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马拉雅山森林大火，到北京沙尘暴、华南大干旱，今年的世界地球日（4月22日）迎来不寻常的春天，热锅上的中国，接下美国主导的全球领袖气候峰会战帖，气候议题成了美中冲突的缓冲地带。
今年地球日以“修复我们的星球”为主题，全球气候峰会特别挑在这一天开场，不过，地球日前夕却传来坏消息。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的水准高1.2°C，2011年至2020年则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十年。澳洲科学院的最新暖化风险报告也显示，人类已经无法守住《巴黎气候协定》的1.5°C门槛。
各界关注气候议题如何在火药味浓的美中关系下走出合作模式，台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与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杨之远分析，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新疆人权、南海问题，美中气候竞合处于摸索状态，美中气候特使在上海密谈后，联合声明指出，美中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解决气候危机，美国总统拜登吃了颗定心丸，在全球气候峰会上，拜登宣布2030年美国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50%，尽管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没有提出新承诺，但从习近平的发言来看，中国必须和美国合作应对气候变迁。
“中国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2019年排放1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全球29%。”杨之远点出中国的关键角色，拜登将气候变迁作为国家安全和外交的重要核心，当欧美各国加大减排力度之际，同时要合力把中国推上轨道，否则全球气候目标的实现可能遥遥无期。
老大哥为燃煤开绿灯
这一回合的气候交手，老大哥收起野心、冷处理，行动力也明显不足。习近平喊出保守的减碳转型路径：“中国将在『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这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的燃煤电厂仍将持续开绿灯。
“这次气候峰会原本希望激起更积极的气候承诺，效果不如预期，中国并未提升目标，2025年后燃煤需求量才开始往下降，也未撤除国际燃煤投资。”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理事长、能源转型白皮书专家团队赵家纬博士说，“今年是气候行动年，不足的部分可在接下来的国际谈判桌如G7、G20，以及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透过国际施压往前推进。”
根据TransitionZero的研究资料显示，2020年中国投产了全球76%的新煤电厂，高于2019年的64%，而中国要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目标，必须在2030年前将燃煤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半。
今年3月中国公布十四五规划草案，内容也提到继续推动“清洁高效地使用煤炭”。“中国是全球用煤最高的国家，燃煤是中国碳中和的最大致命伤，到目前为止仍不断兴建燃煤电厂。”杨之远探究中国的能源结构和减碳路径，“中国专家很清楚，煤炭是中国的软肋，减碳不但是环境议题、科技问题，最后还是社会和政治问题。”
中国计划在2030年碳达峰，打的算盘是产业先行、减碳跟进的策略。杨之远表示，中国试图在2025年至2030年约束燃煤电厂的数量和投资，同时这十年内利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大幅扩增中产阶级，带动GDP成长，2030年后国家有钱了，氢能使用、空中捕捉碳等技术水准也同步提升，预计2030年以后减排速度会逐年加快，这是颠覆传统的大革命，也是艰钜的任务。
在中国达成达成气候使命之前，牛步化的脱碳步伐，无可避免拖着全球掉进气候风险的泥沼。
赵家纬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这次全球气候峰会建议，全球富裕国家应该在2030年之前淘汰燃煤发电，其他国家则在2040年淘汰燃煤，中国没有提出符合联合国要求的无煤路径；此外，中国的煤炭主要产地，地方政府仍有反弹和疑虑，中国必须尽快提出产煤地区的公正转型计划，才有可能加速脱煤。
被洗绿的一带一路
老大哥拒绝国际无煤时程套在头上，戴上限制国家发展的紧箍咒，在全球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也强调，中国在一带一路发起绿色行动倡议，当中包括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事实上，环保组织指出，中国同时也计划资助从辛巴威到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座海外燃煤电厂，绿色倡议沦为“打假球”。
赵家纬认为，从目前国际投资的资产管理趋势来看，燃煤电厂已被视为负资产，民营企业大概不会继续投资燃煤电厂，全球投资公司也陆续撤资，这次峰会韩国提出不再投资海外燃煤电厂，这是重要承诺，因为中国和韩国是国际燃煤融资的大户；接下来，中国绿色一带一路的背后意涵为何，势必会被国际检视，而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展开燃煤调控，另一方面却在海外扩增燃煤，这种政策矛盾的作为，也躲不过国际检讨声浪。
不过，这些接受中国燃煤融资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跟着风向球转向。拜登在气候峰会上承诺，2024年美国提供给国际的气候融资要加倍、适应气候变迁资金乘以三倍，海外气候援助的新机制接连浮上台面。
赵家纬认为，这些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透过美国的国际气候融资，再搭配国际货币基金推动的气候行动、去抵换外债，在类似的加乘措施下，愿意转向选择其他的能源型态，减少燃煤电厂扩增的速度。
被绑架的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是当前各国对抗全球暖化的重要政策工具，今年中国也定调为“碳交易市场元年”，2月施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碳市场即将正式启动。杨之远表示，中国早在2011年展开碳交易的试点计划，当时的碳交易体系受到很多质疑，后来碳交易市场的权责由发改委转交到生态环境部，这次碳交易体系先针对电力部门施行，大约有2200多家电力生产商，约占中国总排放量30%。
全球看好的碳交易机制，在中国却因碳价过低被认为可能“沦为形式上的制度”。杨之远分析，去年欧盟碳价每吨为36美元，美国加州约为17美元，这段时间中国碳排放交易价格有高有低，平均价格大概是每吨6美元，这么低的碳价能否促使电力公司投资绿色结构和技术，这是一大问题。
赵家纬表示，现阶段中国的碳价无法充分反映减碳的诱因，而是屈从于高碳排产业的需求，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建议，2030年前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要提升至75美元，才有可能达到减碳要求的强度。
除了碳价外，杨之远认为，参与的电力公司要公开碳排放数字，政府也要提高罚款，行政稽核和监督不能发生官官相护，或是有人为弊端，中国碳交易市场才能成功。
随着欧盟、美国即将开启碳关税时代，习近平日前在中法德领导人气候峰会抨击，“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攻讦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一字一句折射了中国减排滞后的困境。赵家纬指出，欧盟碳关税正值草案研拟阶段，法案内容预计6月出炉，习近平的“贸易壁垒”直指欧盟的碳关税，试图削弱对国内产业的冲击。
被抹黑的绿色能源
绿色产业也是新一轮的国际竞合地盘，中国如火如荼发展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不过，这些绿色产业大多依赖铝作为工业原料，去年中国的原铝产量占全球近60%，而铝业同时是中国的碳排大户，碳中和之路陷入复杂的难题。
赵家纬指出，新能源技术无法完全摆脱传统高碳排产业的供应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世界经济论坛规划了国际合作专案，欧洲、印度企业都响应加入行列，目前并未看到中国的重工业公司参与这个倡议计划，绿色供应链是当前趋势，举例来说，欧洲电动车业者跟当地钢铁公司合作，以零碳钢板生产汽车，形成生产端和消费端一起推动净零碳排的联合倡议，目前在中国同样付之阙如，这是中国接下来要面对的议题。
此外，人权也是中国绿色能源躲不掉的争议，赵家纬表示，世界知名人权团体呼吁，气候危机就是人权危机，近期讨论的焦点像是光伏板、晶矽原料是否来自新疆扶贫项目，国际不应该为了气候议题的合作，而在人权议题有所让步，这样反而符合中国的战略意义，违背国际共同追求的愿景和原则。
撰稿：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