，世界动物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一再谈到动物、人类和环境三者的健康是不可切割，中国现阶段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致力推行动物福利法或动物保护法，禁止所有野生动物的不当利用与滥用，才是真正对疫情的反省。
撰稿人：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